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文/侯耀晨
《中国商人》杂志：你是什么时候接手山西商会的，当时山西商会是什么状况？
张世伦：我当年就是天津山西经济促进会的会员，而且刚入会的时候就当了副会长，不过有点戏剧性。当时山西商会的创始人黄炎智，他原来是原天津市委常委、原市政协副主席。在第一次会员筹建会上，当主持人宣布了会长、副会长的名单后，有一个新华社天津分社的记者，也是我们的会员。他当即提出：“张世伦同志是我们天津市著名企业家，知名人士，我认为他也应该当副会长，他有代表性。” 他的提名当场获得大家的热烈掌声，所以说我在促进会也算是“火线入党”，大家当场表决，增选我为副会长。 到2004年底的时候，这七年应该说促进会为会员，为津、晋两地的经济、文化交流做了一些工作。但是个人会员太多，许多是党、政、群退休老同志，每人会费100元，每年开一次大会就吃得差不多了。因此也没办法租赁一个固定的办公地点，也没有一个固定的联系办法和专职工作人员。 促进会领导也都在义务服务，活动开展的不多，基本形成了每年年底聚会一次的局面。 到2004年的时候，人心有些散。经过七年之后，那些退休干部已经年老体弱，再不与时俱进，就没有活力了。 2004年换届，我们商会就想寻求一个新的会长，经过广泛的征求意见，正好那年我也马上要退休了。大家纷纷推荐我当会长。当时我们也看到了，要想促进经济发展，企业是主体，我们每天不能光干促进的事。嘛叫促进，促进就是推动啊。所以这个办商会的理念和宗旨先要与时俱进。我们的会员应该不仅仅是信息传递人，更是投资人，是经济活动中的活跃分子。所以我就给老会长王玉春说，要求在这次换届大会上修改促进会的章程，“天津市山西经济发展促进会”变更为天津山西商会。 老会长当时唯一的顾虑是，这些会员能否接受，大伙思想是否会起波动？ 当时我说，原有的会员，只要他热爱商会的工作，愿意为津、晋两地经济发展出力，身体条件还能适应商会活动，还可以继续作为商会的会员，但是我今后吸收会员，将是以企业家为主体了。 在全球背景下运作商会 《中国商人》杂志：这些情况是山西商会特有的，还是在全国各地的商会中带有一定普遍性？ 张世伦：应该说是一个普遍的情况。这些年各种协会和商会以及其他经济类的社会团体，我见了很多。我的一些会员和企业，他们也都参加了很多。 大家有一个很大的感受，就是这些团体的活动少，而且以聚会性的活动为主，一般就是一年吃几次饭，联络一下感情。时间长了，大伙觉得没什么意义，很多协会的人员就开始流失。老会员走了，新会员又进来，来回滚动着走，有的团体其实已经名存实亡。 这一类协会属于没有实际服务，没有号召力的。另有一些团体是眼前利益为主，跟会员联合搞一些项目，弄成了大家分享利益，或者帮会员解决一些问题，收一点咨询费用，协会里仍然是分成的。这种团体的特点就是利益驱动，初期发展很快，但发展一定程度，领导成员和一般成员就容易出现利益分配不平衡。 还有一些是注重会员的眼前赚钱的需要，利用商会的平台，在地方上寻求一些优秀的政策性质的项目，要会员共同参与，从中赚取利润。 当然，一个协会或者商会为了生存争取一些资金无可非议。但我个人的体会，我认为这个商会它的活力和生命力不仅仅在于这些眼前利益上，让商会赚多少才够呢？因为商会不是老板，不是打工仔，更不是它的合作伙伴。它究竟不是以盈利为目的的单位，在我看来，要把商会建成有活力有生命力的平台，最重要的应该是为商会会员培养一种精神，培养提高他们作为一个企业家的综合素质。具体来说，培养他们以诚信为中心的职业道德素质，培养他的政策法规素质，他的创新经营的理念，特别是推动会员把自己摆在一个全球性经济态势下，更新自己的观念，让他们的企业不只是天津的企业、也不只是山西的企业，而是逐步进化为一个世界性的企业。《中国商人》杂志：除了资金来源困难，商会内部之间的利益的协调也是一个问题了？
张世伦：为什么各地以联络为主的促进会大家都纷纷变更为商会，这说明一些促进会这种形式的社会团体暴露出的问题带有普遍性。当然要转变必然会遇到困难。最大的撞击是观念。我们异地商会，会员都是老乡，我们把促进会变更为商会，不是变个名称，而是要把“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的观念变更为“老乡见老乡，携手奔小康”上来。目前，我们的领导班子和会员已经完成了以企业家为主体这个目标。这次我们还会增补8名副会长，都是企业，每名2万，就是16万，各位秘书长、副秘书长1万，再加上会员会费。商会的资金来源就可以逐步得到充实。 诚信是商会的生命
《中国商人》杂志：从当初那么困难的一个局面，如何做到现在的规模？ 张世伦：前期我调整会费标准，吸收了大批会员，所以那天开大会的时候，进来六七十个企业会员。我给你说，那场面都不一样。那天的会场，包括楼道，都被标语贴满了。有的表示要支持商会，有的呼吁大家积极赞助商会。整个会场的氛围是既热烈，又感人的。这是我接手商会的第一个大会。企业家会员为什么会这么积极呢?这其中个背景，就是经过改革开放的年代后，中国的民营经济在我国国民经济中占的比例越来越大，地位越来越重要了。经济结构发生变化，这就需要一个介乎于政府和企业之间的民间组织发挥桥梁作用。同时，这些年政府职能的转换也有这种需要。就天津来说，天津的民营经济这些年比较活跃了，因此出现了2004年前后的各家促进会纷纷变更为商会。就是为了适应这种形势的要求。 所以我在演讲时提出一个我们的目标，我们山西商会应该是以大的胸怀、大的气魄、大的手笔来运作，我们商会使命就是带领我们的会员走出山西，走出天津，走向中国，走向全世界。这是大家都有共鸣的。 《中国商人》杂志：看来会员对商会的服务和要求也有选择性。 张世伦：是的。商会必须维护会员的利益，做好服务工作。调整会员结构之后，我们商会做的第二件事就是安了个家。起初我们的办公室在天波大酒店，我们的会员赞助我们两间房大概有30平方米。不到两年，我们就搬到这里，你看这五间房面积有300平方米，是原来的10倍。这里的全部家具、计算机、摄影机、投影仪，电话、照相机、复印机全都是会员赞助的，总共大概有几十万。就这房子也是会员免费提供的，这几年下来，我们的会员要少收40多万房租，但是大家对商会有信心，他们有热情。 第三，加强了专职的工作人员，下一步，我准备把商会的工作人员增加到六七名，否则商会没有办法为那么多的会员服务。然后就是建立健全各种规章制度。比如说全年会议制度，我们三个月要开一次会。还有包括年度计划和季度计划的工作制度、会员入会审批程序制度、会员会费管理制度，财务审批程序和财务公开制度、为会员服务的制度以及商会网站的管理制度。 最近我们又增加了领导班子的行为规范制度管理，我们商会的会长、副会长、秘书长，责任分工明确，分别签订工作目标责任书，这都有量化指标的，还有时间进度指标。比如在一个阶段内你发展了多少会员，完成了多少招商引资完成了多少，到时候都要有个说法。 去年我们建立健全了会员诚信守法经营管理制度，每个会员都和商会签订了相关的责任书，诚信了怎么办，不诚信了怎么办，我们有相应的监督和奖惩机制。 《中国商人》杂志：为什么要特别强调诚信问题呢？aihuau.com 张世伦：我在大会上，在平时会面中经常给我们的会员讲，钱是企业的血液，诚信是企业的生命。咱们钱上吃亏了，甚至赔了，我们可以再赚回来。但诚信要是没有了，企业的生命力就中止了。因为我们也发现一些会员，在短期内有不诚信的行为，广告上过度甚至夸大宣传，拖欠客户的钱不还，增加他自己的周转率，有的宁愿把客户的钱存在银行生利息，能拖一天算一天。甚至有人认为，别人欠我的钱不好好给，我为什么要给别人钱，这样我不是吃亏了吗？ 他这种意识无形中会感染其他的会员。 商会在发现这种情况后，就去做他们的工作，不能把自己不诚信的原因归结为别人都不诚信。你先不管别人诚信不诚信，你先诚信起来再说。别人不给职工上保险，你一定要上；别人不给职工发工资，你先按时发放。凡是违背社会责任的企业，职工当然也会违背你。我们告诉会员，无论是口头上，还是契约上，无论对职工，还是对客户，明知做不到的就不要承诺，既然承诺了，就一定要做到。 这样的宣传我们做了很多，但仅仅停留在口头上是不行的，必须建立一种诚信守法经营的约束机制。 以促进异地经济交流为己任 《中国商人》杂志：异地商会是一个什么概念，它和当地商会之间的关系如何？ 张世伦：它就是一个社团组织的分类。就经济类社团来讲，一种叫行业商会，也有经济类的协会、商会和促进会。商会当中又分出官方的商会，如各地的工商企业联合会、企业家协会都是官方的。商会自身又可以分出各种行业商会，如汽车行业、建材行业的商会等等。此外，还有异地商会和其他性质的商会。 但异地商会和其他商会根本的不同点，在于它是由异地商人在当地投资并注册的企业组成的商会。它的会员一般都是民营企业，而这些以前的促进会、协会往往大都是一些专家、学者、热爱这个事业的个人组成的。 从注册的定义来讲，它是一个非营利性的联合性的民间社团组织。它也有它的主管单位，在天津来讲，天津市政府经济协作办公室，就是我们在社团职能和业务方面的主管单位。主要对社团进行指导、管理和服务，促进社团依照其宗旨和政府的相关法律法规开展活动，促进两地之间的经济交流与合作。 3月24号，我们组织的“天津市山西商会引进国内500强企业工作会议”在津利华大酒店举行，另外还包括与中国移动公司的合作仪式也在同日举行。这个引进国内500强企业也是我们在贯彻和执行市委、市政府招商引资工作的一个安排。在津异地商会是重点之一，因为和国内各省市联系最多的就是这些异地商会。在山西的优势企业和我们的信息交流比较多，这方面我们天津山西商会的人脉资源也比较丰富，实际上市里的主导思想是通过我们的独特优势引进山西的500强企业。反过来对于山西省也一样，我们可以利用我们在津的信息渠道优势和人脉资源，把在天津的山西人办的企业，或者其他的企业引进到山西去。 这是一个很好的对流，异地商会的发展空间很大，将会在国内的区域经济交流，甚至国内外的经济交流中发挥更多积极作用。因为，在国外也有华人组织的各种异地商会。比如，在全球很多国家，已经由越来越多的山西人组建了自己的商会，有的叫做山西同乡会，实际上还是经济类的异地商会。 振兴山西研究当今世界更重要 《中国商人》杂志：你觉得历史上的晋商，和今天的山西商人，他们的优势和局限性在哪里？ 张世伦：晋商曾经“纵横欧亚九千里，称雄商场五百年”，是500年前中国的主流商帮。晋商的活动极大地推动了中国近代商业社会的形成，推动了当时中国经济的发展。特别是晋商掌握了很长时期中国主要的金融资本，又为当时朝廷提供了大量的财政支持，对中国近代民营经济的发展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晋商在封建半封建的商业发展环境中创造了不少带有近代资本主义商业特点的经营模式，并形成了独特的晋商精神和晋商文化。比如，我们现在搞股份制改革、实行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其实几百年千年前的晋商，就已经创造了很好的股份制模式。早已有了“东家出资，掌柜经营”的模式，特别是晋商在金融资本运行中创造的一套管理模式和很务实的经营模式，为我们提供了很多启示。还有“诚信、勤奋进取、敬业”是晋商精神的重要内涵，“商以诚为先，商以信为本”是晋商的文化的精髓，至今在整个商界都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但是晋商在创造历史辉煌的同时，也有历史局限性。晋商之所以没落，一个是它的历史局限性。二是日本进入东北，打垮了东北的晋商。但是晋商的文化是不会断的，从晋商过去所主导的产业结构来看，它有个毛病，这就是单一资本，没有向社会资本转化，晋商的保守导致他们不能进行广泛的联合。晋商基本上没有创办现代工业，他们发展了商业资本、金融资本，但没有发展产业资本，没有能将旧式票号改造为现代商业银行，失去了后来发展的机遇。
大家都看到乔家大院，看到我们晋商的杰出代表乔致庸的经商故事，我们从中确实学到他们很多的优良传统和资本运营的理念。然而，看到山西票号辉煌的同时，也要同时看到它的内部局限性，如果把山西票号的消亡更多归结为历史的原因，是不够客观的。我们不能不说，同样在100多年前，外资银行、商界商人就已经打到了我们的家门口，也是我们在竞争中没有抓住机遇。关于这些问题，历史事实俱在，如果没有理性的反思，一味去争论是毫无意义的，当然，一味的歌颂和沉醉就更没有价值了。另外，我们不能把当今全球先进的经验和理念去衡量数百年前晋商的不足，应考虑到当时的历史局限性，我们要学习、继承的是历史晋商的可贵精神和核心文化。
《中国商人》杂志：关于晋商，在社会上不时引起很多争议，你认为今天的山西商人应该如何发扬晋商精神？ 张世伦：今天的晋商遇到了很好的复兴机会。但要把梦想变成现实，我们就必须分析全球的商帮动态。中国已经是一个开放市场，港商、台商、外商都进入了大陆市场。从全球商帮的态势看，美国、欧洲、日本等强势商帮还在称雄世界，世界500强企业大都在他们的公司和集团里。 从国内本土商帮的发展情况看，各地商帮发展很快，广东商帮、浙江商帮、江苏商帮、福建商帮、上海商帮、山东商帮以及北京商帮等已经全面进军各个领域，实现了从单一产业资本或单一商业资本，向社会资本世界全方位进军。 对于现在的山西商人来说，我们所处的经济形势和经济环境，已不是300年前晋商所在的环境，作为一个商会我们必须把自己的眼光放得更长远一些，把自己的胸怀放得更开阔一些。 作为我们山西商人来说，首先就是要转变我们陈旧、封闭的观念。你看我在历史上晋商总结的八字铭言中，“勤奋、诚信、节俭、谨慎”，目前热播的大型话剧《立秋》，就是突出谨慎、小心二字。这是晋商传统优秀的一面，任何时候，都有它的价值。 但是就“谨慎”二字来说，就要用客观的态度来对待。它有可能的局限性，当然我们在开发研究、以及作一些重大决策的时候，以谨慎的态度做到全面调研和科学的分析，是必要的。然而，单纯的谨慎小心，可能会带来负面影响，应该是我们既有科学的、实事求是的精神，又有敢于开拓、勇于创新的气魄。 所以对于我们晋商的传统，要科学地、全面地去继承，在对我们优良传统科学全面继承的基础上，和现在的市场经济、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时代特点紧密结合起来。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我们重点研究的应该是现在和将来怎么办，世界强国现在是怎么干，而不是沉醉在过去的辉煌中。这一点，温州的商人就不同。一般，温州商人研究的是今天怎么干，明天怎么干，在中国各地、在全球各地怎么干，他们努力的方向是着眼于未来；如果只想我在山西怎么样、我在天津怎么样，我比我的邻居又如何，他努力和思想的方向是逆向的。现在有关晋商的影视剧以及各种出版物整体造成了一种氛围，以至于大家形成一个观念：晋商历史上是很辉煌的，晋商的失败是可以理解的。我们决不能带领现今的企业去效仿历史晋商的故事情节，而是带领企业走向世界的竞争大潮。 培养企业家精神是当务之急 《中国商人》杂志：相对于我们以前的工商业联合会、商业联合会等社团组织，天津山西商会这样的组织特色在那里？aihuau.com 张世伦：你像我们天津山西商会，是一个纯粹的民间商会，因为我的会员基本上是以民营企业组成的，具有地缘性、民间性，它是以地缘为基础、以乡缘为纽带的联合性的民间组织。我们的会员基本都是来自山西民营企业。 商会的班子，也是以会员中有代表性的人物来组成，从我们的宗旨上，那是为会员的发展服务，为津、晋两地的经济合作服务。 我觉得要说到我们商会特点的话，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商会理念，那就是体现于商会的群体发展、培养一种群体精神，造就一批优秀的企业家群体。从现在中国商界的情况来看，民营企业的寿命都比较短。原因很多，有的是还没有建立现代化的企业制度，有的是家族企业先天的不足，有的是老板个人英雄主义导致重大决策失误，还有的是经营管理团队的整体素质有问题，可以说五花八门。 《中国商人》杂志：你对成功的企业和企业家有没有一个考量的标准？ 张世伦：所谓成功的企业，我有几个标准：第一，它的存量能够盘活，有正常的现金流。第二，它的增量有发展，有发展前景。它能不断地有新产品推出，在本行业能够越做越大。无论是产品、服务还是内部的决策管理机制都有不断的创新能力。第三，这个企业的老板具有驾驭这个企业的良好素质。 我们来研究国际上一些百年以上的企业，你会发现它们有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其经营管理者的素质很高，他们具备站在全球经济发展的大环境下发挥个人智慧的企业家精神。 他们善于集中广大股东、董事会集体的智慧，善于把自己的摆在我是一个世界企业的角度来考虑问题，拥有把全世界的资源和管理经验拿来为我所用的气魄和胸怀。 所以他们决策快、决策准，发展叶好。对这些能生存百年以上的企业，可以一句话来总结，他们能够又好又快地发展。 而恰恰我们中国的企业，山西、天津的企业许多都是站在所在城市、所在地区，或者身边的行业里去分析问题，都在为今天我能转赚多少钱去拼命。 《中国商人》杂志：山西企业和国内其他地区的企业相比，有什么差距？ 张世伦：我认为，山西新一代晋商，大都是依托山西的资源开发和加工而发展起来的，只在煤炭和能源及相关工业方面形成了优势，现代物流业、服务业、金融业还相对滞后，新晋商不善于联合合作问题还比较突出。据调查，2006年有23家山西企业进入了国内500强，其中跟煤炭相关或者依靠煤炭的就有16家，而且这16家基本上都是大型国有企业。连煤老板都没有进入500强。 这就难怪有人说，山西人的发展就是依靠老祖宗留下的自然资源。山西票号的精神，他们并没有很好地继承下来。而你看，温商、浙商、粤商，人家依靠的是老祖宗留下的经营理念和闯荡精神。 我对比了国内500强的分布，浙江占了全国500强企业的20％，山西只有2％。 这个差距是令人不安的。因此，我们的观念，就是说商会的中心工作必须在起点上有绝对的突破，要有战略性的规划，打造一批晋商的企业家队伍，一个具有现代经营理念和智慧的精英群体。 “我们是世界商人！” 《中国商人》杂志：在这些问题上，会员如何能跟商会取得共识呢？ 张世伦：我们首先从会员的观念更新入手，通过各种培训，提高他们的素质，诚信品质，现代经营管理水平，创新开拓和冒险的精神。这就是我们山西商会的模式。在对会员的培训方面，我们从来不把那些高不可攀的东西给他学，如果世界是个十，身边的榜样是五，他先学五，再学十，一步一步，我觉得这符合我们当前的实际情况。 其次，我们商会主要是给他们荣誉感，发挥正面激励作用。 每次大会小会开完后，我们的会刊上总是推出一批好的事迹，比如今年的大会是谁承办的，或者这个企业给商会赞助了什么设备，特别是我们推出了一批先进的民营企业和个人，在会员中引起了很好的反响。 有个退休会员叫高津，它是个人会员，一个月只有2000多块钱，但是当我们组织大家给白血病儿捐献时，他拿出1000元，我们在大会上对他进行了表彰。此外，谁诚信了，获得全国大奖的，比如王利明获得全国装修行业的鲁班奖，正好赶上我们开大会，我们也对他进行表彰。 最近，我们以“建设学习型商会”为目标的各种素质培训正在进行。据权威部门报道，国内民营企业的平均寿命是2—3年。远远低于国外。原因主要是经营、管理、决策的水平问题。我认为其根源就是企业决策者本人经营企业的素质问题。我们要想把会员们打造成适应全球性经济时代的新晋商、新华商乃至世界商人，使会员企业成为经久不衰的百年企业，就必须把培育、提高会员的素质作为重点工作。这两年在我们商会已经形成一种新风气：打麻将的少了，打网球的多了，上酒桌的少了，上电脑桌的多了，学卡拉OK歌曲的少了，补习专业知识的多了。像我们的会员企业天津金茂物流有限公司的冉金红总经理，在繁忙的企业事务中抽出时间参加了清华大学总裁培训班，学习新的现代经营管理知识，随后结合企业实际，调整经营战略，建立建全管理和职工激励机制，使企业又上了一个新台阶。许多会员老总，通过学习交流等方式建设了很好的企业文化。还有一批会员参加了各种专业补习班，有几十名会员在攻读硕士大本、研究生和MBA。我们商会要建成学习型商会，会员单位也要形成学习型企业，下一步我们还要开展全面推动会员学习专业知识的活动，更加广泛、深入地形成会员们争相学习，提高自身水平的氛围，把会员的素质普遍提高到一个更高的新水平。这是晋商复兴的根本所在。 《中国商人》杂志：你总在强调“天下”，“世界”这样的概念，会员能接受吗？ 张世伦：我个人认为，无论我们商会的发展，还是会员的事业进步，没有全局意识是绝对不行的，换句话说：不做天下商会，会员不做天下商人，晋商就无从复兴! 你看台商、港商、外资银行都进来了，而且各地的商帮也都叫起劲来了，现在的格局和当初的晋商又不同了，你晋商拿什么去拼？拼规模、拼思想、拼资本，你都不如人。 当他们牟取眼前利益时，我们打造自身的素质，再过若干年，我们就会成为后起之秀。 所以我就号召我们的会员，不要想我们是不是晋商，我们是中国的商人，也是世界的商人，我们最高的目标是：把自己的企业做成一个可以参与全球竞争的国际企业。 也许有人说，我也不想走入世界，也没有这么大的野心，也没有想到国外去把外国企业打垮。但是他们没有想到，现在不是300年前了，现在是外国企业、外国的商人来打你了。不要只把外省的企业作为竞争对手，因为外国企业已经打到你的家门口了。 因此，在当前的竞争态势下，我们山西商会的会员，包括每个中国商人，都应该找到一种精神，这种精神应该叫做：“我要做一个世界商人”。 我建议我们现在的中国商人，忘掉你是晋商、忘掉你是徽商、忘掉你是浙商、忘掉你是粤商、忘掉你是秦商。如果非要强调，那么记住你就是一个华商。不要和省内的商人比、不要和外省的商人比，不要和同行业的商人比。要比，就和犹太商人比、和欧洲商人比，和美国、韩国、日本甚至印度的商人比。 如果我们的会员都能够这样想，就可以把所有的世界商人当作我们值得尊重的对手，从他们身上学习我们所缺乏的品质和经验。我们就可以在一个战略高度上既跟他们竞争、也跟他们合作，用完全开放的心态，用胸怀天下一往无前的气魄，打一场轰轰烈烈的世界大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