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作为一个制造业城市，企业领域薪金雇员的中产化具有更为积极的社会价值，它将引导人力资源特别是优秀青年人才的平衡分布。 年复一年的春季招工难正在改变以异地务工人员为主体的企业员工的生存状态。这一轮春季招工难开始于全球性金融危机之后的2010年，在海外需求不振部分企业订单不足的情况下尚且发生招工难，如果欧美经济今后几年发生实质性的复苏，订单大量增加，那么，春季招工难当会更加严重。因此，一个判断是可以成立的，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劳动红利繁荣期已经结束，伴随着产业资本从沿海向内地阶梯性迁移的规模和速度的加快，发生于珠三角和长三角的劳动力供求失衡不再可能只像现在这样在春季季节性发生，而更可能常年常态性发生。 如果说，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劳动力整体上的供过于求，弱化了产业工人的博弈地位，导致以异地务工人员为主体的产业工人薄弱的生存状态，那么，当前发生的劳动力供求失衡，也当会提升产业工人的博弈能力，让他们的谈判地位和议价能力有所提升。而从欧美国家、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发展历史来看，劳动力供求失衡才是撬动产业工人中产化、哑铃型社会形成最为关键的内生因素和内生动力。
社会学家周晓虹在《西方社会中产阶级的理论研究》一书中指出，在中产阶级的成长过程中，有这样两大因素起到了关键的推动作用：其一是西方国家内部工业化向后工业社会的转变；其二是西方的工业化在全球范围内的推进，即所谓全球化。 就第一个转变而言，它不仅造成了西方发达国家中产阶级数量的增加，而且还影响到中产阶级本身的形态变化。早期的中产阶级是指那些占有少量生产资料的小农场主、小企业主和小商业主，即美国社会学家米尔斯所说的“老中产阶级”，而在内部工业化向后工业化社会转变的过程中，越来越多的公务人员、技术雇员、管理者、办公室人员和销售人员等薪金雇员成为社会中产阶级的主力。 在第二个转变中，即资本全球化高速流动的背景下，纳入全球化分工体系中的各国劳动力供求关系具备了全球性调节的特点。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美国主导的全球化浪潮中，伴随着资本流动和新技术的诞生特别是知识经济的成长，无论在西方社会，还是在亚洲“四小龙”在不同发展阶段，都发生了产业技术工人、营销人员和管理人员等薪金雇员的绝对短缺和新兴产业类薪金雇员的结构性短缺，部分薪金雇员收入和地位率先提高而成为社会中产阶级新的成员。在全球化的视野中，更多数量的具备技能的薪金雇员具备了向上流动、晋身中产阶级的契机。 在西方国家和亚洲“四小龙”发生过的薪金雇员的中产化的历史，如今也在中国发达地区重演。就东莞而言，过去三十多年中，部分外来工凭借掌握的技术、营销和管理经验率先创业，成为中小微企业主，率先中产化甚至资产阶级化。而在劳动力供求失衡的今天，企业的技术工人、富有职业经验的营销人员和管理人员的地位更加受到重视。公共服务优先覆盖于他们，东莞的积分入户政策对于他们关照有加，诸多加分设计让他们优势地位大大领先于一般劳动者。而企业对他们在收入、地位、生活条件上的倾斜，更折射出企业主对他们可能流失的忧虑。 一个可喜的变化是，薪金雇员的中产化过去主要发生于公共部门，现在则因为劳动力供求失衡而更多地发生于企业领域。作为一个制造业城市，企业领域薪金雇员的中产化具有更为积极的社会价值，它将引导人力资源特别是优秀青年人才的平衡分布，让企业与公共部门一样具备吸引优秀人才的可能，制造业企业储备更多的优秀青年人才无疑才能具备更高的成长性。因此，以更宽广的视野，谋划和操作面向企业薪金雇员的公共服务，当是东莞公共治理激励企业薪金雇员中产化不可或缺的一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