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翟东升 中国人完全可以直接走进南美的市场用当地语言销售商品，直接走进非洲的乡村用当地的官方语言谈判投资条件。 假如要评价中国的外语教育，认为是“失败”乃至“彻底失败”的人肯定不在少数。我喜欢跟朋友们算这样一笔账：凡是受正规学校教育的人95%以上都要学英语，英语占据青少年学习时间至少1/4以上。那么有多少大学毕业生能读懂英文报纸，听懂英文广播，与老外用英语沟通交谈？我个人估计，不会超过10%。换言之，八成以上的中国青年将他们人生中学习阶段1/4的宝贵时间资源打了水漂。假如说从总体概率上看人的一生创造的价值与他的受教育时间成正比，那么在较长一个时期内中国的总体国民财富由于不恰当的英语教育政策而减损20%，亦即中国每年因此产生的潜在经济损失达数万亿元人民币！ 以上耸人听闻的计算和推论显然存在某种逻辑陷阱，但是我想用它来帮助读者充分意识到一种不恰当的教育政策的潜在和实在代价。首次帮助我自己认识到这一代价的人是一位来自美国丹佛大学的教授。我们在饭桌上聊起中国人学英语，她抱怨说美国学生不重视外语学习，并举一个笑话为证：“这个世界上有谁只会讲一种语言，那他很可能就是美国公民。”她明明是在自嘲，但我怎么听都觉得有些跟我显摆的味 道。自己不用学外语，别人花大把时间精力学你的语言来与你沟通或辩论，结果无论如何努力也仍逊你一筹。当中国的年轻人早起晚睡狂练英语的时候，美国的同龄人在干什么？每念及此，我深感痛心。
构成美国权势基础的众多支柱之中，有两根支柱具有高度的相似性，一是美元，二是英语。世界各国都用美元作国际储备货币，美国就可以获得较低的利率、丰厚的铸币税和巨大的融资杠杆；世界各地都用英语作国际交流语言，美国人自己就不必全民学外语了。把自己的东西拿出来和天下人共享，结果就能获天下之大利，这个道理我们必须牢记在心，并且将来活学活用之。 在美元这个问题上，用建构主义的逻辑来解释，我们发现主观判断和客观事实之间的边界其实是很模糊的：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人认为美元是权威的国际主导货币，于是在官方和民间外汇储备中以美元为主，结果恰恰是中日等国持有的巨额美元头寸支撑着美国的国际收支平衡，从而进一步证实和巩固一开始的判断。同样的逻辑也可以用来解释英语的国际地位。正是由于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人都把英语作为第一外语来学习，结果大大巩固了英语作为国际主流语言的地位，从而使我们（以及世界其他角落的人）的子子孙孙更加必然要学英语。 我原本也已经无意识地接受了英语“无可争议”的地位，但是这两年在欧洲工作和生活使我逐渐意识到此事远非必然。记得2006年11月在西班牙的一次国际学术会议上，只有3个人讲英语，而来自拉美和北非十几个国家的近40位教授全部讲西班牙语。会议的主办者告诉我，全球西语人口即将超过英语人口成为居中文之后的第二大语言，全球20多个国家3.5亿人口是以西语为第一语言的，而英语是3.8亿。这次会议之后我常常想这样一个问题：全中国有多少人能讲西班牙语？从地图上看，整个拉美，除巴西之外都是讲西班牙语的。而事实上，会讲西班牙语，与讲葡萄牙语和意大利语的人之间都可以很轻易地交流，因为据说它们之间的差异就如同山东话和陕西话之间的差异。另外，全球讲法语的人口也有近2.8亿，遍布各大洲20多个国家。从这些数据来看，英语的国际主流地位并非确定无疑。 回顾一下我们建国以来的外语教育政策，就会发现它总是和我们的国家发展路径以及对外政策紧密联系。从建国之初至上世纪60年代中期，由于我们身处苏联阵营，在中学和大学外语教育中全面普及俄语课程。而中苏交恶之后，我们又全面转向英语，自80年代改革开放（其实主要是向美国领导下的西方开放）起，英语在中国学校教育中的位置越来越重要，升学、求职、拿学位、评职称都要求“英语能力”。进入新世纪之后，我们越来越认识到中国必须要走出一条“后华盛顿共识”的自主发展道路来，要独立自主地开拓全球化时代国际分工中的发展空间。这种路径转折，不仅体现在对自主创新的强调中，也体现在对广大第三世界市场的巨大热情中。对应于这样一条发展路径的外语教育政策应该是什么样的？我认为，必须尽早地将中国人的外语教育多元化，也就是让受过教育的中国人可以直接走进南美的市场用当地语言销售商品，直接走进非洲的乡村用他们的官方语言谈判投资条件，而不是像现在这样，找一群说英语的当地翻译进行三边对话。同时，在一个市场化的时代，必须坚决改革带有明显计划烙印的强制性英语普及政策，让市场需求来决定我们外语教育中的“投资组合”。政府教育部门如果要起作用，那也是去启发和疏通市场信号而不是无视时代变迁、无视市场供需地因循成规。 这样的政策调整，配合以孔子学院的成就，最终将被看作我们积极构建一个“多极化世界”的必要一步。 (翟东升，人大教师，波士顿大学布鲁塞尔分校特聘讲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