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财经》杂志/总190期 2007年7月12日，重庆市首批立法项目起草委托招标签字仪式在市政府办公厅举行。重庆市政府法制办公室分别与重庆大学、重庆行政学院、巴南区政府、武隆县政府、市公安局和市工商局等六家单位，签订了六个立法项目的委托起草协议。此举标志着重庆市开始试行立法回避制度。 重庆市政府立法回避制度的核心内容是，与某一立法项目有直接明显利害关系的单位和个人，不得参与法规和规章的起草、审查和评审，不得主导立法进程。主管部门回避之后，法规起草将由市政府有关部门，通过委托立法或向社会招标完成。同时，委托立法或招标立法由市财政直接承担立法经费，避免了政府法制部门向社会单位筹集立法经费的尴尬，有利于保证立法的公正性。 重庆市推行的立法回避制度规定，在起草环节，有三种类型的立法项目应当实施回避制度：主管部门有直接明显利害关系的，原则上部门应当回避；专业性极强需要借助高端智慧的，原则上相关部门可以回避；综合性跨部门的立法项目，部门间难以达成共识的，原则上相关部门全部予以回避。另外，在评审环节，负责立法评审的专家如果与立法项目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主动回避或强制回避；在审查环节上，负责审查工作的市政府法制办工作人员和负责人如果与立法项目有直接利害关系，应当主动回避或强制回避。 “六个法规规章委托起草，在重庆立法史上还是第一次。”重庆市人大法制委员会主任俞荣根说。今后，凡是与部门权力和利益结合过于紧密的地方性法规和政府规章，重庆市都将采取委托立法的办法，以避免立法背后的“部门利益扩张”。 重庆试行“政府立法回避”制度，实际上体现了公众对部门利益侵入立法领域的反感和予以校正的要求。长期以来，无论中央还是地方，采取的多是“政府部门主导立法”模式。比如法律草案，大多是由国务院某一部门起草，提交国务院法制办协调并进行立法技术处理，经国务院批准后交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政府部门除了能起草法律草案，自身还能发布同样具有法律效应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 作为“部门立法”的产物，如《电力法》、《航空法》、《铁路法》、《邮政法》等等，由于涉及部门利益与行业保护，自诞生以来无不遭遇诟病。历年全国“两会”上，要修订这些法律的呼声不绝于耳。 从上世纪90年代后期起，中国立法制度开始逐渐实行准允公众参与的“开门立法”。2000年3月15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其中第五条规定，“立法应当体现人民的意志，发扬社会主义民主，保障人民通过多种途径参与立法活动”。 2007年3月30日，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发出《关于进一步提高政府立法工作公众参与程度有关事项的通知》，第一条规定便是“国务院法制办将于每年年初商有关起草部门，在国务院年度立法工作计划确定的一档项目中，选定当年需要通过中央主要媒体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的法律、行政法规项目，一并报请国务院审批”。
而对于“直接涉及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切身利益，或者涉及向社会提供公共服务、直接关系到社会公共利益”的部门规章草案，《通知》规定“可以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国务院法制办今年还将通过中国政府网、人民日报等媒体，“适时公布《科学技术进步法》、《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发票管理办法》、《上市公司监管条例》、《城市公共交通条例》等七部法律、行政法规的草案或者修订草案，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本刊实习记者胡倩／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