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系列专题：《经济危机，你准备好了吗？：大萧条时代》
在迁居管理局及其继任者FSA的努力下，1935～1939年之间，总共大约有125万人被给予某种形式的金融帮助，为自力更生做好了准备。到1930年代末，有史以来第一次，从租佃到所有权的适度逆转清晰可见，特别是在南方白人中间。FSA自然无权独揽所有的功劳，但可以肯定的是，它在这个方向上的拉动是强有力的。新政为了失地者和贫困者的利益而作出的这些努力，决不是联邦政府与农业的故事的全部。在1940年生活于农村的3,200万人当中，典型的家庭既没有接受救济，也不像绝大多数佃农和季节性劳工那样在贫困线附近挣扎。然而，独立农户的命运也并不是什么好运。多亏了他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那些年里的长期萧条，他们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例从1920年的15%下降到了1929年9%，以及1933年的7%。原因有很多：世界性生产过剩这把利剑砍入了农民的犁刃；1930年的霍利－斯莫特关税法案；国内大企业的包围，迫使农民在贸易市场中总是低价卖、高价买；缺乏资本让他们的农场实现机械化，以便跟上大生产者；干旱和土壤损耗。另外，他们还不得不面对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消费者的品味始终在变化。棉农们苦苦思量的，不仅有一些新兴地区（像亚利桑那州和加利福尼亚州、东方和南美）更廉价的产品，而且还有合成纤维的出现。至于饮食习惯，有一点很清楚：谷物、马铃薯和肉类正在对祖辈们的传统大餐避之唯恐不及的一代人当中逐渐流行。
诚然，某些农场经营者吃得更好。在维生素运动的帮助下，柑橘类水果的人均消费量在1920～1940年间将近翻了一倍。到1940年末，多亏了健康教育以及日益为城市居民所热衷的易消化饮食，乳品行业的销售总额高达1,355,000,000美元，高于肉类产业的任何分支，也远远超过了任何农作物。同样，商品蔬菜园主也受益于下面这个事实：普通家庭多汁蔬菜的消费量是50年前的两倍。但是，在淡季、旺季的兴衰交替中，大多数农民总是嘟嘟囔囔地抱怨：他们——那些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例最小的生产者——控制了自己产品的价格。胡佛政府和罗斯福政府都曾试图面对这种抱怨。 第一项重要提案是胡佛政府1929年6月15日通过的农业市场法案，创立了联邦农业局。通过创办农民合作社和金融稳定公司以购买和控制剩余产品，农业局希望稳定农产品价格，削减中间商的丰厚利润，但它陷入了两种糟糕的误算。首先是世界萧条的紧迫；其次，其降低产出的口号（“种得越少，收得越多”）并没有让普通的、手上长满老茧的个人主义者转变观念，他们抱着获利的希望加快了生产，丝毫不理会自愿控制，这样就迫使价格更低。农业局的运作（主要小麦和棉花上）花掉了3.4亿美元，喂肥了投机者，但丝毫也没能阻挡住雪崩。 1931年，当南方的棉花收成创下历史最高记录的时候，农业局绝望地建议：把正在生长的棉花每三行“翻耕”掉一行。但肥沃的土地还是被过剩所淹没，在后来指责翻耕的反新政批评者当中，很少有人记得，这个想法曾经是共和党政府提出来的。到1932年仲夏，棉花卖到了5美分以下，小麦不到50美分，玉米31美分。终于，人们感觉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农业局要求立法，允许联邦政府控制农业产量，结果白费力气。到头来，在折腾了两年之后，农业局放弃了努力，并提出把它收购的剩余产品送给红十字会。然而，它的经验教训被新政所牢牢记取。 典型的农夫——他们相信埋头苦干是摆脱贫困的最好解毒剂——在大萧条的驱策下，表面上干活的时间更长了，并让老婆孩子跟着自己一起干。然而，其经济效果却让人更加灰心丧气。1932年，多半是美国农民历史上最黑暗的日子，每一个人都握紧了反抗的拳头。这年夏天的晚些时候，全国农民假日协会（1927年在爱荷华州成立）宣布“放假”，直至价格恢复。在脾气火爆的迈洛?里诺的带领下，假日协会实际上把康瑟尔布拉夫斯市和苏市给包围了起来，他们封锁了道路，不许警察巡逻车进入，把牛奶倒入排水沟里。内布拉斯加、明尼苏达、南北达科他以及南方和东部的不同地区，也发生了类似的示威。然而，价格并没有出现上升，反抗很快就偃旗息鼓。1933年5月初，他们的困境丝毫没有减轻，这些四面楚歌的农民投票支持举行一场全国范围的罢工，但在最后的关头被取消了，为的是给新政计划一个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