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文/龙坪
关于中产阶级的神话来自遥远的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曾说，“惟有以中产阶级为基础才能组成最好的政体”，他观察希腊诸城邦，较多中产阶级分享较大政权的平民政体，比寡头政体更安定持久。直到现代，欧美发达国家新中间阶层在“白领革命”中壮大，社会矛盾渐趋缓和，帝国主义进入“垂而不死”的阶段。
改革之初，吾国精英人士对蒙头只搞经济、富了以后民主与自由自会降临的乐观说辞言犹在耳，仿佛随着民众收入的增加，中产阶级已然出现，“洋葱头”式的社会稳定结构必将形成。于是当百姓在教育、医疗、住房负担的重压下无奈懊恼之际，有人直言，认为这将导致中产阶级的萎缩，不利于国家稳定云云。 其实，吾国的中产阶级何曾出现过哪怕一天呢？经济发展催生了部分中等收入人群而已，充其量可称为中间收入阶层。看过《中产阶级文化的起源》，这部着力梳理17、18世纪之交英国中等阶层向中产阶级演变的力作，有助于我们更透彻地认清现状：就像一个因种种复杂的“家情”依然不富裕的人，出于难以克制的羡慕，装作自己的忧虑，却忘记了要成为富人先要劳动，去做买卖、开工厂、找矿藏，然后才能拥有富人的烦恼。 该书大体勾勒出与英国近代工业革命和社会转型同时，地方新兴的商界和专业界人士如何形成一套新的社会关系、新的经济实践和新的嗜好和欲望。 敏锐的读者自会注意，本书用力最重也最富成果之处，在于分析中等阶层向中产阶级的关键性转变，约翰·斯梅尔用“结晶”一词来形容一个阶层从无意识的变迁到最终有意识地理解自己在社会中的地位，并公开表达阶级意识的过程。他强调阶级形成的“结晶化”是一个集体行动过程，其中一个细节是，“自愿团体数量的激增，既为早期中产阶级政治抱负的展示提供了诸多场所，也为他们形成中的阶级意识提供了兴奋点。” 不妨作一反向设想，如果当年英国经济腾飞之时，国家权力无所不在，新阶层不被准许在报纸上公开批评贵族和封建地主以确立本阶层的认同感，不被允许开展自行组织的维权活动，对社区公共事务的参与热情被以“这些事你们都干了，还要政府干吗”为由打压，历史学家将去何处搜寻所谓中产阶级的文化呢？ 今天在中国谈论中产阶级，正如斯梅尔在书中提到的语言学意义上的分析，来自别国历史的经验左右了我们的交谈用词、谈话方式和问题意识，其实，我们还根本没有自己的成功实践呢。在方生方死的概念洗礼中，我们终于站在了实践的门槛上。熟悉所有命运的人，有一种命运最熟悉他。 《中产阶级文化的起源》 [美]约翰·斯梅尔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2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