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
不再是一册“经典照片集锦”、也不再是一册“中国指南”，而是一部真诚而有分量的“史家之书”。
撰稿·燕舞（特约记者）
“对刘来说，中国不仅是个值得发现的真相，而且有关一种尚待阐明的爱。”前《明镜》周刊记者Tiziano Terzani的这句话，应该是迄今为止对美籍华裔摄影家刘香成最为精到的评价。 这句话适用于刘香成于1983年出版的摄影集《毛以后的中国China after Mao》——这本书收录了他1976年到1981年的96帧照片——1978年年底，刘香成作为《时代》周刊首任驻京摄影师来到中国；其后，刘香成转任美联社记者，先后驻北京、洛杉矶、新德里、首尔和莫斯科。其间荣获了普利策现场新闻摄影奖。 Tiziano Terzani的这句话也适用于刘香成历时4年编著而成的大型摄影集《中国，一个国家的肖像China，Portrait of a Country》。这本由德国著名的TASCHEN出版社出版的摄影集，以英、德、法三国文字出版，北京奥运会前夕即已面世，但显然刘香成更希望这本摄影集能够在不久的将来出版中文简体字版，能够在它的拍摄地——中国，为更多的民众知晓。12月6日至21日，《中国，一个国家的肖像》同名影展在北京今日美术馆展出。 既是对个人历史的记叙，同时也是新中国的视觉记忆 采访和叙写作为摄影家的刘香成，注定将成为一件让记者极有挫败感的工作，因为他如何精准捕捉、呈现“毛以后的中国”，如何因出色报道苏联解体而与同事共获1992年普利策现场新闻摄影奖，有关的报道就像时尚和家居杂志对他位于景山西街那座中西合璧的四合院的报道一样多。 刘家四合院里的两棵石榴树都有100多年的树龄，84岁的侯波和92岁的徐肖冰这对红色摄影家夫妇很喜欢这里的石榴，刘香成就在送《中国，一个国家的肖像》样书时，顺道给他们送上一些新鲜的石榴，他说，徐肖冰老人已经“老得拿不起书”了。 当单向街书店的年轻听众质疑红色摄影家们的客观性时，刘香成却表达了对前辈的理解，认为他们的作品至少保证了过往时代不是一片空白。侯波拍了毛泽东7次畅游长江的照片，其中最后一次是“文革”爆发不久。刘香成认为这张珍贵照片记录的是毛泽东的一种示威：“我还有精力。”正是侯波、徐肖冰夫妇等前辈、同行包括自己在内的88位摄影师，和他们的几百幅照片组成了见证新中国60年变迁的《中国，一个国家的肖像》。11月中旬，刚从德国出差回到北京，刘香成就忙碌起同名影展12月在今日美术馆的展出。他甚至细致到会考虑届时在东方君悦酒店宴请前辈摄影师时，老人们是否吃得惯那里的自助餐。当刘香成用4年时间抢救出这60年的历史碎片时，已经有3位摄影师永远无法看到这本他精心编辑的摄影集了。 《中国，一个国家的肖像》以10年为一个单元，将新中国近60年的历史分成6个大段落，标题都是极富概括力和时代特色的，如“事实胜于雄辩”、“中国加入世界”……播放这本摄影集的幻灯时，刘香成特意选择了《东方红》、《让我们荡起双桨》、《月亮代表我的心》、《一无所有》和《春天的故事》等流行一时的歌曲做背景音乐。 “那些不能忘记的过去，是未来最好的向导”，这句话和刘香成广为人知的一张照片一起印在摄影集的封底：1981年的大连理工学院，一个滑旱冰的年轻人正单腿滑过毛泽东雕像，最形象地诠释了“毛以后的中国”。 摄影集中还有一张天安门前穿军大衣、举着可口可乐瓶子的年轻人的照片。获奖无数的《中国青年报》图片总监贺延光，在数个场合给予这张照片很高评价，认为照片中的天安门背景非常重要，而他自己1981年5月拍摄的反映卖大碗茶的照片《个体户上街》虽然得奖了，但缺乏让人一看即知的时代背景。 文化学者苏珊·桑塔格曾说过：“每一帧照片只是一个碎片，其道德与情感上的重量，取决于它的时代背景。”刘香成编辑《中国，一个国家的肖像》，正是为了探索这60年来，中国人是怎样一步步走到令人瞩目的世界中心，“我也想比较一下，50年前那场艰难的土地改革，和今天库哈斯设计的后现代建筑——奥运会主场馆鸟巢，还有由诺曼·福斯特担纲设计的北京新机场航站大楼，以及散布在机场区附近的豪华别墅群”，“这本书既是对个人历史的记叙，同时也是新中国的视觉记忆”。 视觉评论家李楠盛赞刘香成的努力：在精当的文字之外，丰富而珍贵的照片，是这部书的主干；这当然首先是因为编辑者本人即资深摄影记者，拍摄了许多在世界产生广泛影响的中国照片，亦深谙摄影是历史真相“沉默的证人”之天性，“更重要的，我以为，是刘香成编著此书的使命感、悲悯心与思想力，使这部著作超越了它的同类作品，不再是一册‘经典照片集锦’、也不再是一册‘中国指南’，而是一部真诚而有分量的‘史家之书’。” 让全世界最大的资本家来祝贺你（中国）的成功 从1976年到1994年，刘香成做了18年的职业记者，其间的顶点当然是1992年因独家拍摄到戈尔巴乔夫宣布苏联解体的瞬间，而问鼎该年度的普利策现场新闻摄影奖。 以全球唯一的华人身份摘得普利策现场新闻摄影奖后，刘香成的第二本摄影集《苏联，一个帝国的崩溃》也于1992年出版。这本摄影集由一位泰国华人的印刷厂印制，对方有意约请他合办一本《中》月刊。这本英文名“The Chinese”的杂志虽雄心勃勃地欲以大图片报道海外3000万华人，但它在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中未能幸免。当刘香成试图把《中》转手给时代华纳时，时代华纳拒绝了《中》却选择了刘香成。“刘先生对于中国新闻摄影观念变革起过重要的启蒙作用”，直到2006年，财讯传媒集团副总裁杨浪还惦记着：“他还有一个做一本视觉杂志的期待，不知可能实现否？” 香港回归后，刘香成开始了3年的时代华纳驻中国首席代表任期；2000年9月至2005年9月，刘香成加盟默多克的新闻集团，任中国区高级副总裁；离开新闻集团后，刘香成又进入美国Creative Artists Agency(CAA)任高级顾问，CAA旗下有基努·李维斯、妮可·基德曼、李安等众多大牌艺人,每年有45%的奥斯卡获奖者来自CAA。刘香成全面负责CAA在中国的咨询和公关。 可以说，从1994年开始，暂别照相机的刘香成的工作重心之一就是协助国际媒体集团进入中国，拓展它们与中国政府的关系。其中，2002年3月协助默多克的星空卫视落地广东，无疑是一个大手笔，尽管西方媒体迄今在大陆尚未取得商业成功。 当笔者向他求证成功之道时，刘香成打起了太极：“（关于这个）将来要写一本书。”“闷声大发财”的低调是刘香成游刃有余的生存智慧的一部分，他只是强调要让国际媒体集团产生与中国的正向相关的利害关系，“不能你说你的，我说我的。” 刘香成最愿意举例的是1999年成功参与策划上海全球财富论坛。无论是当年从美联社的新德里分社转战莫斯科分社，还是考量戈尔巴乔夫1991年12月25日晚宣布苏联解体的悲情，刘香成都习惯更宏观地将1917年“十月革命”后社会主义苏联的建立，看成是现代知识分子精神的分水岭，因为自此以后出现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对垒这一“很有意思的事件”。 所以，在中国建国50周年的大庆之际，多年的新闻敏感让刘香成奔涌出“搞大”的灵感：“让全世界最大的资本家来祝贺你（中国）的成功。”刘香成的道理很简单：时代华纳当时一年的经营收入比整个新西兰的国民生产总值还要高，而新西兰的总理下一届还可能被选下去，时代华纳的高层人事变动则相对较小，请新西兰的总理来还不如请时代华纳的老板来。 刘香成的创意得到了北京和上海有关方面的首肯和支持。最后，世界500强企业中有380多位公司首脑莅临上海，“那时那刻，走到黄浦江边看烟花，让他们自己留下（对中国的深刻）记忆。” 无论是在中国建国50年大庆之际策划上海全球财富论坛，还是在建国60年大庆前夕主编《中国，一个国家的肖像》，刘香成始终能把握这个时代的热点。2001年12月11日，中国正式加入WTO并成为其第143个成员。预料到这将是中国市场经济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点，刘香成高价约请艺术家王广义创作了油画《WTO》：工人手中的红宝书里跳出“WTO”，受冲击最大的银行、汽车、电影、电信等四大产业对应的英文单词醒目地点缀在画面上……刘香成最喜欢的肖像就是手捧相机和这幅《WTO》在一起。 中国要以平视的心态去看西方 尽管以摄影知名，但刘香成一再表示旅行途中并不随身携带相机，这个衣着考究的男人身上并没有战地摄影记者那种“誓与相机共存亡”、“近些，再近些”的局促和紧张——这让人容易联想起战场上运筹帷幄却并不佩戴枪支的领袖，其豪宅里也看不到一幅自己的摄影作品——仅有的两幅都是别人的作品，一幅还是以他最得意的1999年上海全球财富论坛为背景——他被虚化在中间的某个位置上。 1971年秋天，从纽约Hunter College的国际关系专业毕业后，刘香成曾在《生活》杂志师从著名摄影师、亨利·布列松的好友Gjon Mili实习9个月。就像Gjon Mili在他实习期间从不对照片进行单纯的技术主义分析一样，刘香成多年以后向他的崇拜者宣讲得最多的也是“思想决定了你怎么拍照”、“先有思想，后有画面”。 在刘香成工作室专用信封的右下角，写着“人文的中国（1949-2008）”。大学时写论文研究过法家的刘香成，现在更多时候表现出一个知识分子或思想者的面相，或者说他深知并且享受形而上的魅力，形而上可以控制和指导形而下。所以，11月2日第一次采访刘香成，他谈得最多的是作家阿城和旅美作家查建英关于８０年代的对话中对“常识”和文化传统、文化记忆的强调。 11月19日，第二次采访刘香成，他拿出了美国南加州大学东亚系系主任唐小兵教授的一篇近作《知识分子与文化民族主义的迷思》。这篇两页纸的文章是从杂志上撕下来的，看得出这位高级公关一如既往地保持着对中国现状和社会思潮的热烈关切，他非常认同唐小兵的判断：晚清以降的文化激进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思潮，“这两种对待传统文化的不同态度，其实共享着相同的历史前提，那就是无论反传统，还是高扬传统，都是发生在一个曾经强大而后落后挨打的弱国之中，因此，对于传统文化的反叛或者回归，其根本的落脚点，往往并不在文化，而是在国家，准确地说就是曾作为‘东亚病夫’的中国人如何铸就一个现代化的民族国家，正因为这个原因，中国的文化民族主义，从一产生以来，就是一种政治性的文化民族主义，承载文化民族主义的主体不是文化，而是国家。” “过去中国人要么自卑，要么就是与人吵架，为什么不能很平衡地去做事情呢”，刘香成对中国近代以来历次极端化的政治运动多有反思，他期待着出现与中国人口和经济规模匹配的千万份发行量的大报大刊，“平心静气地交换意见、评论话题。中国要以平视的心态去看西方。” 当国内摄影界把图片看成山水、风景或者现在流行的新概念和艺术形式时，刘香成警惕的是“总放在一个框框里”，这也是国人考察其他问题时的惯用思维模式：“为什么我们没有一个理智的东西？” 刘香成一边谈论着这些凝重的话题，一边拿着专门从伦敦带回来的海鲜饼干逗他的两条宠物狗。两条狗经过了意大利训狗师的调教，听到刘香成“Down”、“Stay”的口令时总能不违主人心意。巨大的商业成功让刘香成能过上他人艳羡的优渥生活，但在一年四季飞来飞去、工作语言不能使用汉语的表象背后，刘香成仍然继承着父亲刘季伯那一代报人的家国情怀。 父母亲在1949年国共政权易手时选择了去香港而不是台湾，父亲在一位中共地下党员的牵线搭桥下成为亲共的《星岛日报》的评论员，1960年代又成为进步报纸《大公报》的国际新闻编辑。 刘香成1951年10月出生于香港，3岁时随母亲回福州老家，1961年又再次回到香港。他的经历总让我不禁想起和他有近似点的凤凰卫视评论员曹景行——尽管这样的联想也许是刘香成不喜欢的，刘香成也不像长他4岁的曹景行那样对香港有较深的感情——历史的巧合是：曹景行之父曹聚仁当年和刘季伯面对面地坐在香港《大公报》的同一间办公室。 历史就是这样宿命或者神奇，刘香成也自觉或不自觉地生活在一个传统中。他经常得配合记者回忆那个高朋满座的30岁生日，新凤霞送了他有寿桃的画，黄苗子题字，而侯宝林则教他如何吃螃蟹：“一条腿一条腿地吃，然后把壳放回来”，吴祖光则建议他吃完后试着赋诗一首……中国传统就通过这些特定的仪式延续并规约着刘香成的生活方式。 百年来的变革和改革中，器物与制度、体与用之争一直缠绕不休。“贪吃”的刘香成经常去五星级饭店吃饭，但他发现那些服务员倒葡萄酒时居然会洒了一桌子，“他只是穿得干净，吃西餐的经验他没有，他不知道该怎么服务。” 有时，服务员只知道一厢情愿地推荐鲍鱼和海参：“今天，我们最好的是海鲜”，可刘香成的最大心愿却是吃一碗上海正宗的阳春面：“（以前的卖面师傅）挑个担子，前面担子里是炭火，后面是清汤，加的是猪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