唐万新:风险失控又一人



 文/王世渝

  

  对于德隆系而言,成也唐万新,败也唐万新,这是不争的事实。

 唐万新:风险失控又一人
  唐万新是个性格极其鲜明、优点缺点都极其清楚的企业家。他可以毫不示弱地和华尔街任何一个金融家去谈经论道,也可以像一个土匪头子一样钻深山、拜山头。把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的东西高度集中于一个人。唐万新身上有很多东西可以用惊人来描述-惊人的学习能力,惊人的记忆力,有惊人的吃苦耐劳、坚韧不拔的毅力,还有惊人的心理承受能力,惊人的人格魅力。他身上最大的缺点就是骄傲、自负的性格。一个人纵然有一万个可以让你成功、让你辉煌、让你名垂千古的优点,但只要有一个容易骄傲、自负、自满的缺点,就足以毁掉你的一切伟大。有人说,唐万新命里就是大起大落的人,这一次惊世骇俗的惨败应该是他最大之落,最后之落了。

  

  人类历史上最为惨烈的一场金融风暴还在席卷全球,各国政府正在举起各种抗击手段奋勇拦截。目前,尚难以评估这次金融风暴会造成多大的财富损失,影响全球经济的程度多深,给经济全球化和各国经济走势带来什么变化。

  非常引人关注的事件是,一年前还不可一世、傲视群雄的世界五大投资银行--摩根士丹利、高盛、美林、雷曼兄弟、贝尔斯登,竟然破产两个、托管一个、转型两个,遭致毁灭性打击。掀开华尔街波澜壮阔的历史会发现,这几个机构没有一个不是在100多年里历经坎坷,在多少次兼并、重组、整合的过程中,一路风雨飘摇走过来的。多少次闪电雷鸣,多少次大浪淘沙、惊涛骇浪都过去了,为什么却过不了2008?到底是分业经营的问题还是混业经营的问题?

  到底是金融监管的不力还是金融服务供应过度?到底是周期性经济危机的必然性还是资本主义到了帝国主义最为脆弱的最高阶段?至少,我们现在还难以下结论。

  比较中国金融市场和华尔街的倒掉,对于起步不到20年的中国资本市场和刚刚开始建设的中国现代金融服务体系来讲,意义更为重大。如果我们不能深入研究金融危机暴发的根源、时机、导火线、方式、破坏性,以及对危机的防范、拦截、化解,从而找到中国国情下,构造中国现代金融服务体系的方法,我们很难说,躲过了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躲过了这次全球性金融危机的中国,会在下一次金融风暴中幸免,或者说,是否会成为下一次金融危机的发源地。

  

  友联模式

  笔者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金融倒闭案德隆事件的全程参与者。在本轮金融风暴中反思德隆事件,或许能获得一定的借鉴意义。我作为核心成员参与了"德隆系"现代金融混业平台"友联战略管理中心"的策划、设计、组织、实施,并亲历了整个崩溃过程。德隆事件虽然与本次金融危机没有任何关系,但我们完全可以从多个角度来理解、分析、认识这次金融危机,思考中国现代金融服务体系的构建。过去一直有观点认为",友联"这样的金融平台走得太快,太超前,

  因而招致失败。我不赞成这样的观点。

  "友联"完全是基于中国现实经济水平和金融服务水平而构造的一个金融混业经营平台。从构造的主体、构造的条件、构造的背景来看,有些生不逢时。从构造的主体来看,如果不是德隆,或者德隆是国有企业,结果也许会不一样;从构造的条件来看,德隆一方面在一年半时间里,神不知鬼不觉地收购了20来个金融机构,同时,还要搭建混业模式,自身条件非常草根,也非常脆弱。"友联"的混业模式从法律、市场、监管、盈利模式都作了很详细的研究和设计,完全符合当时的现状。至今,也是中国目前市场上非常需要的服务模式和服务产品。

  "友联"完全没有脱离今天中国经济的现实,去简单地模仿华尔街的东西。虽然我们研究了华尔街及发达国家金融服务的许多产品,但设计成自己运用的金融产品时,完全是当前中国市场所需,又很实用,又很有竞争力,有些完全处于服务空白的产品。这是友联和华尔街的本质区别。华尔街是金融服务超越了市场需求,而友联则是在适应和满足市场的需求。

 "友联"的模式完全是防御性的,民族性的。2001年,中国签署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协议后,逐渐开放金融服务市场。以中国当时及今天的金融服务水平,无论在资金实力、专业人才、金融产品、盈利模式方面都无法与华尔街较量,友联希望通过自己对中国的熟悉,所具有的本土优势,成为一支对抗力量。后来几年发生的现实,证明了德隆当初的预见。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国外各大金融机构、各种金融产品、各种资金通过各种渠道年复一年地向中国渗透。他们完全可以在中国金融市场中找到自己的业务空间,既可以满足巨大的需求,又不会和中国金融机构在较低水平上正面竞争。一个一个优质企业,被境外私募股权投资(PE)廉价投资,然后到香港、伦敦、纽约去高价退出,"PE英雄"成为时尚新宠,继IT资本盛宴之后,再次分享一顿顿大餐。当我们无助地目睹一个又一个资本掠夺案例;当保尔森以中美战略对话为平台一次又一次紧叩中国金融大门,给中国金融服务市场施加巨大压力,企图向中国倾销美国过剩的金融产品时,没想到华尔街后院起火了。用夏斌的话说,"美国人被中国人酿制的酒给灌醉了"。

  

  四大疑惑

  我们终于可以庆幸,我们不但躲过了华尔街金融资本在中国长驱直入的机会,还免受了这轮金融危机更为残酷的肆虐。而对如此纷繁复杂的局面,我们有许多的疑惑需要厘清,否则,会产生对中国金融乃至经济发展的方向性错觉。

  疑惑之一:如此强大的美国现代金融体系却如此不堪一击,是不是金融业越发达越危险?中国是不是不要走现代金融服务业之路,用封闭、保守的金融市场体系支持中国的实体经济?

  中国经济经历了改革开放30年,我们的发现,由于体制改革的优势,市场巨大,劳动力充足,中国经济取得了巨大成就。一系列经济法规的建立,资本市场的设立,银行改革,监管体系的建立保障,支持了中国经济。但是,金融服务水平低下,跟不上企业发展的需求,跟不上经济发展的需求,跟不上产业结构调整,产业升级和科学发展观的需求现象也十分严重。产融结合在中观层面更是缺乏战略指引也缺乏战略支持。不走现代金融服务道路,中国企业的金融服务市场迟早还会被金融危机冲击过后苏醒过来的国际金融服务巨头所占领。这不仅会让产业领域的资本利得大量流失,还会让本土金融机构被压迫在狭小的市场空间里。

  疑惑之二:1933年的金融危机之后,催生了华尔街分业经营的法案。金融混业、全能金融机构成为罪魁祸首;而本轮金融危机却导致单一投资银行主导的模式受损。高盛、摩根士丹利引以为骄傲的单一投资银行转型成了银行混业模式。历史的翻来覆去会让中国选择什么样的金融发展和监管模式?到底是金融控股还是银行混业,还是多金融机构平行模式或者继续坚持分业经营?

  不论怎么选择,至少应当尽快结束现在的监管放任的自由状态。现在,中国金融服务市场处于既有分业又有混业,同时既非分业又非混业的混乱局面。法律上是分业、市场上混业;监管上分业,运作上混业。既有中信集团这样的从投资到实业,从金融控股到银行混业这样的什么都有,什么都在干的超级庞然大物;又有平安这样的以保险为平台,实施混业经营的模式。可以说,当今世界所有的金融机构模式在中国都有了。可我们的法律体系依然滞后;监管依然滞后。已经酝酿着巨大的监管风险。金融改革成功的标志绝不是一大堆银行烂账撇掉,由财政补充资本金完成上市这么简单。德隆事件的监管缺失,事情很严重了,监管部门没有作为的状况在4年前就敲响了警钟。

  疑惑之三:在华尔街金融危机暴发后,不管是房利美、房地美还是AIG、雷曼兄弟、贝尔斯登、我们看到倒下了许多个金融巨头,造成了无以计数的财富损失。我们除了看见政府应对、注资、接管、抗击风暴,以及金融机构裁员,投资银行家失业,总裁画像被涂鸦,总裁辞职等事件外,我们没有听说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挪用保证金、操纵市场、大股东占用资金、行贿受贿、内幕交易等一大堆中国金融机构的常见病,也没看见抓来一大批人判刑、罚款,向社会交代了事。一个德隆系,被抓了100多人,南方证券、泰阳证券、武汉证券、闽发证券若干个证券公司高管成群结队地成为囚犯。到底是中国资本市场真有这么多坏人,把他们全抓起来才能彰显中国的司法严厉,还是我们法规不健全,不能适应市场的变化?体制的滞后,监管的缺失,法规的不完整造成的市场混乱和损失,让成群结队的金融从业者去承担如此重大的责任,是他们能承受得了的吗?我们是不是应当从华尔街风暴中反省一下自己呢?

  疑惑之四:在华尔街风暴中,美国政府对房利美、房地美、摩根士丹利、高盛、美林等机构的救赎分别采取了多重拯救方式。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措施是向各机构补充资本金,此举被称为"国有化行动"。但财政部长保尔森很明确地告诉世界,此举并不意味着市场化程度最高的美国金融机构要走国有化道路,一旦渡过了危机,政府资本就会选择退出。

  这一行为说明两个问题:第一,虽然美国是全球市场化程度最高的国家,但市场出了问题,政府并不是袖手旁观,任其发展。关键时刻,政府强力救市,刻不容缓;第二,政府态度十分鲜明,国有资本的介入只是暂时性的,策略性的,并不会改变美国的市场化方向。

  中国的情况就有些不大一样。2000年前后,成立华融、信达、东方、长城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均由财政出资本金,分别承接了工商银行、建设银行、中国银行、农业银行四大银行数以万亿的不良资产。按当时的计划,作为过渡性资产处置企业,本应在完成资产处置任务后解散。但8年过去了,不仅没有解散,反而以不明不白的特殊方式生存了下来,成了说不清楚的历史遗留问题。

  中国也曾暴发大面积的投资银行危机。在世纪之交,曾突击批准设立和利用信托、证券分离,关闭期货交易所的机会,涌现了一大批证券公司。但随着2001年开始的漫长熊市,在2004年前后几十家证券公司分别因为经营亏损、挪用保证金等问题纷纷引爆巨大亏空,资不抵债数倍于资本金。对于同样的机构危机,中国却采取了另外的办法。凡是民营控股的证券公司关的关,并的并;国有控股的证券公司就由国际资本进行补充,继续经营。几年下来,除了少数证券公司,几乎所有证券公司都被国有化了。一番清理整顿下来,中国的证券公司依然沿袭着单一的盈利模式,靠天吃饭的商业模式没有任何变化。

  就像德隆事件是我们高成本的样本一样,金融危机是更大成本的吸取教训的样本,我们不能从中一无所获。

  

  (作者为北京安控投资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曾经德隆》一书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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