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文/王强
引子:诗人帕兹(OctavioPaz)说:不,不是记忆牢记住了过去,是过去返回身来寻找到了记忆。
无论如何,我现在非要写写阿Q了。我要写的不是革命党锋利砍刀下早已作古了的那个阿Q。我要写的是活着的阿Q,因为死神的魔影从来就不曾把他淹没。是的,他活着,的的确确、现现实实地活着。阿Q不朽!
四围夜色浓得很,像但丁丛林中可怖的夜色。我疾行在一片古老的旷野中,旷野无声无色。朦朦胧胧之间,一个村庄的轮廓推到了我的眼前。 他客气地(不带丝毫的痞气)把我让进屋去。依旧是那顶破毡帽,算得出岁月的积尘。他取出一套颇考究的紫砂茶具,一盅溢香的茶送到面前。我竟有些忧疑。他这是真的好客,还是别有什么用意?从他明明不僵不硬的笑容里,我读出些什么?一见如故?他显然曾经和我相当熟稔。这令我不安。何时何地何境中见到的他?何时何地何境中见到的我?或是窥到的我? 我还是接过来茶。他很有些机灵,似乎读透了我疑惑的含义,不慌不忙之中用并不肮脏也不粗糙也不苍老的手摘下毡帽。尘土顿时如迷离的记忆借着雾蒙蒙的灯光零散地纷飞起来。而且,他竟会意地点点头。我的天!我差点儿没叫出声:阿Q!不打折扣的阿Q!那块癞疮疤如坚硬不朽的象形文字在他的头顶上镌刻着永恒的印迹。我有些如释重负。无论如何,我现在非要写写阿Q 屋中央的桌子上随意摊放着几部书,还有洋文!莫非这阿Q还暗地里识了。我要写的不是革命党锋利砍得许多文字?!见鬼。旁边是几张旧报纸。纸的陈旧在灯的昏黄下生出一种窒刀下早已作古了的那个阿Q。我人的历史气息。报纸的名目已不复存,但纸面中间的一幅照片吸引了我。他要写的是活着的阿Q,因为死神看看我,掉转头去也看那报纸。我发现他的后脖颈上刻着一条长且深的暗棕的魔影从来就不曾把他淹没。是色疤痕。的,他活着,的的确确、现现实 “这是当年老子惨遭革命党砍头时的照像,妈妈的!”他分明愤愤地下意实地活着。阿Q不朽!识一把护住了脖颈。阿Q原不是一个疮疤一好忘记疼的人。 我向他提起吴妈。“吴妈”这两个字为他的目光中添了些闪亮的东西。是呵,吴妈对我说起过他。她多少觉得有些对不住他。在她石板一样冰冷孤寂的生命中,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使她心灵乃至肉体有点儿“那个”的人毕竟是不知深浅的他呀! 他有了倦意,也许是装出来的?他不像有交谈的样子了。 熄了灯(还是时髦的电灯这玩意儿?!)我在床上难以入眠。他睡功极好。很快,黑暗中只回响着他颇有节奏的鼾声了。我望着窗外直望到两眼发酸,索性掉转头面向墙侧。忽然,脸上有微痒的感觉。伸手去摸,像是蛛丝。无形的蛛丝以它极细微的感觉告知着它们真实的存在。存在不是以存在的量来衡量的,存在就因为它存在着。
这一夜,我根本无法睡去。“未庄的阿Q”像急雨中的水波拍打着我静思的岸边。哦,“未庄”?“未庄”也许是个从来就没有存在过的地方?也许,它索性不过是个名目,可以安放给任何地方的一个名目?也许,它是一个永远只存在于未来的地方?一个时间无论如何也不能把它毁灭的地方? 那么,“未庄”的这个“阿Q”呢?也许,根本不是鲁迅笔下的那一个?也许,“阿Q”也仅仅是个名目而已,一个可以极随便指称任何人的名目?比如:我,你,特别是那个“他”字?也许,我正是不戴毡帽、没有疤痕、不叫“阿Q”的阿Q?而他,我亲见到的和我如此熟稔的人却是个戴着毡帽、有着疤痕、名叫“阿Q”的非阿Q呢?夜的世界呵,一个令人迷惑的深渊…… 孪生兄弟：阿Q与狂人 读鲁迅的文字再一次使我相信“阿Q”与“狂人”是一对无法分割开来的孪生兄弟。我试图理解的已远非一个阿Q或一个狂人可能或最终“代表”着什么。我的困惑在于为什么是鲁迅选择了他们或者是他们寻找到了鲁迅。 以往历时式解读的一个误区是:把这两部作品定位于单一的文学表述的范畴内,以撰述时间的先后对它们进行所谓艺术成熟性的进化论式判断，并据此为作品贴上“深刻性”的标签。时间的推演与艺术塑造手法的变革被视为是作品深刻与否的唯一决定因素。然而,有着讽刺意味的是,作为文学家的鲁迅首先并且最终是一个中国传统文化或文化传统的不懈的审视者与批判者。弃医从文对于鲁迅而言不是一种现实的逃避或个人趣味的取舍,相反,它是鲁迅直面人生更深刻地切入文化现实的更为“激烈”的方式。他无疑意识到了“笔比刀利(Apenismightierthanthesword)。从一种隐喻的层面上说,鲁迅始终是带着一颗“冷酷”的医生的心在文化的病床上为他意识深处的民族的人履行着一个医生的职责。这一职业的抉择本身正说明了思考者的鲁迅向思想家的鲁迅的视界的飞跃。 基于此,两部作品也就必须放置在一种共时性的能动的框架中加以观照,它们既冲破时间顺序的羁绊,又跨出了单一的文学范畴,从而可以和鲁迅的全部文字组成“互文”一同展示鲁迅文化观的“整体活动”。在这一“整体活动”之中,文字超越了表面上的差异而达到了意图的一致性。 反(返)传统主义 “狂人”与“阿Q”的不可分割恰是思想家鲁迅对民族性以至人性的本质的痛苦发现。“阿Q”书写着民族性令人绝望的一面,而“狂人”书写着民族性给人希望的一面。正是这种绝望与希望共存的民族性的体认解释着鲁迅的不懈批判。批判是因为他的绝望,而不懈又是因为他的希望。鲁迅的这一心态正集中体现了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对待传统文化的心态。从这一意义上说,近代中国文化思潮中的“传统主义”与“反传统主义”便从表面上激烈冲突的姿态下凸显出了一个共同的动机——为同一文化传统的存在寻找合理性甚至合法性的依据。“传统主义”只在同质的文化价值系统中试图为这一系统本身辩护。“反传统主义”则凌越或反叛了它所要审视的文化传统,从异质的文化价值系统中来投射这一传统,期待这一传统依此种投射的方向行进。他们所试图回答的其实是同一性质的问题:如何延续这一文化传统的生命。一个采用的是传统中医体内气血自我调补的方法;一个采用的是非传统的西医手术速疗的方法。钱钟书先生论“反”之意谓“反”兼二意:一者正反之反,违反也;一者,往反(返)之反也。“反传统主义”在本质上也还是“返传统主义”。包括鲁迅在内的新文化运动的“激进”分子“耽恋”中国古籍的心态除了试图获得一种局外人的超越和冷静外,真正“耽恋”于作为他们生命家园的文化传统恐怕是一种不想承认却又极为有力的解释。要之,正是这一传统与他们审视视角之间冲突性的张力构成了他们的生存空间。视角的存在前提是它的审视的对象,而不是它自身。传统的不可容忍的滞后性正是批判者引以自傲的前瞻性的出场前提。艾伦·布鲁姆说:“自由与归附之间的张驰以及企图企及这两者之间不可能的聚合乃是人的永恒的境况。”这一人与他所面对的政体间的关系同样适用于人与他所面对的文化传统间的关系。(下期待续<下>) (本文作者系北京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董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