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系列专题：《经济危机，你准备好了吗？：大萧条时代》
大萧条的缓冲作用，稳步发展的农业机械化，以及由过剩（跟匮乏同样令人绝望）所带来的自然震荡，在这样的背景下，整个30年代有350万个家庭——美国四分之一的家庭——不得不接受公私救济也就不足为奇了。这是美国生活的新起点，一个长期以来咬紧牙关、坚持独立的群体终于举手投降。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这种乡村贫困得到充分认识之前，大萧条的早些年还见证了从农村到城市的传统人口流动的一次逆转，仅上一个十年，传统的人口流动就让城市净增了600万人。1930～1933年间，美国历史上破天荒第一次，这样的流动突然放缓了，并且，实际上开始朝相反的方向倒流。无所事事的年轻人离开了大都市的人行道，到乡下的亲戚朋友那里去避难；食不果腹的家庭试着自己动手种点粮食；西弗吉尼亚、田纳西和肯塔基的失业矿工们回到了他们古老的边缘土地上。在1932年，农村人口净增了将近30万人，到1935年，大约有200万5年前还生活在城里的人如今生活在乡下。 然而，自20世纪30年代中期往后，老的趋势得以恢复，尽管速度是如此迟缓，以至于整整十年，城市新增人口还不到20年代的一半。这个过程与经济复苏的缓慢上升是合拍的。也正是在这之后，随着本地人的返回，乡下人越来越无趣，而且，对灯红酒绿、电影和抽水马桶的回忆，甚至比对干草和苹果花的记忆更令人怀旧。此外，当救济和公共工程都转到了联邦政府手上的时候，乡村生活显示出了另外一些不利。乡下通常更难获得帮助，家庭所分配的东西也更少，乡村放逐涉及到居住需求的丧失。因此，很多人都采取折衷的办法，在人口中心的郊区安营扎寨。而且，像从前一样，城市的召唤继续不可抵抗地在野心勃勃的年轻人的耳畔回响。 传统上，农村家庭通常儿女众多，而他们当中二十几岁的时候在市区成家立业的人所占比例也很高，在这二者之间，有一点很清楚：充满活力的新鲜血液的不断注入，依然在充实着城市的血管。在30年代，大约有150万年轻人从农场和乡村移民到更大的社区中。关于选择性的因素，尚没人做过真正科学的研究，但威斯康星州社会学家爱德华?A. 罗斯提出了一个后来被广为传播的观点，当时，他把那些已经枯竭的地区比做“主要因为鲶鱼和亚口鱼而被捕捞殆尽的池塘”。 子女最多、败得最惨的是谷租佃农。在地主与佃农关系的阶梯上，他们属于最低一档。现金地租是最有价值的，佃农用它来提供流动资本、支付固定地租、保持所有利润。现金地租在“梅森－迪克逊线”以北——1930年包含了超过四分之一的佃农——相当普遍，而在它的南边却几乎不为人知。用收成的一部分交地租（地主支付某些生产费用，佃农提供劳力、牲口、工具和种子），以及用一定比例的可销售作物支付地租，在北方和中西部都是最常见的方式。还有一种类似的资产与利润分享机制，被称做家畜共享出租，在中西部各州的乳品业和养牛地带很是盛行。
但在棉花王国，盛行作物租种，佃农通常只需贡献出自己和家人的劳动力，得到的回报是他所种植的一半的棉花和三分之一的谷物。贫穷的佃农向地主借钱购买食物和衣物，否则的话就求助于其利息可能高到50%的信用商人。这些贷款经常相当于常年的施舍，使倒霉的债务人沦为实际上的做工还债者，在那块像自己一样被残酷剥削的土地上辛苦劳作。很多地主发现白人更不听话，于是便开始优先选择黑人，他们对计算更糊涂，对东家更顺从。白人佃农因此被迫沦为农场劳工，或者随季节的变迁而在不同的地方辗转漂泊。三分之一的人在同一个地方再也呆不了一年。耕作和保养的方法因此助长了丢三拉四的浪费，很少人想到保存土壤，修补屋顶或栅栏，送孩子上学，或者在社区的社会生活和教会生活中扎下根来。“那有啥用？除了生计，我啥也得不到。”这句话成了对所有批评的常备回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