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文/周林军
作者对目前导致我国“看病难”和“看病贵”的病因进行了全新的解析，认为中国医疗行业成本居高的首要原因在于错误的“效率激励信号”诱发了错误的行为反应，并开出了独特药方
“看病贵”现象激起了社会的愤慨。某公共研究机构直言不讳，“问题的根源在于市场化的走向违背了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基本规律。”卫生部高层也指出，卫生事业应坚持公益性，政府应该更多地增加卫生投入和承担公共卫生责任。
笔者欣赏上述严肃的态度，但不认同某些简单的结论。“看病难”和“看病贵”背后是高昂的医疗成本，既然核心问题是成本高昂，怎么可以偷换概念，把问题的解决寄望于谁来埋单或医疗机构的性质？到商店购买一个标价500元的商品，钱从甲腰包里出来或从乙腰包里出来并不能影响标签上的价格；同样，只要价格由成本决定，其之高低也不会改变。医疗服务亦是如此，其高昂的成本不可能通过简单地把埋单人换为政府或把医院重新定义为公益性得到解决。如果这种简单的逻辑支配了我们的思维，等于重新上演了一出掩耳盗铃的游戏。 笔者以为，中国医疗行业成本居高的首要原因在于错误的“效率激励信号”诱发了错误的行为反应。 错误的激励信号首先表现在缺乏适当前提下对“效率”的盲目倡导，导致了另类的解读：效率=收入。既然医院收入增加成为医生收入增加的激励性前提，那么一个符合“顺向逻辑”的利益过程就会应运而生——通过加重患者成本来提高价格。这种“医生收入水平→医院收入水平→医疗价格水平”构成了医疗行业盛行的效率路径，属于通过拉大社会成本而实现“虚高”效率，完全有悖经济学中对效率的基本定义。第一个纽扣系错，接下来的纽扣岂有不系错之理？ 因此，在严厉指责中国医改的时候，有必要重新思考这种缺乏理性的“水涨船高”式的“效率路径”。经济学常识告诉人们，在一定的生产水平和配置途径上，效率等于总收益减去总成本之后的净收益水平，在竞争的条件下，效率的实现可以有不同的路径依赖，如成本不变但售价上升，或是售价不变而成本减少等。某饭馆菜肴的质量和数量与另一店铺同等的情况下，吸引顾客和增加收入的最佳方式是降低成本而非提高价格，因为后者只能为竞争对手带来好运。 所以需要采取“逆向逻辑”来设计一种新的激励信号。设想，在平均就诊率、住院条件、治愈率大致恒等的条件下，众多医院中乙肝患者平均治愈单位成本“最低”的一家医院的医护人员可以获得更高的收入，那么在某医生试图开出天价疗单，或院长试图买进带有回扣的药品时，他们会不会遭到患者抱怨或是医院内外的一致声讨？换言之，假如医生收入的提高与治愈成本的降低处于“反向”互动关系，是否也会对以往那些勤于变换药品名称、借机加价、唯利是图、以次充好的厂商形成某种压力，迫使其不得不加紧研究、开发和生产药效更好和成本更低的产品？ 也许一些人会以为，“医生收入增加←医疗成本减少”这一“逆向逻辑”或反向激励的思路过于理想化，但生活和经济学常识告诉我们，在质量和数量相同的条件下，面对同一种商品或服务，人们肯定会去价格低的商店购物。医疗卫生行业的改革尽管复杂，但也不能违背这一基本常理。事实是，“医疗成本增加→医生收入增加”这一错误的激励信号，正如第一颗系错的扭扣，已经而且正在把中国的医疗卫生改革或市场化引入岐途。 但医改的错误真在“市场化”吗？目前许多批判矛锋直指市场化，认为它是罪魁祸首，甚至有学者指出，医改对市场化的路径依赖是完全错误的，主张医疗卫生行业应重新回位“公益性”。 在对医改批判中弥漫着对市场化的误读或一知半解。其实市场化绝非如某些人想象的，只是通过涨价增加收益。它的目标在于：通过竞争产生效率。因此，真正的市场化并不介意医院的属性，它不是成功与失败的充分条件。关键的问题在于：无论是公益性、商业性、国有或民营行业，都必须在市场中接受竞争考验、服从竞争规则和实现竞争效率，这才是市场化的精义。换言之，医疗行业定位于“公益性”仅仅是医疗成本的埋单方式和埋单主体发生了调整，决不意味着医疗效率肯定会位于提高的水平。从这一点上看，中国以往的医改空有市场化之名，没有市场化之实，根本没有达到真正市场化的效率标准,因此，当务之急是重塑医疗卫生行业的市场化目标：通过有效竞争降低成本和提高效率。 中国的医改出现了挫折，但我们不能因噎废食，放弃市场化的进程。问题不在于要不要市场化，而是要真正的市场化。关键是理清思路、找准问题、重构目标，深化改革。 作者系重庆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巡视员，西南政法大学经济法研究中心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