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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朱步冲
“一件T恤就是一个态度。”马克·迪克森在他那本风行一时的《T恤的历史——从内衣到外套》中说。除了牛仔裤和比基尼，似乎很少有一类服饰能够像T恤那样承载如此繁复的意识形态，并及时反映那些影响到我们生活的变革。
虽然大多数“T恤编年史家”都认为，1942年，为了让腋下汗水迅速风干，美国海军为它的士兵设计了白色圆领的T字短袖衬衣，宣告了这一今日每个人衣柜中的必备之物的诞生。但如果我们追本溯源，就会发现T恤实际上是19世纪内衣革命的产物。工业革命使得棉纺织品逐渐取代了亚麻，由于自行车、游泳、网球等户外运动的逐渐流行，内衣开始率先转变为可以暴露在外的临时运动服装——短统内裤演变成了拳击短裤，棉制短袖内衣则成了运动外套，从而一举消除了公共领域和私人空间在身体上的隔阂。
为了适应这种全新的需要，内衣不再以“束缚”为卖点而强调舒适与妥帖。不过，公众的道德热情仍然持续了一段时间，美国网球明星邦尼·奥斯丁在40年代中期参加全美锦标赛时，下了很大决心才说服自己成为第一个以“短打扮”亮相的选手:“尽管我早就知道短裤对运动员来说有健康、舒适和合理的特点，但我仍然在卧室里坐立不安，一会儿穿上短裤，一会儿又把它脱下来，这种哈姆雷特式的踌躇折磨了我半天，最终我终于鼓足勇气穿上了短袖衫和短裤，并用一件大衣将它尽可能遮住。我以这身打扮忐忑不安地走过饭店大堂，终于，一位神色紧张的行李员跟了上来，一边盯着我大衣下面露出的光腿，一边对我耳语道，‘先生，我想你忘记穿裤子了’。”棒球、橄榄球等相对蓝领阶级的运动都曾抵制过短袖外套:1928年波士顿红袜队的选手们身穿短袖衬衣上场比赛时候，甚至有球迷愤怒地退场抗议。 最终使得T恤被大众接受，成为可以独立出现的穿着衣物的原因，倒确实与二次世界大战有关。汽车、坦克与飞机的大批量应用，使简洁、流线型、防水抗风的服装成为必须，从而迫使在海陆空战线上厮杀的男性也在经历着一场服装上的革命，不仅如此，战时紧张的物资供应也为T恤的登堂入室提供了正当理由:1942年，英国贸易协会主席休·多尔顿主持的“标准化实用服装”方案推出，连皇家海军女子服务队的成员也身着劳动布短袖上衣和长裤从事农业劳动和军火生产。同年7月13日的美国《生活》杂志封面既像是崇高的爱国主义宣传，又像是一次全新的身体政治解放宣言:一名头戴热带便帽、手提勃朗宁重机枪的美国大兵，身穿一件写有“空军炮术学校”的白色T恤，倨傲地凝视着天空。 战争结束后，这些彰显克制、服从权威与方便的军用制服在企图走进生活时，虽然遭遇到的抵抗比想象中的长一点，但最终被公众所接纳。1400万名美国退伍军人把他们的白色制式T恤带回了家，西尔斯百货公司在1947年，正式把一款售价24美分的白色T恤摆上柜台，名为“水手衫”，为它注入魅力的是三条硬汉和一个小白脸:约翰·韦恩先在《硫磺岛之沙》里塑造了一个军装加T恤的传统美国英雄，然后是《欲望号街车》中的马龙·白兰度，他扮演的斯坦利，身穿紧身白色T恤，满脸怒容，始终带着浓重的鼻音说台词，像一头愤怒的公牛;接下来还有因《无因的反叛》而一举成名的詹姆斯·迪恩。与他们在电影屏幕上掀起的风暴遥相呼应的是埃尔维斯·普莱斯利，穿着白T恤的他在舞台上怀抱吉他，充满挑逗地扭动胯部。白T恤，牛仔裤，摩托车和香烟一起成了战后青少年反叛文化的风向标。 很快，不安分的年轻人就不满于此，试图让T恤表达的情绪更加直接、冒犯，没有任何手段能比在胸前背后亮出惹人争议的可读信息更好的办法了。在此之前，除了军用番号徽章或者竞选口号，T恤上很少出现其他图案，很大原因是因为硝基油漆喷绘既费事，又需要专用设备。直到60年代，塑胶油墨取代了油漆，这可以把T恤上的图案描绘得更为精细，且耐久，而涤纶材料的使用，能够让T恤本身更富于弹性，且不会轻易褶皱。美国反战运动、嬉皮士文化和摇滚乐立刻占领了这个阵地，从切·格瓦拉头像，到“要做爱，不要作战”的口号。约翰·莱顿在“上帝保佑女王”MTV里穿的那件以安全别针将“性手枪”字条糊在女王标准像脸蛋上的惹事T恤，不仅惹怒了整个英国，也造就了在伦敦国王路开设“朋克”商店的维维安·威斯特伍德令人争议的时装品位。 与敏感反叛的青年一样，时装和其他商业从事者也把目光对准了胸口这片空白之地。Champion、Jocky相继与各大学和职业体育俱乐部签订了合同，制造其LogoT恤。1975年，为了配合当年暑期强档电影《大白鲨》的宣传，好莱坞唐博尔特印刷公司的创立者唐·博尔特史无前例地与环球电影公司合作，印制了20万件影片海报T恤，结果使《大白鲨》成为了历史上第一部票房炸弹，也让T恤、海报、人偶等附带产品正式成为影片利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奥妙很简单，既然大众，尤其是青少年喜欢通过这样的可读性服饰来表达一下身份焦虑，那么主流意识形态也可以插一脚，一件《星球大战》或者法拉利商标T恤就像部落图腾崇拜一样，可以让穿着者感觉自己似乎也分享了这个现代社会图腾的成功魔力。 围绕T恤的战争很快就超越了文化意识形态，而蔓延到牵涉实际利益的经济领域，成为全球贸易战的重要部分。早在1967和1970年，美国国会通过了《棉纺织品长期协定》，最终演化为《多纤维协定》，对绝大部分廉价进口纺织品进行严格的配额限制。正如皮厄特拉·里佛利在《T恤的全球之旅》中描述的那样，一件T恤身上浓缩了美国棉花生产商、本土与外国服装加工业，以及外国消费者之间错综复杂的利益博弈。有趣的是，与亚洲廉价加工纺织业在欧洲、美国引发的抗议一样，非洲国家也在抗议雪崩一样涌入的美国旧T恤摧毁了当地的纺织工业，尽管归根结底问题要归咎于这些国家总体制造业的落后与无效率。1990～2003年，美国出口的旧服装就达70亿磅，少部分的T恤最终将作为抹布和回收纤维原料，另外少量Levis或耐克等时髦品牌，热门职业体育俱乐部的LogoT恤或者经典摇滚乐队的纪念T恤将流入北美、日本或欧洲的收藏市场，而大多数将被送往非洲，以每件20至25美分的价格——大约是制造它们的棉纤维价格的一半——卖到坦桑尼亚、贝宁或者多哥。在达累斯萨拉姆的当地青少年与他们的美国同龄人一样，知道什么图案或品牌的T恤是最时髦的，一件漏网的NFLT恤可以在这里卖到2美元的高价，一件旧的Gap衬衣也能值3美元。 为了减低那些秉承“有道德消费”精神购买者的不安，T恤又被拿出来充当跨国资本良心发现的证人:从Gap在非洲莱索托加工厂中使用环保技术生产天然棉质地的“红色标记”T恤，并支付当地工人“合理工资”;到贝纳通摄影师奥利维拉·托斯卡尼镜头下那些互相拥抱的黑白儿童和扔在地板上的T恤和染血迷彩上装。 在诞生几乎60年后，T恤在我们的身体政治中占据了什么样的地位？它似乎成了我们的第二层皮肤——根据马克·迪克森统计，每个美国人平均拥有6.5件T恤。T恤也更像是我们的身份图解报告，从醒目的商标到玩世不恭的口号，都在表达我们刻意想表达或回避的东西:2006年12月9日，印第安纳州布鲁明顿市的阿隆·沃特克为了创造吉尼斯世界纪录，穿上了160件从小号到10XL不等的T恤，明白无误地暗示了这个消费时代我们企图占有一切的愿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