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在此次“黑砖窑事件”中，各种媒体优势互补，形成合力，对于推进问题的解决起了重大作用。但媒体要走得更远，需要一种深刻性和责任感
段宏庆 王和岩/文
7月4日，山西洪洞县黑砖窑案开审。包工头衡庭汉、窑主王兵兵等五人在山西临汾中院被起诉。此时距5月27日案发38天；距6月7日媒体首报该案27天；距6月20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黑砖窑案情汇报和山西省省长道歉14天；距6月26日山西省省长深刻反思“黑砖窑事件”教训8天。 案件开庭新闻当日见诸报端。但曾经促进了此问题解决的舆论已不再有当初的热度。各大媒体反应平平，网络则更为淡漠。截至7月4日24时，《财经》记者在国内三大门户网站上做了统计：新浪网友留言七条，搜狐网友留言零条；网易网友留言零条。 这一天，38岁的郑州市民柴伟仍然在寻找他的孩子。柴伟的儿子今年17岁，是个智障和聋哑人，手还有残疾，今年4月2日在郑州失踪。有确切证据表明，他是被人贩子拐卖到了黑砖窑。 柴伟对《财经》记者说，引起媒体关注并督促政府严厉打击黑砖窑，是他们过去梦寐以求的。然而，黑砖窑整顿开始以来，很多丢失孩子的家长却感到希望似乎越来越渺茫。 “以前我们至少还知道去砖场找。现在媒体报道少了，砖场也关了，我们到哪里去找孩子？”柴伟忧心如焚。 一个沉重的话题会被另一个沉重的话题取代，一个痛苦的记忆会被另一个痛苦的记忆抹去。回顾“黑砖窑事件”中的媒体关注轨迹，对于舆论如何更长效地介入现实，行使监督权利，不无裨益。 河南电视台“寻子”解开黑幕 河南电视台都市频道记者付振中，是在今年5月9日下午第一次见到柴伟的。当时和柴伟一起寻求媒体帮助的，还有其他五位家长，他们的孩子都是被拐到黑砖窑做苦工。这些家长在找孩子的过程中，还解救了40多个被拐的孩子。 “我过去也耳闻过这类事情，但都不确切。”付振中事后接受《财经》采访时告诉记者，当天回到台里，他即向领导作了汇报。经领导同意，付振中与同事当晚立即出发前往山西，“我当时的想法就是帮助家长找孩子，把他们找孩子的艰辛过程记录下来。” 5月14日，付振中等人回到郑州。经过五天的写稿、编辑、剪辑，5月19日，都市频道播出了第一期节目。该节目真实记录了家长找孩子的艰辛过程，记录了黑砖窑里奴工们真实的生存状态。 都市频道是河南电视台的第二套节目，付振中所在的栏目叫“都市报道”，以社会报道为主，每天晚上7点半播出，每次40分钟，第二天中午12点重播。这个节目在当地收视率较高。 5月19日第一期节目播出后，当天晚上就有反响。从第二天开始，大批家长找到都市频道求助，前后超过1000人。 在这种意想不到的反响的促动下，“都市报道”一发不可收。此后，付振中又多次奔赴山西采访，至6月11日，总共播出21期有关河南家长赴山西黑砖窑寻子的节目。“我们的节目没有策划，完全是事件的进展带动节目走。有家长认出了自己的孩子，我们便把拍到的小孩的画面不停地播放。后来为了方便更多的家长认出自己的孩子，5月下旬，我们的节目传输到了商都网与大河网。”付振中告诉《财经》记者。 “都市报道”节目的影响不断扩大，随着网络的介入转载，逐渐在全国范围内引起关注。此期间，不少家长也纷纷向相关公安机关反映情况，举报黑砖窑。 但根据《财经》记者查询到的公开记录，山西官方开始重视这一事件，是在6月中旬。 网络与媒体互动催进高层介入 在“都市报道”孤军奋战16天之后，6月5日，大河论坛出现一个题为“罪恶的‘黑人’之路！孩子被卖山西黑砖窑400位父亲泣血呼救”的帖子。 该帖子发出后，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6月7日，这个帖子被转帖到天涯论坛，更在全国引起关注。截至6月12日，大河网上帖子的点击率超过31万；在6月7日被转到天涯论坛后，短短六天时间，该帖点击率高达58万，并有3000多篇回帖。 与此同时，6月7日，山西当地官方媒体《山西晚报》刊发了关于洪洞县黑砖窑案件的报道——“黑砖场里，他们过着‘奴隶’生活”。该文章还配有31名奴工惨状的照片。文章尤其是图片经网络传播后，引起社会共鸣。 6月8日下午，付振中做客大河网，回答网友的提问。付振中提及，解救孩子过程中，面对的最大阻力是当地执法部门不配合，甚至还执法犯法。 随后，各地都市类媒体迅速介入。如广州《新快报》等多家都市报纸刊发了付振中做客大河网的报道。一些都市媒体还主动寻找被解救的民工进行采访，讲述他们的苦难遭遇。自6月11日起，“黑砖窑事件”成为国内各大门户网站的头条新闻。 网络的传播效应以及都市媒体的报道，在各地群众中激起的义愤，迅速在国内形成强大的舆论压力。海外媒体的介入，也形成了巨大国际舆论压力。 6月8日，《南华早报》一篇题为“Cadre’ssonaccusedofenslavingandtorturingmigrantsinfactory”（干部儿子被控在工厂奴役和拷打工人）的文章，引述了《山西晚报》关于黑砖窑的报道事实；此后其他海外媒体陆续介入，对该事件的关注逐步升温。 不过，这一时期海外媒体主要是引述中国媒体的报道，由此亦可见国内媒体在此事件中尽到了自己的本分。 6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王兆国对“黑砖窑事件”做出批示。当日，中华全国总工会书记处书记、纪检组长张鸣起赶赴山西现场，对该案件的查处进行督促、调查。 以此为契机，中央媒体开始介入。6月14日，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CCTV新闻）“朝闻天下”栏目播出山西黑砖窑的新闻，新华社也于当日播发“山西洪洞县黑砖窑窑主王兵兵已被拘留”的消息。 至此，从地方媒体到中央媒体，从报纸到电视，从传统媒体到网络，“黑砖窑事件”均占据首要位置，终于促使山西省在6月15日全面开展解救被拐骗民工、打击黑砖窑主专项行动。 在舆论的压力下，官方对“黑砖窑事件”的定性不断升级。6月18日，全国总工会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关于“山西黑砖窑事件”的情况，认为此案属“虐待农民工的事件”，要求切实维护当事农民工的合法权益。 这一定性没有平息舆论，反而进一步促使舆论升温。此时舆论重点已不再简单就事件本身进行追踪报道，同时加强了评论分析，如《人民日报》刊发“人民时评”“‘黑砖窑事件’该如何善后”，新京报刊发社论“拿什么保证黑砖窑不卷土重来”等等。 据《财经》记者统计，6月18日和6月19日，海外媒体报道也达到高潮，每天有近14篇来自不同媒体的报道。除了报道数量急速上升，最明显的变化就是措辞越来越犀利。如6月18日《华尔街日报》亚洲版一篇题为“LaborOutcryRoilsChina”（劳工事件引发中国震荡）的报道，谈到了中国民众和媒体监督政府、向政府施压的意识正在逐渐觉醒。该文章还揭露了基层政府与非法作业的黑砖窑之间的不正当金钱关系。 两天后，6月20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山西“黑砖窑事件”调查处理初步情况的汇报。会议对此事件做了定性：山西黑砖窑不仅存在严重的非法用工问题，而且存在“黑恶势力拐骗、限制人身自由、强制劳动、雇佣童工、故意伤害甚至致人死命等严重违法犯罪行为”。这次会议上，山西省长于幼军代表省政府作了检查。 6月22日，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公安部、全国总工会的联合工作组在太原市举行新闻通气会，通报山西“黑砖窑事件”初步调查处理情况。会上，于幼军再次代表山西省政府，就山西“黑砖窑事件”向受害者及家属道歉，并向全省人民检讨。在当天的新闻通气会上，于幼军还表扬了媒体在山西黑砖窑事件中发挥的积极的舆论监督作用。 6月26日下午，于幼军在“全省进一步整治非法用工、打击‘黑砖窑’专项行动及督查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对“黑砖窑事件”进行了深刻反思。 耐人寻味的是，于幼军在反思中认为，黑砖窑事件的一个重要教训，在于“没有敏锐把握网络、媒体的舆论动向，及时做出正确的回应”。 舆论合力现象形成集群效应 事实上，有关山西黑砖窑奴工的问题并不是一个突发的新闻。山西省公安厅副厅长李富林在6月15日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透露，黑砖窑非法用工问题，在上个世纪90年代即已存在，公安部门一直采取措施打击整顿，“但也存在死角，时有沉渣泛起”。 据《财经》记者了解，媒体在这些年中，对黑砖窑奴工问题持续报道。目前互联网上可查询到的记录最早是在1997年，《华西都市报》报道了43名四川中江县农民被骗到山西太谷县的黑砖窑，遭到关押，被强制劳动。2003年，《华商报》连续跟踪报道了西安少年被骗至山西永济市黑砖窑导致断脚的事件，一度引起山西省领导的关注。 媒体的报道中，黑砖窑范围并不仅仅局限于山西省。2001年，河南《东方家庭报》记者陈祖强曾“卧底”进入郑州西南郊外一个黑砖窑，在砖场中度过五天四夜。如果不是同事和警方及时赶去解救，差一点无法脱身。 陈祖强日前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记忆犹新的不是当年他在黑砖窑的坚守，而是事后一个警察对黑砖窑主的训话：“你咋给我弄出这麻烦事儿？记者都到你们窑场去卧底了，你还不知道？” 奴工问题也并不仅仅存在于黑砖窑。早在2000年6月15日，《工人日报》即报道过山西省清徐县的“奴工事件”——清徐县是当时全国最大的暖气片生产基地，年产量达1亿片。在此工作的民工每天要工作12至15个小时，工资则少得可怜。很多人一进厂便被要求不准“擅离”厂区，干活动作稍慢或“不听话”，就会遭到拳打脚踢。 正是基于上述这些“历史沉渣”，此次“黑砖窑事件”引起舆论高度关注之后，6月20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近期要在全国范围内以乡村的小砖窑、小煤窑、小作坊等为重点，开展一次劳动用工大检查，重点是依法打击雇佣童工、强迫劳动、恶意伤害等违法犯罪行为。 类似“奴工事件”过往引起的关注远远不够，正因为此，此次“黑砖窑事件”成为较彻底地解决黑砖窑问题及奴工现象的关键一击，舆论所起的作用非同一般。 问题是，为什么可以追溯到十年前的那些报道，未能形成声势，并促进问题更早得到解决？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舆论研究所所长喻国明教授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指出，此次“黑砖窑事件”报道中，舆论所体现出的合力现象与集群效应值得关注。 喻国明告诉记者，每个媒体都有自己的舆论空间：地方媒体直接触及社会基层，但全局性影响不够；中央媒体影响大，但与基层呼应的信息管道相对不够畅通；网络媒体行动相对自由，腾挪空间大，但权威性不够；传统媒体行动谨慎，但一旦发力，反响极大。因此，如果仅仅依靠一家媒体、一种媒体，舆论监督的力量比较单薄，形成的社会压力也不足。这也正是为什么过去媒体陆续有过关于黑砖窑、关于奴工的报道，但始终未解决问题的关键所在。 此次“黑砖窑事件”的报道中，各种媒体，各种舆论手段都加入进来，充分发挥了各自特点，优势互补，形成了舆论合力，造成强大社会压力。“其实除了山西黑砖窑，包括过去的孙志刚事件、今年的重庆钉子户风波，都表明：在市场经济下，媒体间存在着竞争，但更要合作；只有合作才能产生集群效应，新闻行业才能整体获得发展。”喻国明说。 今年首报山西黑砖窑奴工事件的河南电视台记者付振中，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也分析说：“这次报道能够引发这么大的轰动的原因，主要在于我们做了连续不间断的追踪式报道。这期间我们没有受到任何压力。而且，都市频道不上卫星，观众都在河南，而事发地在山西。” 付振中表示非常感谢网络媒体，“他们非常积极地加入到传播的过程，显示了社会责任。”他同时感谢全国各大媒体的跟进。 将关注进行到底 不过，仍然不能认为目前舆论的监督已经“大功告成”。喻国明认为，舆论在此次“黑砖窑事件”中基本完成了任务，因为舆论监督一个基本功能就是在社会矫枉匡正，尤其对妨害正义的权力障碍提出质疑和挑战，直到权力障碍消除。因此媒体降温也属正常，鉴于新闻本身的逐新的特性，不可能要求媒体过于持久地聚焦于一点。 但是，“我不认为舆论取得了胜利。”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贺卫方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他对目前黑砖窑问题的解决情况并不抱乐观态度。 贺卫方指出，中国的媒体报道基本上还是满足于事件本身，对制度性反思往往挖掘得不够；或者尽管试图去挖掘，但持续施加舆论压力的能力不足，这就给问题回避者提供了腾挪空间。 至少，目前还有许多走失的孩子没有找到，而造就黑砖窑的本质问题也没有多大改变。在这样的情况下，媒体迅速转移注意力，似乎多少有些显得“见异思迁”。“媒体可以走得更远，这需要一种深刻性和责任感。当然，现状如此，和中国媒体的整体状况和发展水准有关。”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教授展江认为。 当然，贺卫方认为“板子也不能打在媒体身上”，关键还是现实体制需要改变。舆论发力，也只有通过体制产生作用。舆论是至关重要的，但仅仅有舆论是不够的。 据《财经》记者了解，“黑砖窑事件”曝光以来，山西警方已经解救来自全国各地的民工400余人。但目前，除了最早曝光的洪洞县广胜寺曹生村黑砖窑中解救出来的31名民工公布了名单，其余300多人的名单至今没有公开。与之伴随的，是全国各地雪花一样寄往山西各级警方的各种“寻人启事”、“寻子求助”、“失踪人口查找”等信函。 日前，山西省公安厅相关负责人告诉《财经》记者，打击黑砖窑、解救农民工的专项行动要持续至7月中旬，待条件成熟的时候，会给公众一个交代，包括可能在网上公开所有被解救人员的名单。但究竟何时“条件成熟”，该负责人表示无法确定。 本刊记者王欢、罗昌平对此文亦有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