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菜刀呢？菜刀呢？我爸爸肯定死了！”15岁的范小锐（化名）亲眼看到父亲范尚增倒在枪口下，他冲进街边的红星小卖部大喊。当晚，在九州一村南头海强饭店吃饭的11位村民中，有4人被枪杀，其中两位是当天中午刚刚宣布恢复村委会委员职务的李爱军和王汉忠，另两位是参与状告前任村委会主任宁永峰的“群众代表”李宏海和范尚增。3天后的6月26日中午12点，在100多名警察使用催泪弹围攻之下，凶手宁永峰在村中一间废弃的屋子里开枪自杀。
◎魏一平 武鹏
那场“庆祝”意味的饭局 6月26日午后，刚刚经历过一场大雨的九州一村道路泥泞，街头乘凉的老百姓小声传递着“二狼（宁永峰的外号）自杀”的消息，4位死者的家属也“终于舒了一口气”。但是，3天前那场突如其来的枪杀，仍然让大多数村民惊魂未定，沿街的一个小店老板告诉记者:“往常晚上还有好些人在路边聊天，现在大伙晚上很少出门，早早就关灯睡觉。” 时间拉回到6月23日晚，海强饭店最里面的包间里挤了11个人，除了刘伟、李爱军、王汉忠、范伟4名村委会成员外，还有侯文田、李宏海、范尚增、田文国等7位“群众代表”。这些人都是从去年开始状告宁永峰的“带头人”，这场略带“庆祝”意味的饭局于21点半结束。之后侯文田等“群众代表”陆续离席，只剩下刘伟等4位村委会成员换到饭店大厅靠窗的一个位子上喝茶，“商量村子里修路的事”。 64岁的侯文田还记得，他坐下后说了一句话，“今天不是喝酒的日子”。但范尚增还是“明显喝高了”。 突如其来的枪杀 因为经常有村民在小卖部门前聊天，一般很晚才睡的老板娘张学敏那天却早早地上了床，睡梦中，她被门外嘈杂的警笛声、枪声、呼喊声惊醒，披上衣服，看到屋子里已经挤满了人。已经被吓哭的儿子过来告诉她：“外边出大事了，杀人了。”门外，倒在血泊中的范尚增成为当晚被枪杀的最后一人，时间是22点45分。事后，目击者赖秀玲回忆，“我看到那个人手中举着枪，平头，身上斜挎着书包。不到100米处的警灯还在闪”。 红星小卖部的老板张洪星是唯一一个“应该到场而未到场”的人，事后，曾担任过村支书、村委会主任的张洪星回忆说：“那天傍晚，王汉忠给我打电话，说咱们胜利了，一起吃个饭。”不巧的是，当晚张洪星的一个亲戚生病，他去了廊坊医院。 稍早一些，21点半刚过，赖秀玲在家听到墙外有“放炮的声音，没当回事”。事后得知，这声音是宁永峰当晚开的第一枪，死在自家院外的人叫李宏海。枪声响过没多久，就有警车呼啸着从门前经过，往村子南头的海强饭店开去。想起在那里吃饭的丈夫王汉忠还没有回来，赖开始担心起来，她“拔腿就往南跑”。 半路上，赖被警察驱赶到小卖部对面的建材门市中。她着急地大哭，但并不知道丈夫王汉忠已经被枪杀在海强饭店的门口。 在海强饭店旁边一条深4米左右的沟里，李爱军成为当晚倒在宁永峰枪口下的第三人，身中两枪，全在头部。据到达现场的李爱军大哥事后推测，“王汉忠走出饭店门口被打死后，当时还在饭店里的李爱军、范伟、刘伟3人从海强饭店的侧门跑出去，连滚带爬地滑到沟里”。案发后，范伟、刘伟被警方保护起来，沟里发生了什么不得而知。村民间流传的版本是：“李爱军接到一个电话，电话铃声暴露了目标，被宁永峰追上开枪打死。” 李金松骑着摩托车开过范尚增尸体旁边时，舒了一口气，因为他知道父亲穿的不是白色上衣。这个整晚上都在寻找父亲李宏海的20岁小伙子，路过父亲的尸体时，并没认出，“胡同里太黑了，我没看到有人，只看到地上有一大摊血”。 从王汉忠家到海强饭店的这条南北走向的大街，是九州一村的主干道，当晚，4名死者就分布在这条被称为九州街的马路周边，相距不过200米。 宁永峰其人 据河北省公安厅介绍，对宁永峰的追捕动用了600多名警察，涉及周围的6个村子。“大街上都是警犬。”一村民说。但在张洪星看来，“他肯定没跑远，要杀的人还没杀完呢”。果然，3天后宁在本村一间废弃的屋子里开枪自杀，“现场缴获短单管制式猎枪一支、子弹7发”。 宁永峰有枪。早在1996年，李宏海因下雨排水问题与宁发生争执，“被‘二狼’用猎枪顶着脑袋，扬言要打死他”。但村民们并不知道枪的来历。很多人不自觉地将宁永峰十几岁时的一次犯案跟这个联系起来，“因为跟邻村的孩子一起偷村里的电机被公安机关劳教，出来后就跟派出所的人混熟了”。 在弟兄三个中，他排行老二，因从小“调皮捣蛋、爱惹事”，得了“二狼”的外号。跟很多民国年间因黄河泛滥迁过来的村民一样，宁家也不是土生土长的九州人。祖父来到九州一村的时候，还是当时村里唯一一户宁姓人家。 靠着祖辈上流传下来的切马掌的手艺，宁家“也算比较早发家”。虽然很多村民把宁永峰定义为“无业游民”，但据宁的三叔宁海水介绍，早年宁永峰曾做过养猪、养羊的生意。上世纪80年代后期，还在村里开过一家小炼油厂，90年代开始就干饭店、旅馆，“日子过得还可以”。 在三叔眼里，三个侄子中，“二狼”的文化不算高，小学毕业，但“数‘二狼’有能耐，讲义气，重感情”，虽然“脾气最大，但不喝酒、不抽烟、不赌博，每晚21点就睡觉”。案发的第二天，廊坊刑警大队的人来通知宁海水“二狼”杀了人，“我甚至都不敢相信，我们宁家在村里就一家，说不定他是被欺负得急了呢”。 但在李爱国（遇害者李爱军的哥哥）的印象中，宁永峰“不可能被欺负”，从上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他就经常拉些社会上的小混混来给他当打手”。侯文田记得，村子里被宁永峰打得有“三个轻伤，两个重伤”，这其中甚至包括宁的前任村委会主任李爱军和张洪星。 可三叔对侄子去年被打的事却也记得很清，“他被打得脸上全是淤青，腿也被打断了，连大小便都不能自理”。事发后，宁的三叔曾到医院探望，“‘二狼’跟我说他知道是谁干的”。当时，宁永峰还是村委会主任。 对于宁永峰当选村委会主任，老支书侯文田给出的描述是：“他从来都没有够过票数。那年宁永峰的票数是190多票，全村有投票资格的村民有540人左右。”2003年3月底选举那天的情景，赖秀玲记忆犹新，“头天晚上，他就带着人到各家各户去给钱。第二天趁着村民都下地干活的时候，他的人都把票投了”。当时，赖的丈夫王汉忠正担任村里的治保主任，是宁竞选村长的两个最有力竞争者之一;另外一名竞争者——前任村长李爱军当时已被砍伤住院，无法参加竞选。 一个村落的权力 如果说当选村委会主任前，宁永峰在村民眼中主要“罪行”是打人的话，担任村长后的宁开始逐渐“激起民愤”——“他强占土地、侵吞公款”。 九州一村位于廊坊市中心以西10公里处，虽然处在九州镇的中心，但相比芒店等靠近市区的城中村，并不是镇上最富裕的村子。现在村里700多口人大多靠种地为生，“有些人做点小生意，很少有人出去打工”。然而，向前推30年，这个上世纪50年代就诞生的行政村却是镇上的“明星村”——“那时候地多，粮食产量高，下放的知青也最多。”村里以前开办过停车旅馆，“基本挣不到钱”。早年的一家橡胶厂也被张洪星等3位村民承包，“利润三七分，村里拿大头，每年往村里交七八千元，后来干脆把厂子买了下来”。此后，村子就再没办过企业。
曾担任过23年村领导的张洪星向记者描述，20多年来，村子的主要收入来源就是出租沿街的14间半商铺房。这排建于上世纪70年代末的商铺，一直到2004年，都以每间屋子每月60元的价格出租给开小店的村民。但由于房子年久失修，租金有时候很难收上来。宁永峰担任村委会主任后不久，提出将商铺出售，“每间屋子2万元，不买就限期搬走”。这笔款项也成为村民们状告宁“侵吞公款”的主要证据之一。 但在很多人眼中，侵吞公款的标志，更多被提及的是宁永峰前年刚盖好的那栋二层小楼。这栋在一片老旧的平房中显得有些扎眼的小楼，据说是宁永峰利用“强占村子西南60亩口粮田，用卖给政府所得的20多万元换来的”。但宁海水并不承认这种说法，当包工头的他说，“前年春节后，我的建筑队闲着没事，正好‘二狼’说要盖房子，就帮他盖了栋小楼，工钱不算，他前前后后花了不过五六万元”。 相邻一个村子的村支书觉得，宁永峰不太可能贪污那么多钱，“村支书、村长最大的支配额度也就是500元，还得两人同时签名才行”。但曾担任过23年村领导的张洪星却不以为然，他认为，“侵吞公款大多来自于村里的各项工程”。据范尚勇（范尚增的哥哥）、李宏军（李宏海的哥哥）等人描述，村里南北走向的主干道因为常年走大货车而破损，宁就以修路为名，“从工程中拿了2万元回扣”。此外，村里修水塔，最后报账时花了12万元，但“邻村三村也建了个同样的水塔，才花了5万元”。 虽然宁永峰担任村委会主任后，李爱军、王汉忠、范伟3人当选为村委会委员，但据李爱国回忆，“村委会也不开会，有什么事，都是宁一个人说了算”。之前，宁永峰跑到广阳区纪委去举报老支书侯文田，列出的主要罪状是“动用小额贷款、坐收坐支、贪污公款”。侯被免职后，村子里很长时间都没有村支书，“宁在村里一手遮天，镇上派的支书也不敢来”。去年，宁指定周淑培担任村支书，“村里24名党员也没开会投票，甚至我们都不知道”，侯拿着一张有17名党员签名和手印的告状信跟记者说。 张洪星坦言，“村里向来就有不同派系之间的争斗，只是没有发展成杀人这么严重而已”。而让宁海水诧异的是，宁永峰跟王汉忠等人曾是好朋友。以往每年春节，宁永峰到城里看望三叔的时候，经常是坐王汉忠的出租车来。去年，宁永峰的女儿结婚，本来不打算大办的宁只准备了3桌酒席，“但最后来了20桌人，邻近的村支书、村长都来了，王汉忠他们也都来了”。 “反目成仇”始自去年9月25日的一场告状。据张洪星回忆，那天，宁永峰在大喇叭里喊“告我的人还没出生呢”。这激起了李爱军等人的愤怒，便与王汉忠、范尚增等人联合村里的270多位村民，到广阳区、廊坊市、石家庄甚至北京去告状。 案发当日中午，宁永峰给范尚增打了个电话，说“这事没完”。“谁也没想到他会拿枪，大不了就是打一架。他要是不拿枪，那几个人谁都比他身子骨好。”侯文田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