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记者/杨江
“罐子事件”是一个拐点，全国各地的反扒联盟几乎都已停止行动，人们在观望“罐子事件”的进展，它将直接决定民间反扒的未来走向。
初衷：以行动带动群众
１月１９日凌晨１点，武汉市汉口某大排档，３０岁的“手术刀”饮下一杯酒，“我有些灰心，甚至是后悔，如果不是我组织了这个联盟，‘罐子’也不会遇到这样的麻烦。” “手术刀”说，全国很多大城市都有民间反扒联盟，组织形式都是网络，“各地组织者在一个全国反扒联盟队长的ＱＱ群内交流，‘罐子事件’是这阵讨论的热点。但我与他们不同，我搞反扒联盟并非因为被小偷偷过。” “手术刀”当过３年兵，现在一家集体企业做管理工作，个性耿直，为人仗义，见不得社会阴暗面，２００６年２月，他在一个论坛内看到了一个帖子，“一个网民说他在路上看到有人偷东西，于是阻止，结果被小偷打得很惨，围观的人很多，却没有一个人来救助，连失主都跑了”。“手术刀”说，这个帖子对他震撼很大，“我们每个人都是社会公共道德秩序的分享者，所以每个人都有义务维护这个秩序”。 “武汉市曾经有过一个反扒联盟，但不到３个月就解散了。”“手术刀”说关键是在遇到困难时没有坚持下去。他注册了“手术刀”的网名，挂上头衔“社会医生”，然后开始筹建反扒联盟，但最终却把联盟命名为“武汉市志愿者联盟”。 “我们并非为了反扒而反扒，群众的觉醒是我们的终极目标，我们要呼唤正气，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手术刀”俨然一个思考者，他说，“衡量一个社会的发展水平，不仅要看经济指标，还要看这个社会的公民对社会的贡献意识。群众面对小偷时的麻木只是一种表象，他们内心的正义感只是被压制住了。” “当我一个人面对扒手时，我可能害怕，但当我们很多人面对一个扒手时呢？”“手术刀”说，他注重的是反扒时的现场氛围，“为的就是用行动带动群众，让他们看到小偷并不可怕”。 因此，每一次反扒，队员们都会在现场进行一番群众教育，“虽然小偷抓了放，放了抓，抓了再放。但我们并不关心这些，靠我一个人解决一个社会现象这不可能。” “取名志愿者联盟，就是让所有成员知道，我们要承担很多本不该我们承担的责任和风险。”“手术刀”说。“武汉志愿者联盟”在２００６年３月成立，很快在网络得到响应，至“罐子”被抓，已有２０００多人注册。 “有教师、老板、留学生、大学生……”“手术刀”介绍，大多数成员年龄在３０岁左右，在经常参加反扒行动的两三百人中，有二三十个女青年。
“我们并非愤青，也不是脑子发热，我们对自己所做的一切都经过深思熟虑。”“手术刀”认为他们是在协助警方。 武汉市公安局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人士表示，目前中国大中型城市人均ＧＤＰ３０００美元左右，按照国际惯例，正是各种犯罪爆发的高峰，以前武汉市公安局公交分局成立时，武汉只有２０００多辆公交车，警察２００多人，现在武汉市已有公交车５０００多辆，警察还是只有２００多人。 “手术刀”表示，他知道警力不足，“盗窃是一个社会问题，单靠警察解决不现实。社会的问题，最终还是要靠社会来解决”。 对于民间反扒的执法权问题，“手术刀”的观点是：宪法规定公民有权将犯罪分子扭送至公安机关，法律没有制止公民的见义勇为，相反是鼓励的。反扒是在行使法律赋予的公民权利。 管理：行为自理、后果自负 “罐子”被捕后，“武汉志愿者联盟”的骨干一直在竭力援救，“九头鸟”甚至因为忙于搜集证据影响工作而被单位开除，“没必要告诉老板我是反扒志愿者。我的家人也不知道”。aihuau.com “九头鸟”是看到“手术刀”在“武汉志愿者联盟”论坛上的帖子后加入的，“我几年前坐火车，新买的手机被偷了，警察调查，车厢里很多人都说目睹了扒手行窃，我吼了一声，那你们怎么不提醒我。”“九头鸟”说，“没有人回应……” 而“手术刀”对这种因为遭遇扒窃而要求加入联盟的人向来谨慎，“反扒不是为了泄愤，小偷与反扒队员的人权是对等的，把小偷打伤了怎么办？” “反扒”并非志愿者联盟的唯一任务，献血、救助孤寡老人、贫困家庭，这些公益活动也是经常进行的。“对一个要求加入的成员，我们会要求他先将论坛内的帖子看完，对联盟有一个了解，然后晾着他几个月，看他如何反应，有些人自动放弃了，坚持下来的人，我们先让他参加一段时间的公益活动，等他真正被志愿者事业感化后再组织去反扒。” “手术刀”说，采用网络的组织形式，就是因为考虑到能上网并关注反扒的人一般都是知识层次较高、有一定判断力、能接受新事物的人，“这样的成员比较好管理”。 每一个成员，“手术刀”都要求提供真实的信息，然后他会派人去核实。但成员之间，在熟悉之前，“手术刀”并不允许互相打探真实资料，每个人先以网名互称。“信任是首要的，否则一旦在团队反扒中，小偷围殴某一个队员，其他人都跑了。”“手术刀”说。 反扒是一项专业性很强的工作，“手术刀”坦言，成员并未进行专门的训练，只是在实践中积累经验，然后老队员带新队员，甩棍则是随着联盟队伍的壮大和不断遭遇小偷暴力反抗过程中逐渐配备的，“只有遭受小偷刀棍威胁时才能使用，不许打小偷的头，制服后不许再使用暴力。” “绝对ＮＯ暴力”说，抓小偷还要注意保护小偷，“群众不敢抓小偷，但是小偷被抓后，很多人却想冲上来踹一脚，所以我们每次都在小偷身边形成一个包围圈，我们抓的人出了事，我们要负责的。” “武汉志愿者联盟”所有的活动经费都是各自承担，“手术刀”说：费用自理、行为自理。“当然，后果也自理。每个人在参加前，都清晰认识到，联盟不过是一个松散的网络组织形式，反扒也具有风险，所以，行动时必须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若是出现后果，也应该有这个心理准备，自行承担。” 倘若在行动中反扒队员遭遇不幸呢？２００６年，常州一名多年来坚持反扒的老人就在窃贼报复时遇难。“我认为社会还没有到那个极端的地步。反正我个人是义无反顾。”“手术刀”斩钉截铁，他说目前队员还未考虑买保险。 “手术刀”还告诉记者，所有的志愿行动都在周末进行，“我们首先要求成员有固定的经济收入，不能因为去救济社会反倒让自己成为了被救济的对象，反扒只有在不影响工作和生活的前提下进行才能持久。” 要求加入“武汉志愿者联盟”的人越来越多，但是“手术刀”一直在控制人数，他说，“影响大了，我必须考虑到我的管理能力。” 未来：坚持，但有点迷茫 尽管在重回青年路车站寻找目击证人时一无所获，“狼ＭＭ”并不认为他们坚持了一年的反扒没有取得当初“呼唤群众觉醒”的目标。“群众的醒悟是需要一个过程的。以前在江汉路，每走几步就会看到一个小偷，现在已经是需要在人群中仔细寻找才会发现。” “九头鸟”快言快语，“我认为效果还是相当显著的。去年６月，河南女孩冯娜在武汉制止小偷扒窃，被一个小偷报复，残忍扎伤她的手指，围观的群众很麻木，无人制止。就在４个月后，同样的地点，这群小偷又在偷东西，十几个小偷殴打一个见义勇为者，结果几百名群众拥上来，抓了好几个小偷。这个变化难道还不明显吗？” “虽然本地小偷很猖狂，但外地小偷只要看到我们，或者看到裤兜里有甩棍的人，就抱头鼠窜。”“九头鸟”介绍。 但，自“罐子事件”以来，联盟已经停止了反扒，“事情没有终结，我们哪有心情反扒？”“九头鸟”说。 １月１９日下午３点，在青年路车站，“九头鸟”与记者一同暗访，这是一个大型公交站台，每过几分钟就有四五辆公交车靠站。“九头鸟”在人群中转悠了一圈，眼睛四下扫描，“那边有３个小偷，这边有２个，你左边的那个就是。”路过记者身边时，“九头鸟”低声告诫，然后迅速擦肩而过，装做与记者不相识。 “九头鸟”所说的男子提着一个公文袋，候在人群后面，并无明显异常。“乘客都朝公交车来的方向张望，只有他盯着人家的包看。”“九头鸟”再次路过记者时解释。 ２０多分钟过去了，那名男子没有登上一部公交车，却从记者前面走过，站到了右边不远处。“他也察觉到你不正常，在观察你。”“九头鸟”说，“其他几个小偷已经上车了。” 几分钟后，男子登上一辆公交车，“九头鸟”观察后说这个可疑男子没有得手，因为察觉我们并非乘客，所以转移“战场”了。 “有时候遇到小偷行窃，我只能装作熟人与乘客打招呼，作个提醒。”“狼ＭＭ”说，而“九头鸟”看到小偷也只能警告对方：“别在这里玩了！” “现在看着小偷行窃不能抓，我们的确不是滋味。已经养成习惯了。”“九头鸟”说。武汉市公安局公交分局一名干警说，“响响班子”现在不敢出来了，“我们也在找他们！” 但“九头鸟”却说，“反扒联盟”陷入“罐子事件”，武汉的小偷明显猖狂起来。 “手术刀”认为“罐子事件”是一个拐点，据他了解，全国各地的“反扒联盟”几乎都已停止行动，在观望“罐子事件”的进展，它将直接决定民间“反扒”的未来走向。 近年来，民间反扒联盟不断遭受危险，譬如“郑州民间反扒志愿者被打”、“桂林民间反扒联盟遭行窃者追杀”，也发生过“南京反扒志愿者违法铐人”、“佛山反扒高手涉嫌故意伤害”这样的信任危机。就在“罐子事件”期间，“手术刀”还注意到宁波最大的网络反扒组织“打哈欠”已经正式宣布解散。 “武汉志愿者联盟”已经有人萌生退意，“狼ＭＭ”说，经过“罐子事件”，她与男友“绝对ＮＯ暴力”是否还能在联盟坚持下去就很难说了。 “但不管怎样，我一定要坚持下去，否则，‘罐子’被捕，联盟解散，引发的社会效应与我们的初衷大相径庭，将会严重打击群众反扒的积极性。”“手术刀”说。 当然“罐子事件”也给了“手术刀”一个警醒，“联盟如何办下去？我考虑要举办培训班，一方面加强自我保护，一方面要学习法律知识。但是，具体该怎样操作，老实说，有点迷茫。”“手术刀”告诉记者，武汉市公安局公交分局曾想收编“武汉志愿者联盟”，但考虑到收编后有固定任务，与生活、工作有冲突，因此拒绝了警方的要求。 “现在谈未来与警方如何合作还为时过早，眼下关键是处理‘罐子’的事情。”“手术刀”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