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中国经济周刊》评论员 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11月份，中国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PPI）同比上涨2.0%，创下31个月以来的新低。 PPI增幅下降之快异乎寻常，因为在7、8月份，该指数增幅尚在10%以上且连续创下12年以来新高。若这种急转直下的势头继续下去，未来数月中国的PPI增幅很有可能降至负值。再加上中国的消费类制成品存在显而易见的供过于求，通常情况下居民消费品价格指数（CPI）增幅总是小于PPI增幅（如10月份两者分别为4.0%和6.6%），因此，我们有理由担心，中国经济已经面临通缩风险。 通货紧缩的危害自不待言，直接导致本轮通缩的各类诱因也很明显，譬如说，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大幅回落、国内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明显放缓，等等。但当下真正需要认真对待并予以厘清的要害问题是，为什么中国的通缩之虞来得如此之快。只有搞清楚了这个问题，才能挖掘出中国经济冷热不均、起伏不定的深层次原因，已经展开的防治通缩努力才能不会成为下一轮通胀的不当铺陈。 回顾30年改革开放历程可知，中国的经济调控往往是将通货膨胀而非通货紧缩作为头号“敌人”来进行防范的，因为高储蓄、高积累、高投入的增长模式总是暗含着投资需求膨胀的倾向，加之政府主导下的投资效率较低，以及2002年起由“入世”而骤然激活的出口潜能又如此之大，此三者叠加引致过去多数年份中总需求的确大于总供给。 但是，中国的通缩压力即使在这些年份中也是一直存在的，今后甚至还会取代通胀压力成为中国经济运行过程中必须面对的长期矛盾和主要矛盾，原因如下： 其一，中国高储蓄、高积累、高投入的增长模式除了暗含着投资需求膨胀的倾向，同样暗含着抑制居民收入增长的倾向，这种“同一硬币的两面”长期作用的结果必然是，中国的有效需求，尤其是消费需求水平低于供给水平且缺口越来越大。 其二，盲目投资和重复建设不断加剧生产能力相对过剩。有资料显示，自上世纪90年代起，中国的存货比例经常保持在约占GDP3%这一畸高水平，由此导致的企业盈利不足不仅进一步抑制居民收入增长，而且还会打击民间投资热情。 其三，中国已于1996起彻底告别“短缺经济”，其后数年，中国也一直面临通货紧缩的风险，直至“入世”这一外生变量发生突变才又重新面临通货膨胀的风险。但是，这种突变毕竟是一次性的，依靠这种突变带出的外部需求剧增很难成为常态。 上述三点原因共同构成了通货紧缩的内在逻辑，只需形势稍有变化（如次贷危机爆发）即可瞬间演化为既成事实。 治理通缩的常规手段是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其目的在于通过政府引导拉动需求。根据以上分析可知，这类做法能收一时之效却未必能够长治久安，因为政府主导下的大规模投资在一定程度上是对高储蓄、高积累、高投入模式的强化。从历史经验看，如果运用不当，甚至还会引发滞胀。
通过政策刺激保持适度的经济增速只能作为治理通缩的短期任务，中长期的任务应该设定为通过鼓励技术进步、理顺分配关系、完善投融资体系等措施，改变“三高”式粗放增长模式。因此那些又在热衷于“跑部钱进”、“大干快上”的地方政府务必清醒并自省其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