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除了电信外，张宏伟当年想进入的垄断产业都进入了。不过，他得偿所愿了吗？
文 | 本刊记者 陈建芬
10月4日傍晚，北京凯宾斯基饭店COFFEE SHOP 的落地窗外，是飘雨的凉秋。近年来低调行事的张宏伟匆匆走来，宝蓝色西服，敞出白底黑色细纹的衬衣，依然纹丝不乱的头发。 在逾二十次的手机联系后，《中国企业家》记者终于见到了张宏伟。“我出来讲话少了，媒体露面少了，包括你们的采访，我本来都不想见了。主要原因是这个社会，你出面的机会越多，人们就会有越多的想法。做起事来不是很好做。用其它迂回的方法，有些事情处理起来，效果更好。” 如果说改革开放三十年是一场球赛，那么，上半场，张基本上走的是实业家路线。1978年，张宏伟领一帮乡亲，拎着泥桶，扛着铁锹，走出呼兰县杨林乡，开始承包建筑工程。1984年，东方建筑工程公司成立。1994年1月6日，张任董事长的东方集团（600811.SH）成为中国第一家上市私营企业，一举融资约2.6亿元。从此，张宏伟开始了作为投资家的下半场。 “这个世界是资本的江湖，不是实业的江湖。”张宏伟说。 作为“中国民营企业第一人”，他曾创造过诸多的“第一”，不过，真正让江湖记住的还是张宏伟突破国企垄断领域的种种超前之举。 从1994年入股锦州港开始，张宏伟，这只“海面下的巨鲸”，以机敏过人的嗅觉和行事能力谋局进入港口、金融、电信（参股吉通未果）和零售业。可是，临近三十年下半场终局的哨声吹响，那个张所长袖善舞的“资本江湖”似乎正在离他远去：被迫卖掉问题重重的新华人寿；向外资出让自己念兹在兹的东方家园51％的股权，而最早进入的锦州港，则在辽宁省政府的意志下，被“塞”进了第二大股东大连港集团…… 张宏伟曾经的光环正在黯淡，不过，作为中国改革开放最早的一批企业家，30年后，能够“活着”已经相当不易。“你问我为什么还能剩下来。当然是天的保佑。天不仅指上天的天，还有政府那边的天。” 夜色渐深，张宏伟站起、转身离去的那刻，说话时一直神采奕奕的眼神，现出一抹深重的疲惫。 张宏伟的放弃 “单凭建材和金融这两项，我们也能在2008年进入世界500强。”这是2004年张宏伟说过的话。不过，四年过后，物是人非。建材卖了，保险卖了，2008年世界500强的榜单上，也没有东方集团的名字。倒是刘姝威对于东方集团2008年上半年年报的分析，更接近现实，“公司原主营业务建材出现明显下降，同时该项业务已经长期亏损。未来将以对锦州港和民生银行的投资作为利润主要支撑。” “张宏伟将东方家园的股份卖给了外资。”江湖上多年的传闻，终于变成了现实。东方家园在全国有25家门店，规模仅次于1999年与其同时在中国起步的欧洲建材连锁巨头百安居，位居全国第二，不过却长期亏损。业内人士指出，张败给了百安居、家得宝等外资巨头强劲、快速的扩张，更败给了自身的经营管理能力。 不过，东方家园并不像当年所热烈讨论的，卖给了家得宝或百安居，而是卖给了外资投资基金。瑞寰资本控制的ARCH投入7277.7万美元，约合5亿元人民币，持有了东方家园家居建材商业有限公司51％股权。而东方家园25家门店的物业管理业务等注入东方家园另一子公司——东方家园实业有限公司，上海正大景成企业发展有限公司受让其47.76％股权。 张宏伟解释，瑞寰资本是专门做零售业投资的外资投资基金，正大景成是内资。东方家园分拆成建材零售和相关物业管理（国家政策限制外资进入物业）两部分，分别引资。 锦州港的情况也发生了变化。2008年9月，张宏伟再度当选为锦州港董事长，“这是又一次历史使命，因为大连港进来了。”早在3个月前，锦州港向大连港定向私募19亿元。此后，第一大股东仍为东方集团，但持股比例从之前的24.33％摊薄至19.73％；第二大股东易主为大连港集团有限公司，持股18.9％。“大连港集团进入锦州港，实际上是辽宁省政府的意志，因为它不希望两个港口竞争，除了两个港口的合作，还有两个城市的合作。” 新华人寿，张则彻底失去。纵横驰骋于资本市场十多年，张宏伟有赖左臂右膀关国亮，可惜张自己也败给了关国亮。1998年关开始任职新华人寿董事长，此后，历年擅用新华人寿资金累计近130亿元，于2007年底被羁押。东方实业所持新华人寿5.02％的股权，也被保险保障基金以每股5.99元的价格悉数购买，以瓦解关的关联公司。张宏伟称，这笔钱，直到今天他才拿到一小部分，大部分还没有拿到。关国亮曾是张宏伟的属下，不过，张提起关的时候，依然客套地称“关总”。 “所谓百年老店，我养猪，就几百年都养猪了？对我来讲不是这样的。我今天养猪，明天可能就养牛了。对我而言，什么都是商品，企业就是商品。”这是圈中熟悉的张氏逻辑。 由是观之，张宏伟的“卖”本不值得惊讶。但和张宏伟惯有的“企业商品论”相矛盾的是，他对东方家园的品牌依然保持深厚的情感，“引入外资不等于把东方家园卖掉了。百安居、家得宝，跟它们合作的时候，它们要把你吃掉。品牌是生命。我现在和外资合作，保留品牌。” “我卖，一般是引入合作者进来，对企业发展创造价值，再增值。”张宏伟认为自己有别于卖掉汇源全部股份的朱新礼。 不过，充满矛盾色彩的张宏伟又表示，还会继续稀释东方集团在东方家园的股份，“除了金融和资源领域，其它的，我不想做了。”语气中透着无奈。 现在的张宏伟依然是东方家园的董事长，绝大部分工作时间里，张还在北京丽泽桥东方家园总部的二层小楼上办公。有时甚至到深夜十一点才离开。 踏入“禁区” 在和君创业总裁李肃看来，张宏伟是中国第一代从实业家转成投资家的企业家，更是政治家和企业家的结合体。“并且，敢于创新，很擅长找中间结合点。律师带我去和他谈的时候，他的基本思路就是，你给我论证，合法在哪儿？边界在哪里？他不在法律外做事，但又绝不局限于现有的政策法律。” 张宏伟自己也说，“第一是商业判断，第二是政策判断，第三是法律判断。在法律框架之内，在政策上，没有说不允许，就可以做。我们进入锦州港的时候，没有政策说民营企业让不让进，我们就进入了。” “现在，如果我们还想进入锦州港这么大一个海港的话，基本上是不可能了。因为资源有限，跑马圈地，已经圈完了。”对于当年的决策，张宏伟犹自庆幸。 张行事被形容为“下手快，下手猛，出手大”。“我只投那些最后能卖给外国人的产业。”张宏伟曾经直言不讳。据此不难理解，为什么张宏伟比别人更早、更多进入了直到今天民资依然少有涉猎的国有资本垄断的港口、金融等领域。他在和外资赛跑。 及至今日，新华人寿的成立仍有不为人知的前传。 现任摩根大通亚太区董事总经理的方方，因有海外金融教育、工作背景，当时考虑，如果能在大陆发起和设立一个寿险公司的话，无论是从做财务顾问，还是直接投资的角度都是一个机会。 尽管大陆当时还没有《保险法》，但要投资保险公司要求必须是金融机构才行。方方等人开始寻找大陆的金融机构，发现东方集团旗下的非银行金融机构东方财务公司是一个不错的载体。于是派出律师李纯，在很冷的冬天，三度从深圳飞往哈尔滨，与张宏伟谈合作事宜。当时的想法是让东方财务公司做信托工作，收取中介和管理费用，资本由方方他们来筹措。可惜各种合作协议都已经讨论完后，最终却没有签署。 “张宏伟捕捉和抓住机会的能力是很强的。他可能觉得由自己来直接投资更合适，本来是一个代理和信托行为，到最后，就变成了他的直接投资行为。”李纯回忆新华人寿成立前的这场变故。 凭借种种类似的机缘巧合，以及自身的投资眼光和迅捷行动，张宏伟还进入民生银行、民族证券和海通证券。五年前，张宏伟又将投资的触角伸向了矿产和能源领域。北京东方家园总部两层办公小楼还挂着一块“东方集团铭城矿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的牌子。该公司招聘广告自述，公司主要投资领域包括矿产资源勘探、开采和冶炼等。投资项目主要分布在内蒙古、新疆、云南等矿产资源丰富省区。 “资源领域很难进入，但是，难，不等于我们就不进入了。我这个人，只要方向正确，怎么进，那是方法问题。金融投资控股以及矿产资源（包括能源）开发，是东方集团未来的主要发展方向和核心产业。”记者采访时，张宏伟依然图谋着那些关系国计民生的行业领域，“你控制了石油就控制了国家，控制了粮食就控制了百姓，控制了资本就控制了世界。” “每一个历史时期，都会有每个时期的机会。那个时候，可能很多人，看到的不是机会，但是我看到的就是机会。这就是你的鉴别能力。除了电信之外，我想进入的，基本上都进入了。这些都是十多年前的战略投资，并不是说当时脑子一热就进去了。”张宏伟说。 博弈、呐喊与游说
并非只要进入赚大钱的行业就能轻松赚到大钱了。民企进入赚大钱的行业后，有无处不在的斗争。对此，张宏伟感触良多。 锦州港和锦州港务局是两块牌子一个班子，是政府同时又是企业。收购锦州港股份后，张宏伟成为董事长。“进入锦州港，国企改制，能不难？当时和（锦州）市委书记、市长都谈过。谈了几年。”最终，锦州港1700名生产人员裁减至400多人。 “国家对国企控制的港口很重视，对民企控制的港口，则没有这种重视。”张宏伟认为，自己用民企的力量激活了锦州港。 不过，民企的力量并不是无所不能的。张宏伟投资进入民族证券后的一切就可以说明。 2005年3月，赵大建以董事长身份进入民族证券时，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极度不健全。原总裁王祯琦，因涉嫌私分国有资产，被取保候审后，公司董事长、总裁，已经被董事会罢免了一年多，也没有企业法人。公司自成立起，一年一大案。2003年，昆明营业部经理挪用保证金6000多万元。2004年，天津营业部经理内部勾结，贪污2000多万元；公司注册资金19800多万元，却已经资不抵债…… “证券业规定，大股东控股最多不超过20％，但民族证券成立时，国家民委下的中国民族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控股30％多，当时挪用客户保证金7个多亿，直到今天还有3个多亿没有还上。破产清算后，首都机场又控股60％多。国有企业那套体制，不是说不好，但不是按市场规则在做事……”对于民族证券的国有控股，张宏伟有牢骚。 海通证券同样有斗争。 海通是股份制企业，但大多数股东，都是上海的国有企业。“现在，海通上市了，好一点了，但是，也好不到哪去。我也参加过很多董事会，包括找（上海市）市长，都谈过。最终还是上海国资委说了算，实际上还是国有控股。那些国企股东也认同我的观点，但在董事会上讨论的问题，他们自己不能决策，还要回去跟国资委商量商量……” 张宏伟认为，海通现在的法人治理结构，是他进去以后，吵架吵出来的。 除了在股东会上、董事会上斗争，在中国加入WTO前后，张宏伟还凭借全国政协常委、全国工商联副主席的身份在为民企呐喊——2001年，张宏伟上书有关部门，陈述流通业关乎国家安全，是国计民生的重点。2002年，二张（另一个是张文中）开始四处炮轰外资的违规操作和“超国民待遇”。 “我们和外资同样条件拿地，政府把地优先给外资。因为政绩考核有招商指标，外资算是招商硬指标。除拿地外，政府在这个业态上是支持民企的，但是银行贷款有歧视，民企没有固定资产投资贷款，流动资金贷款，只能贷一年，短贷长投，这样资金链永远是跟不上的。”张感到很不平。 有人认为张宏伟的行为，可能只是出于一己私利——他需要政府出台相关政策来抑制外资零售业，为自己抢得时间，迅速扩张，以抵抗在实力上远胜于自己的跨国巨头。 “我呼吁了，没有用。相关文件上，有各级领导的签字。但是，签字归签字，在执行层面上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张很无奈地说。 现在，张宏伟已经改变了与政府、政策博弈的方式。“我不呐喊了，但是我会采用其它方式，比如，我想说服上层，在国家制定政策前，去找智囊团也好，找写作班子也好，和他们沟通。事先就把他们说服了，接受了我的观点，写出文件来，不知道要比我呼喊多少遍还要管用。” 采访结束时，张宏伟请记者五年之后，再来验证一个新的东方集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