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文/朱文轶
2001年离开“申花”，郁知非正处在巨大的争议中。从1998年以后，郁知非就开始越来越为他身上作为国企当家人和体育经纪人的双重身份所困扰，他要不断通过透支前者来供养后者。事实上，2002年入主F1，郁知非遇到了类似问题，只不过，没有一家上海本地实业大到足够凭一己之力就可推动F1这辆更庞大的战车。
1993年的“申花”某种意义上是领导意志的产物，郁知非是个好的执行者，在处理这个巨大名利场里的错综关系上，郁知非积累了被领导认可的经验。经营运作F1这个烫手“芋头”的人选，郁知非再次被选中。但他很快陷入了更大的困境。
2007年5月21日，等待半年的郁知非被“传唤并协助调查”一事有了结果:上海市纪委、市监察委决定，对郁知非等3人分别给予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并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据公布，在调查上海市社保资金案过程中，有关部门暂时查证，郁在担任上海申花足球俱乐部董事长兼总经理和上海申花国际贸易公司董事长期间，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侵占俱乐部、公司资金，用于支付个人购房款等。 事出F1还是申花？ 上海纪委和监察委对郁知非的初步调查结论，间接否认了郁知非被“传唤”后的广泛猜测。去年10月17日，上海国际赛车场经营有限公司以口头传达的方式，通报了该公司总经理郁知非4天前被上海市纪委传唤，协助中纪委调查有关案件的消息。之后曾普遍流传的说法认为，上海社保案的调查牵出了郁知非经营F1上海国际赛车场（简称“上赛场”）中的土地违规和利用土地开发不当获利问题。 猜测的起因是，大手笔投入的F1上赛场从出生就伴随着争论。上赛场方圆2.5平方公里，仅土建费用就逾3亿美元，比世界上最昂贵的巴林赛道至少高出7000万美元，这还不算以后建设的配套设施投入，以及每年数千万美元的举办费。“郁知非是个好的执行者。这是他在刚离开足球这个是非地仅几个月，就被选中执掌F1而再度出山的原因。”知情人说，“而和当年运作申花俱乐部不同的是，郁知非显然已经没有了一个像‘申花集团’这样现成的提款机。” 知情人称，国际汽联在2002年10月确定F1落户上海，但上海在2000年就开始运作，这个巨型项目的申报和审批手续都不齐全，土地也存在违规行为。“当时先斩后奏，项目规划和土地规划都没有报批，国土资源部是从卫星遥感地图上才发现上海郊区有这么大的一个项目。当时国土资源部曾带着卫星遥感地图来上海调查，但木已成舟。” 郁知非在上赛场一开始的职务是副总经理，2005年上赛场才把工程建设和经营两块业务分开，成立上海国际赛车场经营有限公司，郁知非任总经理，实际上，郁知非从接手F1，就对经营这一块有着最主要的控制权。 对郁知非来说，F1赢利任务的困难和艰巨从“烟草广告风波”就可以看出来。2002年，在尚未获得任何正式许可的情况下，郁知非就接受了烟草商的赞助，而这项收入占了F1收入的70%，在媒体的大量质疑中，2003年，郁知非通过媒体呼吁政府在法律上给予F1烟草广告“特许证”。 尽管郁知非在F1上已经竭尽全力运用他将申花足球成功商业化运营的种种心得——比如:在全国汽车锦标赛前把100多辆法拉利运到上海，招摇过市;组织以成龙为首的明星车队增加F1的娱乐性;斥巨资买下F1赛事2003年的电视转播权，再免费赠予中央电视台，试图培育中国F1市场——但每次推广行为无不是烧钱运动，而在仍然有限的“烟草广告”之外，郁知非实在找不到有效的收入来源。“各项大小赛事和出租给车队的模式已很难再有拓展的空间。”上海体育产业权威人士周广清说，“一些低级别的比赛，低级别的方程式、POLO杯等，还不如珠海赛车场频繁。赛车手少，以及赛场的门槛阻碍了上赛场平时的利用率。在日本，注册车手有20多万人，而中国只有几百人，这使赛车场缺少了一个很大的固定用户群。” 周说，“上赛场每年的基本维护投资就接近6亿元，年收入肯定不会超过4亿元。这个大缺口是郁知非的心病。从‘申花’到F1，虽然他也创造过1999年曼联访华商业比赛的奇迹，但总的说，他花的钱肯定比他挣的钱要多”。 F1后来给郁知非和上海的惊喜，不在运动本身，而在滚滚而来的土地财源上。上赛场位于嘉定安亭镇的东北角，距安亭镇中心约7公里。但F1项目开工后，嘉定区的土地变得异常抢手。2002年，嘉定上赛场周边地价每亩8万元至12万元，2004年每亩最高200万元。这一地价与素来地价较高的上海闵行地区基本相当。即使以六折的生地价计算，赛车场周边约20平方公里(合13334亩)的土地，令上海市多赚或土地账面增值64亿元。之前推测的一部分认为，“郁知非在F1赛道周围开发了一些商业项目和住宅项目，包括一个旅游休闲城，这些并不在原先的土地审批范围之中，而且土地用途也被擅自更改，有些地审批的时候并不是住宅用地。这部分收益也弥补了一部分运营缺口”。这一说法在上海纪委和监察委的调查报告中没有给予证实。 “好的执行者” 从“申花”出来后，郁知非曾在家休息了一段时间，打算出国读书。正好中国足协主席阎世铎也曾邀请郁协助筹备中超，郁以调研员的身份做了9个月的研究工作，在世界体育俱乐部转了一圈。其间，英国利物浦大学体育MBA邀请他去讲座，身份是“中国职业足球在位时间最长的经理人”。 郁知非的这次隐退很短暂。他在英国时候，久事公司的领导层找到他，希望他出面操办F1。其实，郁知非离开上海的时间里，F1中国站落户上海的事情，已经大局初定。“当时F1的运作，已经有人在做。若非后来内部发生矛盾，可能就没有郁知非的事情了。”一位知情人士说，这背后是上海原领导的执意主导，“F1这么大的事，他找不到比郁知非更能信任的手下了”。5月，郁知非在上海久事公司董事长兼上海国际赛场董事长张桂娟的邀请下，出任该公司的副总经理。 郁知非的办公室由上海黄浦区金陵东路339号申花电器总部搬到了上海久事大厦36层的办公室，正对十六铺码头。郁知非的生涯从一个电器推销员开始，到一个掌控30亿元投资项目的“F1教父”。据说，他曾多次玩笑着将自己比作许文强，那个从十六铺码头底层开始打拼的上海滩冒险者。 据一名申花集团人士介绍，1952年出生的郁知非，年轻时曾到黑龙江建设兵团下乡9年，1978年回到上海，一边收废品，每天拿几毛钱的补助，一边利用空余时间学习大专课程。“上世纪80年代初，下乡返城的知青们找不到工作，以街道为单位成立生产组，成了解决工作的办法之一。郁知非参加的那个里弄生产组，开创了一个街办企业的奇迹，1983年成立了三灵电机厂，先后生产了电子琴、空调用的风扇等电器产品，1993年改名为上海申花集团。” “郁知非是个典型的上海人。他善于执行决定，把握机会。”他说，“申花的成功是因为后来申请到了洗衣机的生产指标。计划经济时代洗衣机是抢手货，不愁市场。那时候的主要办法就是仿制国外的产品，郁知非出国，会带回样机或者产品说明书。”“申花产品销路的打开和经营的成功，使郁知非得到了领导的赏识，他从一个普通的销售科长逐渐被提拔为申花集团的董事长，其间还担任过黄浦区事业单位局局长。” 而郁知非当年介入足球的原因和突然受命F1一样充满着意外。上海的市足球代表队当年叫上海足球队。1991年，广东顺德的神州热水器厂以20万元将球队冠名权买走后，有关领导找到时任三灵电机厂党支部书记兼总经理的郁知非说:“你看看，同样是做热水器的，人家有这种意识，你就没有？”1992年，郁知非以20万元的价格将球队冠名权购回。但是1993年，冠名权又被另外一家叫“爱可发”的胶卷厂买走。1993年下半年，上海确立了发展足球产业的方针，分管领导是陈良宇，他希望上海能先于全国正在进行的足球改革一步。“当时上海著名企业不少，市里希望能有企业拿出钱来搞足球产业，但对于根本还看不清方向和未来的一项计划，没有几个企业愿意主动表态拿出几百万元搞足球。”知情人说，“郁知非答应了，他替这个‘足球产业方针’解了围。”该年底，正在美国开会的郁知非被急召回国。 郁对上海足球队进行了彻底改革:上海足球队重新被冠名为“上海申花”，同时球队独立实行自负盈亏的俱乐部制度。郁个人也辞去申花董事长职务，改任俱乐部董事长兼总经理。 1998年运做曼联队与上海申花的那场商业赛事奠定了他在中国体育界的“教父”级地位:在敲定曼联队35万美元的出场费后，郁开始寻求赞助，他说服了“夏普”负担这笔费用，后来“百威”又赞助了20万美元，比赛场内的广告牌，则以40万人民币一块出售，最后售出24块，门票销售1000万元。一场赛事下来，“申花”净赚1600万元。 “他花钱的能力超过挣钱的能力。”周广清认为，“从1997年开始，郁知非开始聘请外籍教练来执教申花，1998年，郁知非投入100万美元与世界足球王国巴西签订了少年足球队的培训协议。他还以股份制形式建设了中国足球界第一个虹口专业足球场，俱乐部占25%的股份。这些举措当时在大部分俱乐部都是开创先河之举。”申花集团给郁知非打造球队品牌之路提供了后盾，尽管一些办法在资金效率和投资回报上饱受诟病，来自上级领导的认可让他在很长时间都能身处是非漩涡之外。 名利场 郁知非担任申花俱乐部董事长一年后，大学毕业未久的陈维力(陈良宇之子)成为郁知非的副手，任申花足球俱乐部副总经理。申花俱乐部的经验，对郁个人来说，更为重要的是奠定了他在上海政商两界的基础。 后来和郁知非一起牵涉上海社保案并“协助调查”的人物都身处同一个圈子中。华安基金总经理韩方河和郁多年相熟。在郁之前接受调查的上海电气董事长王成明也是郁的继任者，郁知非2001年底辞去申花足球俱乐部董事长后，接申花的交椅给了王。而王成明亦曾担任华安基金董事长，与韩方河共事过很长一段时间。早先涉案的吴明烈所在的新黄浦集团，一直是申花足球俱乐部的赞助商。 无论足球，还是F1的推广都需要钱和人脉，体育经纪在国内刚起步，虽然是以公司的身份去活动，但要牵扯到广泛的权力部门。很多和政府的公关活动，都由郁一手安排，比如定期邀请官员家属出国旅游等。知情人说，“郁知非为人高调，善于沟通的性格在这个大的名利场中游刃有余”。 郁知非需要这种高调的生活，无论在事业还是私生活上。郁执掌F1没多久就不断组合资源，把国内的三个具国际水准的赛场（上赛场、北京金港国际赛车场、珠海国际赛车场）揽到旗下，这种大成本的扩张方法是典型的郁知非风格。知情人称，郁知非儿子结婚时清一色的法拉利、保时捷跑车组成的婚礼车队在上海新天地集合的时候，显示了这位F1掌门人的气派。 事实上，2001年F1的邀请，郁知非在当时处境下完全可以拒绝。他刚刚躲过一场风波。但他还是欣然接受，并提前结束了他在伦敦访问学者的生活，回到上海赴任。他在随后接受媒体采访时不忘回击那些因为1998年以后“申花”的颓势而攻击他的人，他借别人的话反唇相讥，“有两个著名的足球队访问上海，巴塞罗那和AC米兰，但没有人看。有人说，当初郁知非做曼联时做得多火。也有人反驳，说郁知非正逢良机，那时是足球正红火，现在不红火了。也有人疑问，场地锦标赛什么都不是呀，郁知非照样做到全国收视率第一”。 知情人说，“他要让人们意识到，上海运作F1和运作申花一样，离开了郁知非，无法成功”。 郁知非时刻维护自己的体面。据说，郁知非在1998年的时候无意中拿过一个假路易威登皮包，后被熟人指出后，马上就换掉了。 “郁知非式”申花 某种意义上，郁知非的错误是，他在F1上继续使用了和“申花时代”同样的手法。这种方式看上去很风光，却将“申花”带入了某种“分裂”:申花球队在中国足球产业化领域备受关注，申花集团的经营利润却日薄西山。在1994年到1997年申花队屡获战功的时候，前者掩盖了后者;2001年，申花队遭遇6连败时，矛盾激化出来。郁的反对者指出，在申花集团经营状况日益恶化的同时，申花俱乐部的运营费用却节节上升。这个号称赢利的足球俱乐部拖着一个疲惫不堪、缺乏新增长点的老企业。 “到了2000年，把申花集团分为电气和足球两块，实际上，那时候的申花在产品上已经没有什么竞争力了，很多员工到了50岁的就直接退休了，郁知非的太太也是那时退休的。”为了改变申花经营上的颓势，申花也曾投资过生产烟用过滤嘴的PP树脂项目，但因多种原因以巨亏告终。申花还投资了几个小房地产项目，但也无力挽回败局。大概从1997年开始，申花队每年的亏损都近1000万元，直到这种透支入不敷出时，矛盾才突显出来。郁知非1997年就着手引进国外的体育产业投资者，“但他在这方面的谈判，就太业余了，每每喊出天价，认为申花足球的无形资产价值11亿元，两成的股权也动辄几亿元，引资当然失败”。 自从2001年底接替郁知非成为申花新董事长后，王成明仍然继承了同样的模式。王成明本来以为2003赛季下血本把“申花”扶上路，然后就可以让俱乐部进入正轨。2004年他显然不想再顶着企业内部的压力给球队烧钱。不过，这年发生太多的麻烦事，让王成明不仅没有成功抽身，反而越发陷入被动。2006年，由于涉嫌上海32亿元社保资金被违规挪用的大案，这位郁知非的继任者也被立案调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