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剑雄:我一生受惠于图书馆



高校图书馆的意义已远超出借书、还书业务,高校的书应是全面的、系统的,这体现了一种知识结晶、一种文化。

    撰稿/贺莉丹(记者)

  今年3月,葛剑雄出任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葛此前的身份是该校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葛剑雄的足迹遍及七大洲,作为一名关注社会动向的人文学者,他屡屡亮相媒体,评论时事。

 葛剑雄:我一生受惠于图书馆
  7月13日,在复旦大学文科图书馆二楼的馆长办公室里,刚从青岛参加一个学术会议归来的葛剑雄接受了《新民周刊》记者专访,畅谈任职以来种种感受。

  建立图书资料咨询委员会

  记者:这次任职转换出自你个人要求,还是复旦校方的考虑?

  葛剑雄:是校方的考虑。我做历史地理所所长3任、11年了,要求不再做,学校希望我来图书馆,大概希望换换思路吧,原来的馆长是理科的,做了15年,现在换个文科的,轮流做。

  记者:一个说法称,你做图书馆馆长是因为要退休了。

  葛剑雄:我今年62岁,还没到退休时候。(笑)

  不完全是年龄问题。前几年我就跟学校提出应该培养新人,我们研究所是国家重点学科、教育部研究基地,不该老由一个人管着,现在换了比我年轻的,我希望今后有更年轻的人。

  记者:是否很多人文学科教授都面临两难选择?退休时也是学术成熟时,为让贤不得不另找职位。

  葛剑雄:现在各校不同,像我们学校,一般教授60岁退休,博导大多65岁退休,特殊情况可能70岁退……理科、医科有院士制度,但文科到现在还没有,我们学校有的文科老师很有名,但到70岁也要退了。

  个人对这事要正确对待,个人研究受退休影响较小,当然退休后,不能再申请科研经费,除工资外的津贴大概也没有了。考虑很多原因,"一刀切"很难,比如身体不跟岁数绝对平衡。从长远看,退休应该有更大灵活性;但现在没办法,你不退人家上不来。不过我们学校一般会根据实际情况。

  美国的大学教授是自愿退休的。我碰到的有些美国教授80多岁照样做;还有的40岁就退休,接下来他做欢喜做的事,比如他本来研究电脑,退休了去画画、研究历史……社会如果发展到这样,就比较成熟。

  我希望以人为本,考虑周到一点。比如,一些非退不可的教授,有时可返聘,我们在研究所搞的项目返聘了好多教授,他们做得很好,年轻人里找不到这样的。

  记者:作为一名研究型教授,担任大学图书馆馆长后,你有何新举措?

  葛剑雄:以前大家很多意见集中在图书馆,我发现有些是图书馆要改进,有些是双方沟通不够。

  我们现在建立了一个图书资料咨询委员会,由31名教师组成,分别来自人文、社会、医科、理科等,每个大学科或系、所,我们请一位教师担任委员,请他们帮我们把关。(担任委员)完全是尽义务,没有任何报酬,他要了解图书情况,并愿帮我们跟老师沟通,比如我专门请了一位中文系副教授,我知道他对数字化技术很内行。

  我现在要求,在图书馆的重大事项做决定前,一定要征求咨询委员会意见。比如,我们每年差不多花1000多万元在外文杂志上,咨询委员会提了很好的意见,建议哪本不再订或再订,我们还请他们回去征求老师们的意见。这样就把有限的钱花在最重要的地方,我们也可及时听到老师对我们图书工作的意见,而且能把我们的困难告诉大家。学生中我们也成立一个,通过他们帮我们提高服务。最近很多同学毕业离校,我们请他们捐出不少可做公益的"爱心图书"。

  我长期做研究,对老师和图书馆两方面情况都了解,易沟通,也愿为老师们的工作方便着想。比如老师提出,古籍部应自由去看,我赞成,但我们地方太小,所以我们向学校争取房子,让老师自由用书。

  图书馆体现大学文化

  记者:你与图书馆是如何结缘的?

  葛剑雄:我小学五年级前在一个小地方,当时叫吴兴县南浔镇,镇上有刘承干的嘉业堂藏书楼等好几家大藏书楼。但等我念小学,嘉业堂藏书楼不对外开了,有些藏书楼也烧掉了。因为学校图书馆的书很少,我很难借到书。

  1957年,我进了上海的初中,按规定初中生可以到上海图书馆看书。我进初中的第一件事就是去上海图书馆,当时的上海图书馆在现在的美术馆那,我走进去就想:地方这么大,书这么多,来不及看啊!当时初中生只能在里面看、不能外借,我一有空就去那看书,有些文章都在那抄,回来背。

  过了几年,我想办法用人家的名义搞到一张外借卡,每次得人家写委托书、盖了章我才能借书,我记得当时图书馆外借部在南京西路、石门路的一幢花园洋房里,我愿意走走,我有不少书是从那借来看的。初中时有一次我想看历史书《三国志》,图书管理员以为我要看《三国演义》,我说没错,他觉得很奇怪,给我拿了。

  1978年我考上复旦研究生,那时家里不像现在,没什么书,除了上课我几乎都在图书馆。当时文科图书馆这个楼还没造,给研究生看书的地方是现在学校档案馆的楼上,我总觉得书真多啊,一直看。

  学校第一天宣布这个决定时要我讲话,我说,我一生受惠于图书馆。

  记者:在海外知名大学,图书馆承担怎样的职责?

  葛剑雄:一般讲,学校对图书馆馆长的工作较看重。作为一所大学,即使经费困难,它也会优先保证图书馆,很多书籍是长期积累,并非有钱就能买到,时间越长、书的价值越高。进一步发展,图书馆应主动提供信息。如果一个学校的图书馆起的作用好,对它的研究、教学肯定是很有利的促进。

  发达国家到处有公共图书馆,我曾提过,上海图书馆应该在各社区都有分馆;还书应该像寄封信一样方便;除图书,还可以听CD、看电影,这都是information(信息)。我看这本书是找某方面知识,如果你的数据库让我直接找到所需资料,我不用借这本书了。图书馆是积累知识的地方,应该有一整套现代化手段,并不断更新。

  记者:目前我们高校图书馆的作用发挥并不充分,是否折射着当下急功近利心态?

  葛剑雄:原因较多,第一,到现在为止,我们的图书经费还不够,很多馆长都碰到这个问题,很多书买不起;第二,为老师和同学们服务还不够,馆际交流还不够;大家对图书馆真正功能的认识还不够,图书馆应该传播知识、推动知识更新。

  记者:过去传统社会的图书馆馆长,必由当地有声望学者担任,此传统已渐消失。你如何看待这种消失?有人甚至认为高校图书馆馆长是闲职一个。

  葛剑雄:首先,高校图书馆的意义已远超出借书、还书业务,高校的书应是全面的、系统的,这体现了一种知识结晶、一种文化。

  其次,现在有数字化文件传递,图书馆对研究人员的作用应更大。你需要的文献,无论在北京、台湾、香港,还是美国哪座城市,我们都可去调。我们文科教师常抱怨花大多数时间搜集资料,这种情况逐步在改变,很大程度就靠图书馆用什么方式为他们服务。

  再次,图书馆应进行学术活动,是学习、研究之地。世界上一些好的图书馆有供讨论、个人研究、举行公共活动的地方,我们现有的图书馆,包括大学图书馆远达不到这个要求。正因如此,大学图书馆备受重视,哈佛大学真正的图书馆馆长规定只能在哈佛最top的几位教授中挑选一位担任。除有形书籍外,图书馆还应作为无形知识象征,陶冶学生性情。

  以前我们国家、地方图书馆馆长都由德高望重的学者担任,这些年不大注意了。教育部规定,每个本科生需要2个多平米的图书馆面积,一万多个学生至少要有2万多平方米的图书馆。这是有道理的,除看书外,图书馆还应鼓励使用者做研究。这几年有所改变,不少学校对图书馆越来越重视。

  记者:当年蔡元培聘李大钊任北大图书馆主任,李大钊办图书馆的方针是,"图书馆已不是藏书的地方,而是教育的机构"。

  葛剑雄:当初跟现在条件不同,现在的信息爆炸,图书馆要帮大家掌握资讯,比如,我们有文件传递业务,你需要什么文章,我们可以通过网络全世界找,马上给你提供PTF文件,你只要付小小成本。有很多书量太大,个人购买是浪费,如果图书馆服务好,今后可通过网络在线服务传输文件,一些大部头的书整个社会有几部就可以了。

  新技术是个好东西,可惜很多人不会用。图书馆的未来将经历很大转折,从纸本图书发展到数字化图书,我也主张并存,但今后的咨询、查阅工作尽可能要用数字化取代。

  记者:你既然赞成现代工具是个好事,为何不用手机?

  葛剑雄:我用电脑大概是复旦文科研究人员里最早的,数码相机、GPS我都有,但手机对我没什么用,为什么一个人随时随地要跟人家联系?我到现在基本不用手机,过多的信息不好,(不用手机)让我自由点。

  我承认,有时的确不太方便,但大多可以克服,比较起来,利多于弊,没必要滥用一种新技术。在野外,谁救你?有手机也来不及!没手机,倒会把很多事想得周到。我的电脑无线上网,我们通过邮件联系。

  研究仍在持续

  记者:此次的任职转换是否影响你的研究工作?

  葛剑雄:一方面,学校知道我的研究、社会工作较多,在图书馆增加了一位常务副馆长协助我处理日常工作;另一方面,学校也希望我持续原来的研究计划,我原来承担的几个项目照做。

  我甚至希望有点帮助,譬如,这些图书怎样使教授们用起来更方便,我们有些项目就要参考古籍,如果大家方便,我也方便了。(笑)

  目前我带了七八个博士生,今年毕业4个,我一般不带硕士,下学期我会给研究生开《中国移民史》课程。暑假还有3个跟图书馆有关的会,7月底在延边开图书馆专家咨询会,8月8日在青海西宁开教育部图书指导委员会的会,8月18日去南非参加世界图书馆联盟年会。有的会第一次参加,只能去,以后看情况。现在有很多学校的图书馆馆长我还不认识,联系当然要花点时间。

  记者:与以前相比你的工作有何不同?

  葛剑雄:我原来的研究所20多人,现在(图书馆)200人。原来我们虽有集体项目,但主要以个人来进行;而图书馆几乎没有个人的事,都以一个部门或系统进行,维持它的正常运转是人跟事的管理;上司不同,以前我打交道的是教育部社科司,现在主要是高教司;现在教授们对图书馆有意见也会跟我提。

  记者:在教育、环境保护、人口等领域上都可以听见你的声音。

  葛剑雄:一个人除学术活动外,也是社会一员,如果自己的看法能对社会起一定作用,当然应该发表意见。所以我发表的内容不仅限于我的专业,也包括一些社会现象。

  记者:目前你的压力主要是什么?

  葛剑雄:我比较忙,顾不过来。我总觉得我们整个国家、学术界的节奏太快、任务太重,很多工作做得慢一点,可能效果更好。特别一些大科研项目,我主张精一点、时间放宽一点,对整个国家有好处。

  记者:你的足迹遍及七大洲,你很喜欢野外探索吗?

  葛剑雄:很喜欢,没到过的地方我都想去。有人说危险,你坐在家里有时也有危险。一个人有机会,该出去体验。但现在事太多,有很多机会我只好放弃。

  我跟馆里常邮件联系,博士生有问题可用邮件联系我,解决不了的我们见面,他们写博士论文时我叫他们把写好的随时发给我,我随时提意见,有两个学生的毕业论文是我在非洲看完发给他们的。

  有好的学生我还会招,但我不想招太多,多了顾不过来,我最多的纪录是有一年招了5个博士生,一般招一两个。我们的博士总体质量较高,全国优秀博士论文每年评100篇,迄今为止复旦大学文科得了8篇,其中4篇出在我们研究所,有两篇是我指导的。

  我原来做所长时,我们所不创收、不办班、不招任何计划外(研究生),我们的质量比较把得住。有人打电话给我说分数差一点、给钱,我说明年再考,要你钱干什么?!我们从来没有这种事。

  我们也主张同学中的公开竞争,我们面试是所有考生一起来,同学、老师之间可以看到,大家听你回答,其他同学帮助纠正错误、抢答等,他们心里明白谁最好。我们培养研究生不是办私塾,虽然我不做所长,我想(研究所)会继续这样。

  记者:在未来,你最想做哪些事?

  葛剑雄:等我时间多一点,把我想写的书写下来;世界上没到过的地方还很多,有机会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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