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 李鸿谷 1978年，东莞县外贸出口3938万美元，创汇总额3938万美元。这是中国其他内地的县所不具有的一项优势。我们的问题起点是：东莞县将从这部分创汇收入里分得几成？
这个疑问在东莞已经找不到准确答案。不过，这个额度问题却是当年广东省委书记王全国（当时设有第一书记）跟中央商讨的关键问题之一。他统计的数据是：1978年广东外汇收入20亿美元以上，但留给地方使用的只有4%。王全国代表广东，希望中央将这一比例扩大一些。当时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结构，王全国描述广东实际，“广州市引进香港会得丰棉纺织与染整后处理全套设备的项目，从1978年8月开始洽谈，中央10月份批准同意，直到1979年3月办完银行担保手续，前后将近8个月”——“中央的权力太大了。” 观察中国改革开放的广东如何先行一步，或许将政治问题化约为财政问题，线索将更清晰。但是，失去政治背景观察，亦将褊狭。1978年，邓小平一年时间有着极高密度的出访国外与视察国内城市。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者张爱茹寻找邓小平“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之源头，最后认为始自这一年邓小平在天津的视察。这是真正有价值的政治背景。 回到当年王全国面临的具体问题：广东每年财政上交中央多少合适？财政部和国家计委要求12亿元，而广东则认为8亿～9亿元才能保证发展。最后的结果，一年多之后，1980年3月终于达成一致：广东每年财政上交中央10亿元。在达成这一数字之前，中央已经对广东许多改革措施给予确定，这其中当然包括设立特区等一系列政策。 1980年，中国开始进行财政体制改革，在多数地区实行“划分收支、分级包干”的新体制，在广东实行的是“划分收支、定额上缴、五年不变”的财政大包干体制。在“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治主张下，财政部财科所的《中国财政管理体制改革10年回顾》里，将这年开始实行“分灶吃饭”命名为：分权体制。 前一年，邓小平成为美国《时代》周刊的封面人物，撰稿人描述“西方人可能会觉得非常费解”的关键是：“为什么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民族在极短时间内能够来个180度大转弯，如同让航空母舰在一角钱硬币上转圈？”或许分权体制是这一问题的答案之一。 在这一背景下，我们的考察相对微观，有着3938万美元外贸出口收入的东莞县如何突围。当年的县委书记李近维的反应很直接：“争夺香港资源。”那一时期的香港经济，一般描述都将其定义为“从工业化走向多元化阶段”（1971～1981年），“从上世纪60年代后期起，采取出口导向型策略的新兴工业经济地区逐渐增多，竞争日趋加剧。台湾地区、韩国的出口额在上世纪70年代前期先后赶上香港地区。与此同时，发达工业国家有经济衰退迹象，保护主义抬头”。外力的挤压下，劳动力与土地成本更为低廉、且交通相对方便的深圳与东莞自然成为香港小资本商寻找的发展之地。 有着外贸经验的东莞县，以“三来一补”方式，迅速建立体制承接了这部分急需转移的香港资本，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县由此转型。这之后10年，中共中央办公厅来此调查，结果表明：“这几年，东莞市已有2/3的农村劳动力从事非农产业。”而且这一年，外来务工人员首次超过本地劳动力，东莞开始吸纳并解决全国劳动力就业问题。如果将观察东莞变化，由数据转入更为内里的制度结构，它的“三来一补”方式的结果，亦如中央与地方“分权体制”一般，构成了“市—镇—村”三级结构的分权模式。这是它能够高速发展的基本动力之源。 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再次形成挤压力，只不过这次形成转移的是台湾IT业。东莞再次承接这部分转移资本。比之前10年“东莞奇迹”的描述，这次被命名为“集聚效应”的产业转移，成为经济学家更为注意的现象。它提供了产业转型与升级的另一种可能性的示范。 30年时间，2007年东莞市生产总值达3151亿元，比1978年增长119.8倍。而在全国综合经济实力百强城市里排名，东莞亦排名第12位。当年的农业大县，目前统计第一产业（农业）所占比重，仅为0.4%。 在英国剑桥大学“马歇尔讲座”的讲演里，林毅夫称，“在发展中国家，政府是最重要的制度安排”。以此论观之，无论前述中国的中央/地方结构之变的制度安排，还是东莞自身形成的地方制度结构，都有可深入探究之处。东莞城市演变的历史及其成就，是我们观察这座城市的起点，中国高速发展被认为的“比较优势原则”，在这座城市有着近乎标本性价值的体现。土地、劳动力、资本这三项核心要素在此的演绎，及其与之对应的制度安排，差不多浓缩了30年来中国发展的大部分情景。 东莞，作为一种标本的意义，当然重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