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已从安全和污染的阴影中走出的核电正成为中国应对能源短缺的新曙光
文 袭祥德
在许多企业正饱受原材料价格上涨和客户削减订单的双重之苦时，一个此前沉寂多年的行业却迎来了新一轮爆炸性增长期：大量涌来的新订单让核能发电设备供应商不禁喜出望外。
5月23日，瑞典山特维克材料技术公司（sandvik）中国区销售经理董拿到了一份重要订单：为上海电器核电设备有限公司生产蒸汽发生器U型管——一种用于制造核电站蒸汽发生器的重要材料。
按照合同，山特维克的U型管将被应用于浙江方家山核电站项目，这是中国首座商业核电站——秦山核电站的扩建工程，1、2号机组将分别于2013年底和2014年10月正式投产。届时，秦山核电公司的总装机容量将达到230万千瓦，每年向华东电网输送电力超过160亿度，以缓解电力紧缺状况。
实际上，浙江方家山项目仅仅是中国规划的众多核电站之一。目前，北起辽宁红沿河，南到海南岛，中国沿海各省十几个核电项目已经获得立项并投入前期建设，部分内陆省份建设核电站业已获得主管部门同意。按照国家规划，至2020年中国核电装机容量将超过4000万千瓦，相当于电力总装机容量的5％。
自2003年调整核电发展政策，由限制发展转变为积极发展后，中国已成为世界核电增长最快的国家。现在，中国则希望加快这种发展速度，建设更多核电站以替代化石能源。7月31日，在国家能源局成立大会上，首任局长、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张国宝花费大量时间强调中国加快发展核电的必要性，并表示下一步国家能源局将调整核电规划，还要适当增加发电能力。
中国发展核电的巨大规划不仅让瑞典山特维克这类外围供应商振奋不已，也使得像美国西屋电气（westinghouse）、法国阿海珐（Areva）等跨国核电巨头的明争暗斗变得更加扑朔迷离——代表不同技术路线的两家公司都希望成为中国核电发展大潮中的最大受益者甚至是技术主导者。
去年11月26日，阿海珐与中国广东核电集团签订了价值80亿欧元的民用核能领域一揽子合作协议，这也是全球民用核电历史上最大金额的商业合同。该领域的恢复性增长也拯救了这家世界上最大的核电企业，此前，法国政府一度考虑将其分拆。
与此同时，中国核工业集团、广东核电集团等本土公司则试图通过与国际核电巨头合作，引进、吸收国外核电技术，最终形成独立自主的核电技术与品牌，并实现核电设备的自主设计与生产。
最佳替代？
早在1984年，山特维克就为秦山核电站一期提供了焊接材料和汽体蒸发器。当时，核电在全球正进入一个发展高潮，法国、德国、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不断扩大核电站规模，世界核能消费比例从1975 年的1.4％提高到1985年的4.7％。1991年，中国自主设计建造的秦山核电站1期30万千瓦机组并网发电；1987年，中国引进法国法玛通公司的M310堆型，投资40亿美元建设大亚湾核电站，并在此基础上成立中国广东核电集团。
但1980年代末的美国三哩岛核电事故和前苏联的切尔诺贝利事故，导致整个1990年代全球核电建设进入低谷。在中国，以山特维克为代表的外围供应商十多年时间在核电市场几无斩获，直到2004年董才从中国核电市场的庞大发展计划中看到希望。
这一段时间里，尽管中国陆续建设了秦山核电站二期、岭澳核电站、田湾核电站，但规模依然十分有限，核电技术处于停滞状态。期间，关于中国是否需要大规模发展核电，是否需要引进尚不成熟的第三代核电技术，业界更是争论不休。2003年，在国家领导人直接推动下，中国核电建设和技术引进才加快了速度。
清华大学核能与新能源技术研究院博士朱书堂告诉《环球企业家》，政策的变化一方面源于油价高涨、电力短缺所造成的能源紧张；另一方面则是全球已从核事故的阴影中走出，确认核电是最清洁最安全的一种方式。尤其在《京都议定书》的推动下，发达国家纷纷选择加快核电建设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据日本原子能产业协会统计，截至今年3月，全世界运行的核电站达439 座，总装机容量约为3.92 亿千瓦，达到历史最高纪录。其中美国、法国、日本三个国家的核能消费占世界核能总消费量的57％。在这一轮石油涨价潮中，德国、英国等不断削减核电站的国家也开始重启核电站建设计划。
正是在上述背景下，中国在2005年提出的“十一五”规划将核电由“适度发展”调整为“积极发展”，并公布了《核电中长期发展规划（2005-2020）》，计划至2020年将核电装机容量提高到4000万千瓦。
这一年，中国投产的核电装机容量为800 多万千瓦，占电力总装机的1.3％，而法国、日本、美国核电在电力装机容量中的比例分别达到80％、40％和15％。当时，核能、风能、太阳能、生物质能、煤制油等均被认定为化石能源的替代者，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却无法确定优先级。
联合证券能源分析师王爽通过对比过去几十年核能消费与油价的波动状况，发现核能消费量的变动与油价密切相关，核能投资与消费取决于化石能源的使用成本、核电成本之间的比较，油价高涨让全球核电建设迎来一个新高潮。
一般来说，核电成本主要为基建及设备投资，约占总成本的55％-60％，核燃料成本占20％，运营成本低，而燃煤电厂60％成本是煤炭。随着煤炭价格高涨，核能发电已具有了明显竞争力。
相比而言，虽然中国拥有3亿千瓦的水能资源，但2020年前将开发完毕，且水利开发需要大规模移民、易造成生态破坏；风能在中国发展迅速，却受制于大规模利用和气候条件，缺乏较强的可靠性和稳定性；由于成本太高，太阳能光伏发电在可预见的未来不会得到大规模发展。朱书堂认为，现阶段最为可行的能源替代方式就是核能。
因此，地方政府申建核电站的热情也高涨起来，不仅是广东、浙江、山东等沿海地区，如湖北、江西、湖南、甘肃等内陆省份也都提出了建设核电站的计划。“相比全球核电占总发电量16％的平均比例，中国2％的比例显然有着广阔的发展空间。”朱书堂说。
路线争夺
尽管中国已经确定了未来10年的核电发展规划，但这并不意味着核电在中国的发展就是一片坦途，最大变数仍然是发展路线。
从最初发展核电开始，这个领域同样经历了自主研发与引进技术的路线矛盾，秦山核电站一期就是中国自主建造的商业核电站，二期同样遵循了独立自主的建造理念，但与当时国际上成熟的二代核电技术相比已十分落后。
1987年，大亚湾核电站的建设可以称为中国核电“以市场换技术”的经典案例，通过多年来消化吸收法玛通的技术，广东核电集团最终掌握了成熟的二代改进型技术。然而此时，世界核电技术已经发展到了第三代，法国则已经着手第四代核电技术的研发。
当时，中国现役以及在建反应堆中，不仅有法国的EPR、美国的AP1000，还有俄罗斯的VVER、加拿大CNDU等多种堆型，无疑给控制成本和统一的运营管理带来极大困难。
2004年，为了发展先进的核电，中国展开了对第三代核电技术的招标，希望统一未来第三代核电的发展路线，最终竞争对手只有两个——法国阿海珐公司EPR技术和美国西屋公司的AP1000技术。中国的要求是，对方必须完全将技术转让给中方，消化吸收形成自主的第三代核电技术。
2006年12月，由于法国阿海珐公司一直拒绝完全转让技术，中国国家核电技术招标机构选择了引进美国西屋公司的AP1000技术，建设浙江三门、山东海阳两个核电工程，技术转让费用达数百亿人民币。
竞标失败的阿海珐显然有些着急。去年底，阿海珐公司最终同意将EPR技术完全转让给中国公司，与广东核电集团签订价值80亿欧元的协议，在广东台山合作建造两个新一代的欧洲压水核反应堆，而且双方还成立了合资公司。不同的运营模式，让阿海珐和西屋公司在中国第三代核电站的竞争再次陷入扑朔迷离。
不过，对中国来说，批量建设第三代核电站仍不现实。技术成熟建设周期才能短，成本也会低，所以要达到2020年的目标必须用二代和二代改进型这些成熟技术，而三代核电站则需要用运营后的情况来证明自己的市场竞争力。目前世界上没有一座商业化运行的第三代核电站，因此缺少足够的参考和商业运行数据。
中国核电发展的另外一个障碍是核电设备的自主制造。目前中国可自行设计、建造和运营二代核电站，但核心零部件仍需要从国外公司进口。中国一重集团、上海电气、东方电气都在加紧提高核电设备的制造能力。另外，如何减少普通民众对核电的担忧、消除对核电安全与污染的种种误解也是一项重要挑战。
无论如何，在沉寂多年后，核电市场似乎终于要迎来一个爆炸增长期了，核电在中国正超越太阳能、水能、风能、生物能等各类可再生能源，成为替代煤炭、石油的主角。“中国一定可以找到一个平衡先进性、经济性、安全性的发展核电的解决方案，我们对未来的前景非常有信心。”董告诉《环球企业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