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文/茅于轼
建设和谐社会的目标可以说没有什么异议。但是，什么是和谐社会，各人心目中很可能是不同的。如果每个人按照自己所设想的去建设和谐社会，而各人想的和谐又不同，这本身就是一个不和谐。搞得不好反而更不和谐了。所以讨论什么是和谐社会确实非常重要。
在建设和谐社会中我们应该防止设定了一个不切实际的目标，一个过于理想化的目标。乌托邦的社会是一个理想，它虽然非常美满，可是实现不了。把这种理想当成目标，拿这种十全十美的理想作为和谐社会的蓝图，不但注定实现不了，而且反而使得我们更感到挫伤，更不满意了。比如对于贫富差距的看法。可以说大多数人都认为贫富差距过大是与和谐社会相背的，把消灭过大的贫富差距看成是和谐社会的目标，这当然是对的，但这里就有一个危险，到底贫富差距多大算正常，这很难有一个客观标准。我们看到高级宾馆里有住豪华套间的，也有打扫厕所的，就认为这个社会不和谐，那就有点危险，因为我们把一个不可能实现的目标定为和谐社会。倒不如说，接受一个适当的贫富差距是建设和谐社会的目标。虽然什么是适当同样没有客观标准，但是强调接受一个现实的贫富差距，更容易使我们增加满足感。确实，贫富差距的现实存在是一个不可更改的事实，至今没有任何一个社会科学家能够提出无差距的社会目标。市场经济的基本制度安排是将交易建立在平等自由的原则之上，要消除一切歧视。但是保留了一个重要的歧视，就是对没有钱的人的歧视。因为财富分配的依据是个人为社会所创造的财富的多少，这种歧视不得不保留,否则会挫伤人创造财富的积极性,整体上使社会变穷。
又如对于贪污腐化的看法。这种现象无疑是不和谐的原因，应该彻底消除。但是从现实出发，就要认识到消灭贪污腐化是一个相当长的过程。应该看到，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发展中国家都有不同程度的贪污腐化，而且中国并不是最严重的。甚至在发达国家中，根绝了贪污腐化的也只是极少数。我们没必要因为有贪污腐化就对建设和谐社会丧失信心，而应该看到反贪污总体上有进步，就是好的。类似的过于理想化的希望，不宜当作对和谐社会的衡量尺度。与其把和谐社会看成一个目标，不如把它看成一个过程，我们能够认定目标，有所前进，这就是建设和谐社会。这样的认识更有利于增加全社会的认同感，减少不和谐的现象。 自从经济改革以来，我们国家的财富生产已经增加了大约十倍，二十多年前许多人所盼望的餐餐有肉吃，能够穿上毛料衣服，有彩电可看，这些愿望现在早已不是问题，过去连想都不敢想的买汽车，买房子，出国旅游，现在也不是高不可攀。但是我们并不感觉怎么快乐，生活中的矛盾倒增加了许多。个人所经历到的事情，大家所看到的社会上的事物，不怎么叫人高兴。我们的财富增加了十倍，可是快乐没有增加多少。这是我们提出建设和谐社会的根本原因。因此建设和谐社会的目的是让快乐的增加和财富的增加一样成功。过去我们成功的是增加社会财富，失败的是快乐没有相应地增加。现在需要的是让快乐也能够像财富那样的迅速增加起来。 笔者在下面提出一个观点，解释什么是和谐社会。笔者认为建设和谐社会是一个过程，其特点就是增加全社会的快乐量，最后使全社会的快乐总量极大化。所谓快乐总量就是全社会中每个人所感受到的快乐量的总和。也许有人要问，快乐的量怎样度量？如果快乐的量无法度量，何谈它的极大化。的确，这是一个难题。如果某人的快乐减少了一个单位，另外一个人的快乐增加了两个单位，全社会的快乐总量正负抵消之后增加了一个单位。这可以使社会快乐总量极大化。如果人和人之间的快乐量无法比较，这样的快乐总量增加是不可能实现的。但是我们可以采取另外一种方法，既避免了不同的人之间的快乐比较，又能保证快乐总量的增加，最后趋于极大化。这个办法就是，通过主、客观方面的努力增加每个人的快乐，同时不要减少别人的快乐，此时全社会的快乐肯定是有所增加的。借用经济学的语言，这就是快乐的帕雷托改进：没有任何人受损的情况下至少有一个人的快乐增加，全社会的快乐总量一定是增加的。不断地进行这种帕雷托改进，全社会的快乐总量就能不断增加，最后使快乐总量极大化。经济改革成功的经验也是用这种方法。 需要稍微说明一点，什么是个人快乐的增加。我的意思是：快乐的增减不光是当前的观感，而且包括未来的快乐。它应该考虑到人生一世所得到的快乐总量。它不仅仅是某时某刻的享受，而是一生一世的快乐总量。快乐不仅仅是物质的享受，更包括精神的享受，包括主观的满足感。它不是今朝有酒今朝醉，只顾现在，不顾将来，而是既顾现在，更顾将来。 人生一世顺利不顺利，快乐不快乐，往往不仅仅取决于自己，更多地也取决于环境，或者说取决于别人。所以建设和谐社会一方面需要国家从规章制度以及其他方面的改进来保障个人快乐的增加，另一方面也需要个人的努力。如果别人处处跟你捣乱，你就过得很不顺利。别人希望日子过得快乐一点，大家就应该帮助他实现这个理想，所谓“君子成人之美”，这是孔夫子留下的格言。 追求快乐的目标不但是个人与个人相处的原则，同样也是国家与国家、集团与集团相处的原则。两岸关系、中日关系、劳资关系也应该本着这样的原则来处理。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