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政治权利的缺乏、话语权利的缺损、公共政治参与度的不足，既是异地务工人员三十年来受到城市制度性排斥的原因，也可能是今后他们难以更快地市民化的原因。 正如学者所指出的，包括珠三角在内的沿海地区招工难，生成的原因多多，但一个基本成因在于，三十年来中国沿海发达地区高速经济增长所倚重的劳动红利已经呈现了递减状态。城市制度福利的排斥，城市公共服务的排挤，无法让众多异地务工人员植根于某一个特定的城市，包括东莞在内的所有发达城市都缺乏一个稳定的劳动力供给。因此，面临招工难这一迫在眉睫的压力，沿海发达城市纷纷提出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对策，以期通过部分异地务工人员市民化来生成城市稳定的劳动力供给。 就当前各沿海城市所出台的政策来看，异地务工人员市民化的主要路径是公共服务渐进性地向这一群体延伸，不像过去那样把他们完全排斥于公共服务之外，包括子女就学、社会保障、医疗保险和城市经适房廉租房等，开始向他们打开大门。这样一个进程无疑是中国社会进步的一部分，应和公共政治合理化、推进公民权利平等的价值观。不过，当前中国城市力推这一进程的主要动力是稳定劳动力的缺乏，因此，这一进程推进的速度可能更取决于招工难的严重程度，而不取决于异地务工人员融入城市、向上流动的期待。在决定异地务工人员市民化、提高异地务工人员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话题上，异地务工人员政治权利的缺乏、话语权利的缺损、公共政治参与度的不足，既是三十年来他们受到城市制度性排斥的原因，也可能是今后他们难以更快地市民化的原因。 与中国异地务工人员遭遇类似的是，早期美国社会的外来移民同样受到城市的排斥。各种排斥不仅来自于作为邻居的城市普通市民，也来自于资本权力，出于安全感的忧虑，出于抱团取暖的需要，美国早期外来移民不约而同地选择同种族移民聚居的城市生存方式，比如，犹太人形成城市的犹太人社区，而华人则以唐人街的聚居方式繁衍生息。同种族移民的聚居区实现移民物理空间上的接近，更重要的是，物理空间上的接近容易形成同种族移民的自治，而这种移民自治与美国城市的选民政治产生了化学反应，让移民的宪法权利、法律权利和享有城市制度福利的权利得到实质维护和拓展。 美国城市议会的选举实行选区制，就是说，外来移民只要获得公民资格，就可以参加选举。而外来移民的聚居区由于某一种族人口数量的缘故，一般不会为选区议员所忽视。某些候选议员为了当选，不仅在选举期间要发布各种承诺，而且，平时也要代言种族聚居区的利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外来移民加入美国国籍非常便利，获得公民资格和选民资格并不是麻烦事。在美国历史中，只有华人入籍受到严格的限制，其他种族移民特别是欧洲移民加入美国国籍、获得公民资格和选民资格也就是填几个表格那么简单的事情。即使如华人入籍受到限制，但第二代华人因为法律规定的缘故，只要出生在美国国土上，便自动取得美国公民资格，自动拥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由于外来移民的聚居方式，由于城市选举政治的存在，因此，美国外来移民虽然遭遇各种不平，不过，由于选举政治的存在，来自于政府的均等公共服务的排斥很难维持长久。尽管融入美国社会存在文化、宗教、生活方式和价值观等各种障碍，但是，城市公共政治的制度障碍总是能够第一个被排除。移民政治权利和法律权利的率先实现，加上移民自治和结社自由，加上选票注射，在很大程度上抵制了城市公共治理的排斥。 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外来移民如何融入社会，而社会如何接纳他们，美国历史会告诉我们很多。在我而言，中国异地务工人员融入城市社会的障碍不应该来自于公共政治，因为现代公共政治和公共治理存在的根本目的就是推进公民平等，就是实现公民权利在所有向度和维度的平等化，因此，来源于城市工业公共治理的排斥和歧视，首先必须得到矫正。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社会应该持续进行政治改革的顶层设计、付诸改革行动，增加异地务工人员等边缘群体的话语权和参政权，增加社会治理各项议程的民众参与和民主决策，否则，像这样的边缘群体无法获得真实的权利，而他们享受制度福利的权利只能来自于恩赐，我们知道，任何恩赐都是不可靠的，都是可给可夺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