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文/金明辉
2008年9月，中国乳业遭遇前所未有的危机，在三鹿婴幼儿奶粉曝出含三聚氰胺之后，伊利、蒙牛等22家乳品企业的产品也被检出三聚氰胺。在此事件前，这三家企业，尤其是伊利和蒙牛，一直都表现出勇于承担企业社会责任的样子，不仅每年要拿出上千万元用于公益活动，而且频频在媒体露面，宣称坚持承担社会责任，因此，当产品被检出问题时，举国上下一片哗然。 1970年9月13日，诺贝尔奖得奖人、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在《纽约时报》刊登题为《商业的社会责任是增加利润》 的文章指出，“极少趋势，比公司主管人员除了为股东尽量赚钱之外应承担社会责任，更能彻底破坏自由社会本身的基础”，“企业唯一的社会责任是在比赛规则范围内增加利润。” 米尔顿·弗里德曼的这一观点在随后的30多年里受到批评，目前，国际上普遍认企业社会责任是：企业在创造利润、对股东利益负责的同时，还要承担对员工、对社会和环境的社会责任，包括遵守商业道德、生产安全、职业健康、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节约资源等。 进入21世纪以来，企业社会责任被赋予越来越多的内涵，很多企业家言必称企业社会责任，然而，在他们的眼里，企业社会责任似乎仅仅意味着公益性、社会性的活动。被检出产品中含有三聚氰胺的伊利和蒙牛，分别在2007和2008年发布了的伊利《企业公民报告》以及《蒙牛社会责任报告》，如今只让人感觉到讽刺！号称走在企业社会责任前列的企业出现产品质量问题，不能不让人反思企业对企业社会责任的理解程度。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张维迎先生在2007年就曾经说过：“在企业社会责任的舆论潮流下，大家赶时髦地把社会责任挂在嘴上，使我有一些担心。我觉得，很多人在谈论企业社会责任的时候，说教和煽情的成分很多，理性分析很少，这会产生一些误导。这种误导可能使我们的商业环境变得更糟，而不是更好。” 在“中国人力资源100人”发起年会上，张维迎再次谈到了“企业社会责任”，再次强调和澄清：利润就是责任，利润来自责任；一个企业承担责任的能力，决定其获得利润的能力；当利润不能成为企业家最佳的考核指标时，最重要的是健全社会制度，完善游戏规则。 企业是建立信任的机构 张维迎认为，企业是帮助社会建立信任的机构。在过去20年中，全球经济全球化，使得各种资源可以在更大范围内进行交换。全世界有60亿人，中国有13亿人，在如此大的范围内交换，面临最大问题是就是信任。信任是社会合作和交换的前提，没有信任，交换就不会发生，没有交换就没有社会分工，每个人就只能过非常简单的生活。 那么，如何建立相互之间的信任呢？不管大家多么专业的做事，如果只是靠自己，很少有人会信任你，这时候才产生了企业，企业是帮助社会建立信任的机构。 假如这个社会有1亿人，每人有一个名字，每个人都在市场上卖东西，这种情况下，很难产生信任。因为人的记忆是有限的，很难记住1亿人的名字，即使有一个人骗你了，但是你可能也记不住是谁了。如果1亿人用一个标识表示，比如用A或者用B标识，仍然没办法区分哪个A、哪个B。设想把1亿人分成100个组织，有100个标号，某一个标识的人如果骗了我们，我们差不多能记住是几号，但可能不知道具体是哪一个；如果把1亿人分成100万个组织，我们面临的问题是记住这100万很难，好处是如果我看到个比如392号组织骗我了，我就比较容易的从100万中找出谁骗我了。 我们要有一个值得信任的组织力量，企业本身就是一个名字，这个名字可以帮助我们记忆，然后我们才能够互相信任。做企业的必须记住这一点：我们需要企业，就是为了建立一种信任系统。 利润就是责任 9月12日，三鹿集团宣称，通过对产品大量深入检测排查，在8月1日就得出结论：是不法奶农向鲜牛奶中掺入三聚氰胺造成婴儿患肾结石，不法奶农才是这次事件的真凶，并立即上报，而且通过卫生部发布会召回婴幼儿奶粉的声明。对于三鹿这种推诿责任的做法，网友编了一个笑话： 三鹿董事长：我是清白的，企业也是清白的，去问问供奶的农民吧。 奶农：关我屁事，又不是我产的奶，问奶牛去。
奶牛：我吃的是草呀，问草去。 草说：关我何事，是土壤的问题，问土壤去。 土壤：关我鸟事，是旁边河水不干净。 河流：中国男足来我这洗过脚了，你问他们去。 男足：我们从小吃三鹿奶粉长大。 张维迎认为，“利润就是责任。”企业要赚钱，必须知道利润背后的含义是责任。企业本身又分为各种层级，一个企业直接面对消费者，就在消费者面前立了军令状，所有供应链环节上出的问题，都要承担最终的连带责任。蒙牛、伊利、光明三家占中国70%市场，消费者记不住其他的，只记住他们三家，他们就承担最终责任，就是负责、监管上游的奶厂，奶厂要负责监管上游的奶农，这本身就是一个责任链条。 三鹿要赚钱，就必须对所有奶厂、奶农的行为承担连带责任，如果不承担连带责任就没资格赚钱。比如潘石屹卖的房子氨气超标，是建筑公司的问题，但是，如果潘石屹不愿意为建筑公司的建筑质量、环境质量承担责任，就没有理由赚房地产的钱。潘石屹明白这一点，所以才赚钱。一个企业也好、一个人也好，越有能力，越得为别人承担，才越能够赚钱。 在企业内部，靠利益分配来划分责任。老板拿的收入是利润，承担的是100%的责任；普通员工拿的收入是成本，承担的是过失责任。老板就需要很好地建立一个管理制度，监督员工，使每个人都只干好事不干坏事。因此，利润本身就是社会考核个人行为的一种责任制。 社会制度变革至为关键 当我们知道这些口口声声将企业社会责任挂在嘴边的企业，其实连企业社会责任的最底线也没有守住时，该是我们重新思考到底什么是企业社会责任的时候了。 张维迎认为，一个人或企业对社会是不是有贡献，最重要的不是看口头上的责任，而是看这种责任的可考核性。如果“责任”不具有可考核性，就没有办法判断他是不是做了分内的事，甚至不知道一个企业是在做好事还是坏事。 张维迎认为，在一个健全的市场制度下，企业追求利润、为客户创造价值以及承担社会责任之间是基本一致的。利润，是社会考核企业，或者说考核企业家是否真正尽到责任的最重要指标。没有这个指标，我们没有办法判断企业行为是损害还是帮助了社会。另一方面，在一个制度缺陷比较严重的社会中，利润可能不是考核企业行为的最佳指标。那么最重要的是变革社会制度，使利润能够真正反映企业和企业家对社会的贡献。 “社会责任是有意义的，因为制度不可能是完美的；但它的意义也是有限的，因为缺乏好制度，责任是难以考核与落实的。对企业家来说，他们的真正责任，是在诚信守信的基础上，通过为客户创造价值，赚取利润，同时给更多的人创造就业机会，给国家上缴更多的税收。别搞华而不实的东西，今天剪彩，明天作报告，一总结一大堆，但企业搞得一塌糊涂，那是对全社会的不负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