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王恺 王丽娜 王墨馥 由于种种原因，从上世纪80年代最早研究南京大屠杀的大陆学者高兴祖开始，关于大屠杀的研究和记忆长期在抽象层面进行，学者张连红认为，这些研究虽然有较高的价值，但光靠这些显然不能构成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完整记忆。 为了不让南京大屠杀的记忆被各种数字的抽象所淹没，在舒衡哲看来，应该尝试在一点一滴中显现大屠杀，即在一个又一个的故事，一段又一段的记忆中去直面那段历史。大屠杀意味的不是数字，“而是一个人，加一个人，再加一个人”。 已故美国作家张纯如正是在这样“一点一滴”记录“感情记忆”。1995年，她来到南京，给她当了20多天翻译的杨夏鸣从那时起开始感到:“不带感情地记录那段历史是不可能的。” 现在，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已经看到，南京大屠杀应该是“沉埋在中国人以及有良知的日本人心目中活生生的历史记忆”，90年代开始，中国学者开始搜集大量的海外档案资料，包括当事人的日记;2000年之后，幸存者的口述回忆整理也在重新进行，历史之门正在渐渐打开。 幸存者口述史 1982年，日本右翼力量否定南京大屠杀的教科书事件发生，中国政府在45年后重新面对南京大屠杀。1984年，南京市政府在市民中展开广泛调查，让亲历者回忆，主要目的是进一步证实南京大屠杀。 在此之前，即使是许多专门学习中国现代史的大学生，也不知道南京大屠杀的存在，1963年就读于“南大”历史系的经盛鸿教授说:“当时现代史基本上不提民国史。”所以隶属民国史的“南京大屠杀”也就不见踪影。 历史学家张连红还记得，1984年发放给南京市民的表格很简单，薄薄几张纸，“当时没有经费”，就是让亲历过屠杀的市民填上家里有几口人遇害，以及所目击的日军暴行，“当时发现了1700多名幸存者，主要用于反驳日本右翼教科书”。 现在学者们称那时的调查为“应对性研究”，这种“应对性研究”非常简单，虽然是以市民的口头回忆的方式，但是没有死者名单，没有苦难经历的具体访谈，更没有战前战后的生活史对照，“关键是没有任何细节，缺乏感人的东西”。 最可惜的是，可以作为纪念方式之一的“死亡名单”在当时没有记录。“当时的幸存者还非常多，如果那时候就开始记录，肯定不至于到今天才有1万多名具体死者的姓名。”经盛鸿说。 在这之后，南京大学历史系老师高兴祖带领几名学生对几百名幸存者进行访谈，他是中国大陆最早研究南京大屠杀的学者，“这些访问主要是揭发日军暴行的，相对比较简单”。 1997年，又为了应对反复出现的日本右翼教科书事件，南京市教委组织千名中学生寻访幸存者，进行第二次大规模的亲历者回忆。 在历史学家看来，这一次搜集的亲历者回忆也缺乏学术价值，“做口述历史需要专业技巧”。这些没有经过训练的中学生的调查失之过简，“还是第一次的机械重复”。唯一不同的是，这次调查发现，幸存者已经少了很多。 而没有亲历者回忆的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录是有缺陷的，张连红所在的南京师范大学是当年的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所在地，“战时这里是美国传教士管理的安全区，存在了半年之久，收留了1万多名中国女性，大量女性借这里躲避了性暴力”。可是关于这里的材料却完全缺乏，“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做幸存者研究”。 上世纪90年代末，在张连红做幸存者的口述历史之前，只有少数个人做过幸存者采访。1985年，南京军区作家徐志耕采访过100多名幸存者，徐志耕回忆当时的采访，充满了艰难:“大屠杀纪念馆整理的小册子上只有幸存者姓名，没有地址，每个人也只记录了200多字，找他们要地址，他们只肯给六七个人的地址。”几次联系后，纪念馆被徐志耕所感动，给了他幸存者名单，他最后联系采访了100多名幸存者，回忆当年的采访，“每天采访一两个人，充满了激情也充满气愤”。那些故事，他觉得非常惨烈，“最富有想象力的作家也创作不出来”。 可是徐的采访采用了当时流行的报告文学形式，在今天的学术界看来，许多记录缺乏历史学价值，更令人沮丧的是，他所采访的100多人，现在基本上都已经死亡。1995年张纯如虽然只采访了10人，但因为有录像佐证，相比之下，学术价值反而更高。 90年代南京市开始拆迁老城区，不少幸存者就此失去下落。张连红就在这阶段才进入口述史的采集，“每天跑在南城的小巷里，像搞传销的一样”。 不仅幸存者越来越少，而且还要纠正以往的口述史角度偏差，例如1984年许多性暴力受害者因不愿意讲述经历而被忽略。张连红就偶然发现了一位80岁的老太太，是他在采访另一名幸存者时碰见的，她住在那家隔壁，“因为我天天去那家采访，大家都熟悉了，她才愿意对我讲真话”。 这位老太太1937年12岁时因被强暴失去了生育能力，一生几次结婚都没有自己的子女，遭遇非常不幸，“但她觉得这些事情都不用再提了，是她自己命不好，而不是战争造成的此生不幸”。老太太在以往的搜集工作中都被忽略，但她的心态，包括她一生经历都是口述历史的最好材料，“国外的大屠杀幸存者口述中，不仅重视屠杀现场的记录，更重视幸存者此后的经历，那样更有价值”。 另一名让张连红流泪的老太太也是以往被忽略的对象，因为她没看见丈夫死亡，“1937年11月她结婚，怀孕期间丈夫被日军抓走，一直没找到尸体，她到现在都相信丈夫会回来”。随着细节化的调查深入，他发现，不仅这名妇女此生不幸，她生下来就没有父亲的孩子也很不幸，一直受旁人歧视，“难怪国外的幸存者历史要研究幸存者的第二代和第三代，大屠杀的阴影确实会一直存在这个家族身上”。 “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可是幸存者越来越少了。”目前发现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仅剩400多人，他们的口述史被整理后编进新近出版的28卷本的《南京大屠杀史料汇编》中。 另一现实原因使历史学者不愿做幸存者口述，“到现在为止，田野调查也不算研究成果，很多老师只能让学生去做一些义务性的工作”。 私人档案的挖掘 1985年，高兴祖研究南京大屠杀的著作由正规出版社出版，但是整个80年代，关于南京大屠杀的研究成果非常有限，“只有一本史稿，一本史料，然后就是高老师那本小册子”。所以张连红谈起许多关于南京大屠杀的电影作品，像《屠城血证》、《南京1937》时并没有批评之意，“文艺作品要在大量研究成果基础上才能产生，但是我们缺少基础材料”。 华中师大的校长章开沅整理出来贝德士的档案材料，算是中国学者较早在海外搜集到的南京大屠杀私人档案材料。章开沅1988年在美国耶鲁大学神学院研究中国教会大学历史，无意中发现了1000多卷整理好的贝德士档案，“1946年，我在南京读书时候，他就是我的老师了”。翻开这些档案才知道，贝德士在南京担任国际安全委员会委员的时候，做了很多事情，他的日记、往来书信、备忘录、给日本军队的抗议信，基本上是他在南京每天的目击记录，“都是研究南京大屠杀最直接的档案”。当时南京有20多个外国人组成的难民委员会，“他们的材料是第一手的材料”。 神学院图书馆的分类系统不同，并没有按主题，基本上按照书信往来分类，所以一直无人过问，中国学者也不知道，“没想到他做了这么多可歌可泣的事情”。所以，尽管自己的研究方向不是这个，章开沅还是将贝德士档案中关于南京大屠杀的材料系统复印出来，“当时南京一些老师觉得我不会翻译人名，他们一直管贝德士叫贝茨，其实他们不知道这个名字是他自己取的中文名字”。 后来几年，章开沅又三次去神学院图书馆，不仅将贝德士的档案资料复印出来，还将当时大量在南京的传教士档案共1000多页复印回国，可是他的工作一直没有受重视。1995年，他撰写的《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见证》一书出版，但因当时处于中日关系友好期，“当时的政策是唯恐民间制造什么事端”，即使他是校长，他所在学校也没有把这项研究作为科研成果上报，反倒是销售时排长队等候的学生给了他极大的心理安慰。 章开沅在编辑这些书的时候，基本上原文照录，不做删节，目的就为让读者自己接触当时当地的一手材料，他最喜欢引用贝德士的话:“如果事实说明了一个现代军队的种种野蛮行径，那就让事实说话吧。” 在出版界，吴源以出版《拉贝日记》和《魏特琳日记》著称。从小他就听父亲说南京大屠杀，包括拉贝搞的安全区，“很多没有跑到安全区的百姓在路上就被残杀了，非常残酷”。于是他路过南京大学拉贝住的小楼的时候，常常有心中一动的感觉，“那时候总觉得和日本的争论缺乏史料证据”，很容易说出“无根的话”。 1996年春，拉贝的孙女莱因哈特夫人在美国纽约家中的地窖里发现了祖父拉贝在南京的完整日记。“知道了这件事，我们觉得这很有意义，以前找到的史料缺少这些西方见证人的记录，以前我们也不知道拉贝有日记留存。”吴源先是和莱因哈特夫人联系，但是她已把“拉贝日记”的版权卖给了德国的斯图加特出版社。所以当年4月，吴源就和另一个懂德语的副总编赶去德国，5月份就拿到了版权，“当时花了64万元人民币去买版权”。 《魏特琳日记》也是吴源他们所在的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魏特琳和拉贝一样，当时是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委员，她以特有的女性关怀，保护了南京的贫民，特别是妇女和儿童。当时南京的人们把她称作“活菩萨”，“要是没有他们，肯定会死更多人”。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将她的日记翻译和整理了出来。 吴源觉得她的文笔特别好，有一种女性特有的人道主义情怀，“她的书是第一手历史资料，记录从日军轰炸南京到南京大屠杀的全过程;和拉贝日记中途断了不同，拉贝1938年就离开了”。魏特琳所在的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对日本的性暴力记载要比拉贝日记多而充分，更具说服力。她保护了很多人，也目击了很多事情。另外，魏特琳是记者，她的书应该更容易流传和传播。 《魏特琳日记》于2000年10月出版，主要销售对象是研究机构、学校和学者，“老百姓买得少”。在吴源看来，《魏特琳日记》、《拉贝日记》和以前的书不一样，他们是经历了南京大屠杀的当事人，并且是在当时记录下来的，“这也是我们出这些书的原因。我出的书有一个特点，都是史料性质的，可以作为证据的”。 这几本私人日记更大的价值是，他们以个人视角记录了历史，能唤起人们的“感情记忆”。尽管如此，章开沅还是觉得，中国学者做得很不够，他的一个老朋友就常常和他开玩笑，让他学习张纯如，说他和唐德刚、吴天威，“三个研究南京大屠杀的老教授，还不如那个小姑娘”。章开沅觉得，在西方世界用英语写作的张纯如，把这个事情闹得沸沸扬扬，“她的功劳是无可替代的”。 张纯如的启示 1995年大暑那天，南京大学老师杨夏鸣第一次见到张纯如，“她当时只有26岁，很年轻，我看见她的时候觉得很惊讶”。 杨夏鸣是应朋友邀请为张纯如做翻译，“张纯如听得懂中文，但是不能表达”。之前，杨自己虽然知道南京大屠杀，但相关知识还不如张纯如丰富。张来之前已经做了相当准备，几百张南京大屠杀的照片一一编号，而关于东京大审判的材料则有几千页之多。 现在杨夏鸣正重新翻译张纯如那本著作，“先前的那本翻译错误太多，甚至很多时间都是错的”。翻译过程中，他不时回忆张纯如与自己探访幸存者的经过：“南京最热的20多天里，我们带着录像机，拿着好不容易得到的10个人名单，一家家去做口述。”那些幸存者生存状况之恶劣，在他意料之外，“有位老太太，家里只有6平方米，我们找到她时，她正在房间里用一小盆水洗澡”。杨夏鸣还记得看见这些场面时自己的感受:“这些幸存者一直被当作政治工具，需要时候拿出来使用，可是没人真正关心她们的生存。”而张纯如看了之后，更是抱着巨大的同情心，她表示，她今后不会再写作，而是要花时间学法律，为这些人打官司，“那时候我听了很惭愧”。 张纯如把她采访的幸存者口述全部完整地记录在书中，一个人往往占几页篇幅，“我翻译的时候还在想，怎么有那么多”。但把采访的录像带拿出来一对照，“发现完全是逐字逐句地记录，她一点都没有渲染”。在这些录像带里，幸存者往往把衣服脱下来，让张看他们身上的伤口，8岁时被日军强暴的夏淑琴回忆自己被杀害的母亲和两个姐姐时，把裤子也脱下来，展示自己的刀伤。杨夏鸣说:“有个美国历史学家批评张是带着感情来写作的，我重新看这些录像带，觉得在刀伤面前，不带感情写作是不可能的。” 国内也有一些文学作品反映南京大屠杀，但在杨夏鸣看来，和张纯如的著作不是“一个档次”，在翻译中他发现，张的写作很严谨，整本书有563个注解，“她从没表示自己是历史学者，也没表示此书是历史专著，但是她这本书是对历史的重新调查，毫无虚构和夸张之处”。而许多敏感的地方，张纯如并没有采用一种说法，而是把几种主要观点都拿出来，“她超越了一些固有的纠缠，而是从旁观者的立场看问题，这样的写作特别有力”。 杨夏鸣就是在见到张纯如之后，改行做起了南京大屠杀研究，“她给我影响太深了，因为她做了一件让历史学家汗颜的工作”。 经盛鸿还记得张纯如来采访他的情景:“她气质很好，但那时候觉得她太年轻了，能写好这本书吗？”现在经盛鸿已完全没有疑惑，“我还特别想向她学习，学习她的那种写作方式，我们的历史著作太枯燥乏味了。” 逐渐打开的历史之门
在张连红看来，以往进行南京大屠杀研究，是与日本右翼研究“对立性的研究”，政治倾向太强，又总是纠缠于一些具体数字或概念中，“那样的研究没有进步”。例如一些研究喜欢证明日本人屠杀中国人的数目越多越好，“在这样民族主义情绪支配下，反而制约了研究本身”。“我在大学讲课时，就和同学们说，不是死亡人数越多越好的，我们反思一下，那么多人没有反抗就被日本人杀害了，是我们的耻辱，为什么要放大这种耻辱呢？”但这些想法，他从来没有放在网上发表，因为害怕被骂做“汉奸”。 经盛鸿觉得，在很多方面，南京大屠杀的研究还太政治化，而没有做到真正的学术化，条条框框太多了，他们想拍摄一部关于南京大屠杀的纪录片，结果底本受到了严格审查，“审查很多次都没通过”。 许多具体研究也受政治干扰，例如日军在慰安所使用安全套的情况，“大概是觉得有美化他们的嫌疑，所以也不许研究”。而每篇研究文章的送审已成惯例。 一面是政治化研究倾向，一面是许多基础材料的缺乏，“到现在为止，南京大屠杀发生期间基本的日本报纸还没有翻译过来，当时日本报纸上很多是长篇报道，可是这些报纸，包括南京档案馆的基本档案，都还没有搜集整理完毕”。 1997年之后，南京大屠杀的研究者陡然增加，“但真正拿出研究成果的，还是最早的五六个人，多数是没有新发现的以论代史的文章”。而这些文章，表面上是繁荣了南京大屠杀研究，实际上没有多少作用。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几位专家策划了28卷本的《南京大屠杀史料集》，花费了6年时间，搜集了大量以往没问世的台湾地区、日本的史料，按照总编辑何民胜的话说:虽然肯定是亏本的，28本精装本，只卖900元，但是“拿史料说话，比起光与对方无根的争论，要好得多”。之后还要出一本精选本，基本面对普通读者。 光拿史料说话还不算完整，更重要的是具体的工作方法。张连红还记得有研究屠杀犹太人的学者来南京讲课的情况，“他拿出一张照片来，上面是一堆鞋子，那些鞋有老人的、妇女和孩子的，他没有讲大屠杀的人数和整体情况，而是从一双孩子的鞋子讲起，讲那些孩子是怎样一步步走向死亡的”。 在张连红看来，各国的历史教科书、学术研究中，关于大屠杀的记载可能都是短短几行，也可能是枯燥的，但是讲述方法不同，则给听众的感受极其不同。“抽象记忆必须转为感情记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