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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钱颖一
财产平等保护原则是建立“好的市场经济”的法治基础中的一个显著进步
法治基础是“好的市场经济”的必要条件，它由多个重要方面组成，关于财产权利的法律是其中最基本的方面之一。那么，近日通过的《物权法》是否有助于“好的市场经济”形成呢？
过去几十年制度经济学的发展，使经济学家比较一致地认同这样一个逻辑，即产权决定激励，激励主导行为，行为影响效率。经济学中讲的效率表现在“蛋糕”能否做大，经济发展是否比较快，以及是否可持续。界定清晰且安全的产权，使人们有激励从事增加社会价值的活动，从而有利于生产力的提高。 但现实世界中，情况往往不是这样简单易行。经济学家发现，在任何经济中，产权都受到两方面威胁，即来自私人的和来自政府的侵权或掠夺。这两种掠夺是造成“坏的市场经济”的重要原因。近来的很多研究进展显示，走出“坏的市场经济”的共同途径是保护产权，其实质是既要防止私人掠夺，也要防止政府掠夺。因此，制订一部好的法律来保护产权的安全，是有助于“好的市场经济”形成的基本逻辑。 《物权法》确认的基本原则是各种财产平等保护。平等保护，就意味着私人财产免于其他私人的掠夺，也免于政府的掠夺；同时，公有财产免于私人的掠夺，也免于其他公有单位的掠夺。尽管不太可能一步到位，但从过去的公有权利优先到现在的平等保护，这已经是建立“好的市场经济”的法治基础中的一个显著进步。 在中国，财产平等保护还有其特殊意义。中国改革的起点是计划经济，政府决定一切经济活动，没有私人产权可言。改革后虽然逐渐有了私有产权，但没有法律来保障它的安全。政府权力天然地大于个人权利，几十年的思维惯性也导致人们对私有产权的歧视。对尚未完成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中国来说，财产平等保护原则的意义也就更为重要。 财产平等保护还体现了“公平性”原则，对国有资产保护也是有利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过去在公有和国有产权享有特殊地位的时候，国有资产产权并不清晰，掠夺和流失经常发生。而在平等保护下，市场竞争机制可以有效形成，经营者侵权行为不仅将受到法律制裁，而且还受到市场竞争制约。因此，平等保护会更好地保护各种产权，而对某一类产权特殊保护，不利于平等竞争机制的形成。 具体到中国当前发展阶段，《物权法》也有其特殊意义。2004年《宪法修正案》规定，“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这是第一次在宪法中提出私有产权保护问题，具有划时代意义。但它需要具体法律来落实，《物权法》就是这方面的一部重要立法。 如果向前看的话，中国在当前阶段需要回答的问题是，我们的制度是否能够较长时间地继续维持经济的高速发展？我们是否能够不断降低发展中的制度成本？ 按照世界银行的划分，目前中国已经从改革初期的低收入（low-income）国家，整体进入到低中等收入（lower-middle-income）国家的行列，中国人均收入离世界人均收入的平均值已经不是很远了。中国的下一个目标就是成为中等收入（middle-income）国家，即人均收入达到世界平均水平。国际比较和历史经验表明，一个国家在向中等收入迈进时，人们对产权界定、保护、交易的需求会大大增加。 首先，中等收入阶层有保护个人财产的需要。向中等收入国家迈进的阶段，也是整个社会中等收入阶层逐步扩大，并逐渐成为各种收入群体的中坚力量的阶段。中等收入阶层有了一些财产，他们对通过法律保护财产权利的需求会增大，因为以这一途径保护产权的成本较低。中等收入阶层的崛起，会带来对公平、透明的法律环境的需求。 第二，私有企业有做大、做强的需要。现在，中国私有企业比过去有了更多的发展机会，但也面临更大的国际挑战，有待于做大、做强。相对于许多国家很长的积累过程，我们的私有经济从上世纪90年代才大规模起步，需要加速追赶。因此，我们要尽快纠正对私有产权的各种歧视，使本国私有企业能够在同一起跑线上参加国际竞争。 第三，反腐败和发挥企业家创业精神的需要。近年来不少政府官员下台、企业家落马，都与法治不健全有关。在经济转轨期间，市场规则不清楚、产权不清晰，这既增加了政府官员的腐败，也遏制了企业家的创业精神。这些都需要以法律形式来保护财产。法律规定相对于政策规定的好处之一，就是可以减少不确定性，从而减少经营和创业的制度风险，也减少腐败的机会。《物权法》的出台，正有利于实现这样的好处。 作者为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经济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