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文/李开周
不管哪个时代，只要有文字，那就有媒体，只要有媒体，就有为媒体服务的人，比如说，作家。唐朝的媒体不像现在这么种类繁多，那时候既没有电视，也没有互联网，担负传媒任务的，只有邸报、书籍及墓碑。邸报是官方新闻，不需要作家供稿。书籍是自费出版的，即便由书商出版，也不给版税。而唐朝又盛产作家，那么多作家，只有一部分吃上了财政饭，一部分被吃财政饭的包养了，还剩一部分运气差些，只能做自由撰稿人。自由撰稿人靠什么养活自己呢？如前所述，墓碑也是媒体之一，唐朝的自由撰稿人，甚至吃上财政饭的专业作家，有不少就靠这个赚钱。
墓碑很有含金量。刘禹锡写《祭韩吏部文》，说“三十余年，声名塞天，一字之价，辇金如山”。指的就是韩愈给人写墓碑，其稿费非常之高。还有一位叫皇甫的作家，“碑三千字，每字值绢三匹”。这种稿费标准，比起现在有些作家自定的“一个字五块钱”来，显而易见还要更牛。 韩愈和皇甫的成功例子在那儿摆着，自然吸引越来越多的作家加入写墓碑的行列。《容斋续笔·卷六》载:“长安中争为碑志，若市卖然。”也就是说，大家都来吃这碗饭，写墓碑的人数超出了市场需求，卖方市场变成了买方市场。在买方市场里，同行即是冤家，此作家与彼作家抢写同一块墓碑，就会闹出些不愉快。比如说，刚得知有谁家里死了人，急赶过去毛遂自荐，门口却早有一帮同行排队等活儿了;组织纪律性差些的，就不排队，“致有喧竞争执，不由丧家”。文坛里总是不免争吵，但是像唐朝时这种争吵，并不比现在作家们的互掐更体面。 我们没有理由贬低唐朝作家们的墓碑写作。坦白地说，那是一种互惠互利的市场交易，交易之后，丧家得到了文字的安慰，作家得到了稿费的补给。另外，墓碑虽小，五脏俱全，碑文是作品，丧家是读者，一块块墓碑是传媒的载体，把碑文刻到墓碑上去，就是发表，这个过程，跟在报纸上发表随笔、在杂志上发表故事没什么区别，如果您不反对，也可以把一方碑文当成一部出版发行的单行本。 想搞好墓碑写作也是要费一番脑筋的，许多有识之士“录名于凶肆”（《大唐世语·卷十三》），也就是说，在棺材铺注了册，这样可以早些得知谁家又死人了，对唐朝的作家来说，死人这种好消息相当于约稿信。我们无从知道，像韩愈这种号称文豪的人，是不是也会到棺材铺注册，按常理他会，因为作家需要吃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