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我的电影的主题都是关于中国的经济变化，和经济生活给人的影响的，我觉得这是这30年发生在中国最重要的事情
作者：丁伟
戛纳电影节上，贾樟柯喝醉了。 法国发行商做东，请他和其它国家的发行商吃饭。《三峡好人》在法国上映，有可能突破20万人次，比起《无间道》在法国的票房7.8万人次、《功夫》15万人次，那将是华语片继《花样年华》（17万人次）之后最好的成绩了。 名利双收，“我觉得一路上都在笑”。作为戛纳“电影基石”单元评审会主席、短片金棕榈奖评审团主席，贾樟柯向年轻导演们发放了奖金，他在他们身上看到了多年前的自己。 一晃十年过去了。这位中国最新锐的青年导演、第六代导演的领军人物，拍了5部电影，以极大的耐心和热情记录中国的变迁，“在十年里头持续地发出作为中国艺术家的声音，背后呢，则是很畅通的国际销售”。他的第一部电影《小武》就上了法国《电影手册》（电影界“圣经”）的封面，后来的成长一直受到北野武、侯孝贤、马丁·西科塞斯等国际电影人的支持，他也建立了国际化的融资和营销系统。 电影为贾樟柯带来了艺术声誉、影迷崇拜和商业利益。他并不耻于谈钱。2006年，《三峡好人》跟《满城尽带黄金甲》同一天公映，“黄金”和“好人”PK。最后“好人”票房200万，按影院的分配比例仅抵消成本，但“我的每一部电影在海外都是盈利的”。 然而，贾樟柯很警惕“资本神话”，反感电影只被关注到商业行为本身——投了多少钱、用了多少高科技、回报是多少等。“应该让公众分享这个电影，即使它是商业电影，而不是分享这个电影的财经的部分。”更重要的是，“在这样一个充满社会问题和转型的时候，要让更多的人分享美学本身。” 一代人的精神自传 与外界的印象（“地下电影”）不同，贾樟柯说自己一直“很主流”。“如果把电影作为一个生意来看的话，我们所谓独立制片的意义不但是独立地进行艺术上的创作，也是独立地进行商业的经营。从2004年《世界》开始，我开始有一部分业务在国内做了……” 70年代人，生于山西汾阳，一个典型的县城少年的灰色生活：瘦小、腼腆、幻想，混迹于街道、录像厅、台球厅，见了女孩子就紧张，周围的人都在做生意，对打架、矿难、死人司空见惯，以为两千六百多年的汾阳会一成不变……这些都构成了贾樟柯重要的个人经验，直到他读了北京电影学院，和同学成立青年实验电影小组，并且，看了侯孝贤的《风柜来的人》。 “整个我成长的过程，中国发生惟一的事情就是经济运动，如果忽视这个部分，你可能谈的就不是真实的时代。所以说，我的电影的主题都是关于中国的经济变化的，和经济生活给人的影响的，我觉得这是发生在中国最重要的事情。”《风柜来的人》反映了台湾的经济转型时期，“汾阳来的人”也直逼当下的中国社会。 侯孝贤给贾樟柯最大的启发是，相信个人经验。“我1977年上小学，完全是受革命文艺（通俗+传奇）的影响。它造成了精神上的一个困顿，觉得能上电影的肯定是传奇，白毛女多传奇啊，我贾樟柯遇到的那些事怎么可能上电影呢？它变成了我的一个局限。我看完《风柜来的人》，就把这个局限打破了，发生在你身上的事一样珍贵，一样可以拍电影。”（在汾阳话里，拍电影叫“耍”电影。） 于是，贾樟柯加入了张元、王小帅、娄烨、霍建起等人的行列，他们以新的电影美学，成了日后所谓的第六代导演群体（虽然他们讨厌标签）。 “要让每个人面对自己最真实的生活，要在世俗生活里寻找到一个精神世界”，贾樟柯也深受小津安二郎的影响。于是，一个被生活抛弃的小偷形象“小武”出现了，冷漠而令人忧伤。《站台》几乎成了流行歌曲大串唱（流行元素散布于贾樟柯的每一部电影，以至于他被戏谑为“K歌之王”），“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80年代，《站台》是那个时代的气息。” “随风飘飘天地任逍遥”，贾樟柯用DV在山西大同拍了失业工人子弟的《任逍遥》。“谁有创可贴”，《世界》在深圳世界之窗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到了《三峡好人》，讲人在大时代下的选择。他正在成都拍的《二十四城记》（华润置地“二十四城”楼盘参与投资），通过一家国营老厂传递城市的变迁。 压抑和幽默，混乱和荒诞，尖锐和柔情……但是不动声色。对于社会变化，贾樟柯说他不存在欢迎或批判或抗拒，“我觉得变迁容不得你有太多的感情，很多东西是既成事实，但我所质疑的是这个过程是不是真的需要这么大的破坏和这么粗放的方法。”《小武》借一个小店老板在拆迁搬家时的一句牢骚：“旧的都拆了，新的又在哪儿呢？” 贾樟柯着迷于80年代，他有野心为一代人做精神自传。《双雄会》（张曼玉主演）将把民国抽象成一个味道，《刺青时代》（苏童小说）将开启一个时代的回忆。“我是相信个人记忆都是有普遍性的，我的脑袋里充斥着这样的细节。” 拍电影也要公司化 “生意”、“资本”、“业务”，跟一个艺术片导演谈这些，似乎很不靠谱，贾樟柯也对接受《中国企业家》的采访感到奇怪，但“所有的人都是经济人”，贾樟柯也承认，“你一定要跟商业、跟资本有一种关系”。 “我从来都认为，电影除了是一个作品之外，它是一个商品，所以我们才会那样去努力推广它。反过来说，我们从来没有为钱拍过电影，但是我们从来没放弃过多收回来一毛钱。”贾樟柯不喜欢姿态，即使是独立的姿态；有人说《世界》能在国内上映，是电影局想让第六代浮出水面，他大笑，“我的电影让我公演我干吗不公演，神经病啊？” 贾樟柯说自己身上有两个极端：一方面，其电影的销售循环非常国际化，每一部电影都在国际一线市场里，不仅在艺术上有造诣，在商业上的主动权也很大，“能分到的钱很多”。按照跟国际发行商的合约，《小武》就分到了400多万，那年贾樟柯28岁。另一方面，“我很土，我有所有中国人非规则干事的一切能力，比如说谈投资，我从来都不会怯懦，因为你不给我钱没关系，我开煤窑的兄弟多的是……” 当然，贾樟柯之前“两头（融资、营销）在外”是无奈的选择。不是他聪明，而是他恐惧——恐惧跟权力系统打交道，不了解国内的院线（发行成本由制片方来承担，分成仅1/3），相比之下跟国外打交道简单多了，一纸合约权责利很清楚（定金+最少70%的利润），“不用陪人家喝酒到半夜”。 于是，贾樟柯加入了张元、王小帅、娄烨、霍建起等人的行列，他们以新的电影美学，成了日后所谓的第六代导演群体（虽然他们讨厌标签）。 “要让每个人面对自己最真实的生活，要在世俗生活里寻找到一个精神世界”，贾樟柯也深受小津安二郎的影响。于是，一个被生活抛弃的小偷形象“小武”出现了，冷漠而令人忧伤。《站台》几乎成了流行歌曲大串唱（流行元素散布于贾樟柯的每一部电影，以至于他被戏谑为“K歌之王”），“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80年代，《站台》是那个时代的气息。” “随风飘飘天地任逍遥”，贾樟柯用DV在山西大同拍了失业工人子弟的《任逍遥》。“谁有创可贴”，《世界》在深圳世界之窗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到了《三峡好人》，讲人在大时代下的选择。他正在成都拍的《二十四城记》（华润置地“二十四城”楼盘参与投资），通过一家国营老厂传递城市的变迁。 压抑和幽默，混乱和荒诞，尖锐和柔情……但是不动声色。对于社会变化，贾樟柯说他不存在欢迎或批判或抗拒，“我觉得变迁容不得你有太多的感情，很多东西是既成事实，但我所质疑的是这个过程是不是真的需要这么大的破坏和这么粗放的方法。”《小武》借一个小店老板在拆迁搬家时的一句牢骚：“旧的都拆了，新的又在哪儿呢？” 贾樟柯着迷于80年代，他有野心为一代人做精神自传。《双雄会》（张曼玉主演）将把民国抽象成一个味道，《刺青时代》（苏童小说）将开启一个时代的回忆。“我是相信个人记忆都是有普遍性的，我的脑袋里充斥着这样的细节。” 拍电影也要公司化 “生意”、“资本”、“业务”，跟一个艺术片导演谈这些，似乎很不靠谱，贾樟柯也对接受《中国企业家》的采访感到奇怪，但“所有的人都是经济人”，贾樟柯也承认，“你一定要跟商业、跟资本有一种关系”。 “我从来都认为，电影除了是一个作品之外，它是一个商品，所以我们才会那样去努力推广它。反过来说，我们从来没有为钱拍过电影，但是我们从来没放弃过多收回来一毛钱。”贾樟柯不喜欢姿态，即使是独立的姿态；有人说《世界》能在国内上映，是电影局想让第六代浮出水面，他大笑，“我的电影让我公演我干吗不公演，神经病啊？” 贾樟柯说自己身上有两个极端：一方面，其电影的销售循环非常国际化，每一部电影都在国际一线市场里，不仅在艺术上有造诣，在商业上的主动权也很大，“能分到的钱很多”。按照跟国际发行商的合约，《小武》就分到了400多万，那年贾樟柯28岁。另一方面，“我很土，我有所有中国人非规则干事的一切能力，比如说谈投资，我从来都不会怯懦，因为你不给我钱没关系，我开煤窑的兄弟多的是……” 当然，贾樟柯之前“两头（融资、营销）在外”是无奈的选择。不是他聪明，而是他恐惧——恐惧跟权力系统打交道，不了解国内的院线（发行成本由制片方来承担，分成仅1/3），相比之下跟国外打交道简单多了，一纸合约权责利很清楚（定金+最少70%的利润），“不用陪人家喝酒到半夜”。 李盛霖 交通是支撑经济协调发展、促进生产力合理布局、沟通城乡、保障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基础性、先导性产业，也是重要的生产性服务业和消费性服务业。它面向国民经济所有部门，贯穿于社会生产、流通各个方面，与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息息相关，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承担着重要职责。到2006年底，全国公路通车里程达348万公里，其中高速公路4.54万公里，稳居世界第二；拥有生产性泊位36040个，其中万吨级泊位1190个；内河通航12.34万公里，其中等级航道6.1万公里；公路和水路客运量、旅客周转量、货运量、货物周转量在综合运输体系中分别占92.8%、53.2%、84.2%和73.1%，90%以上外贸进出口货物通过海运完成。全国已有13个亿吨大港，港口货物吞吐量和集装箱吞吐量连续4年保持世界第一。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交通工作要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努力做好“三个服务”，实现交通又好又快发展，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发挥更大的作用。 一、服务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全局，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交通基础设施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逐步缩小区域发展和城乡发展差距，不断为社会和谐创造雄厚的物质基础。交通运输是“吃住行”中的重要一环，是保障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服务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全局，是交通工作的总任务。完成好这个服务，就是按照中央的决策部署，根据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开放的要求，科学安排，强化管理，加强公路水路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保障能源、重点物资、农副产品、外贸货物以及应急抢险运输，实现覆盖范围更广、服务水平更高的货畅其流、人便于行。 加快实施和完善交通发展规划。根据中央构建和谐社会的总体部署，加快实施《国家高速公路网规划》、《农村公路建设规划》、《全国沿海港口布局规划》和《全国内河航道和港口布局规划》等交通长远发展规划，尽快建成全国公路运输大通道，形成优势互补、分工合理、相互协作、竞争有序的沿海港口体系。完善和整合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长三角、珠三角和环渤海等区域交通发展规划，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抓紧公路水路交通结构调整的战略研究，加强交通专项规划的编制，组织实施国家公路运输枢纽规划，推进枢纽城市公路运输枢纽总体规划的编制，加强交通建设项目前期工作。 加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今年计划建成高速公路5000公里以上，确保年底完成“五纵七横”国道主干线建设任务，继续加快西部开发8条省际通道建设。加强沿海煤油矿箱大型专业化码头和深水航道建设，重点是上海国际航运中心洋山深水港区集装箱码头、天津港北港池集装箱码头和长江口深水航道治理三期工程等。加快推进以长江黄金水道为重点的内河水运建设，组织实施长江黄金水道建设总体推进方案，继续做好三峡船闸完建期的通航保障工作，建成湘江株洲航电枢纽，加快嘉陵江航电枢纽建设，稳步推进西江、松花江等内河重点项目，开工建设西江桂平二线船闸工程。 提高运输服务保障水平。按照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交通运输市场的要求，进一步规范市场秩序，提高运输保障能力。加强和改进运输市场监管，严格市场准入，建立健全运输市场信用体系，严厉打击无证经营、违章经营。落实运输企业质量信誉考核制度，制定推行以服务质量招投标为主要内容的道路客运班线经营权制度，争取两年内建立起全国道路运输信息系统，建立省级道路运管机构GPS监控平台。以国际班轮运输为重点，整顿和规范国际海运市场秩序。加强运输组织协调，保障重点物资和紧急物资运输，健全完善防灾抗灾应急机制和应急预案，强化公路路网的应急保通能力。精心组织春运和黄金周旅客运输工作，确保广大旅客走得了、走得好。继续完善和扩大全国“绿色通道”网络建设，实现省际互通。引导船舶运输能力和组织结构调整，促进船队经营规模化、集约化，加快进口能源、重要原材料运输国轮船队建设，扩大五星红旗船队规模，加强五星红旗船队建设，保障国家经济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