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人类失去联想，世界将会怎样？”现在是，“失去蒙牛，中国将会怎样？”
消费者和（创业）企业家的看法可能相反。蒙牛创始人牛根生发布“万言书”，“痛陈”“蒙牛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或许能得到诸如柳传志等人道义上的扶助，但是，这种“要挟”能博得“三聚氰胺”伤害过的消费者的同情吗？当他吁请他的企业家同学们拯救“民族品牌”“蒙牛”的时候，是否意识到正是自己亲手把“蒙牛”“骗得”的尊敬，筑基在沙滩之上？ 从洗瓶工到高管，再到创业家，浸淫乳业几十年光景，牛根生缺乏任何理由说服人们相信“三聚氰胺”仅仅是领导无方或者管理不善，仅仅是供应链管理失控。这不是一个领导力的问题。根据媒体报道，面对柳传志等人“事先到底知不知情”的当面质问，牛根生并没有响亮地说“不”，而是大费笔墨地证明“事先不可能知情”。
那么，企业是因为高速发展才导致管理问题滋生吗？这些明星企业真的是遭遇了财务投资者们急功近利的绑架，从而仅仅变成赚钱机器的吗？ 当然不是这样。像西人那样苛责中国的企业，不太现实，但我们还是憧憬中国企业能具备一些基本的道德修养，比如对消费者的敬畏（因为他们是衣食父母），对价值创造的虔诚，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等。然而，当道德劝说无济于事、当人性关怀被嘲弄的时候，有人开始用脚投票，远离中国制造（至少表现在奶粉行业），有人激愤地要求政府对作恶企业施以惩罚性赔偿和巨额罚款致其无条件破产，追究企业经营者的刑事责任，甚至要求牛根生们像日本毒大米老板一样自绝。 也许，我们把企业看作道义载体本身就是一种奢望。企业即使有道德感，也是局部的、小众的。在一般社会道德准则失范的背景下，小众道德之间的冲突、对立，导致企业偏离价值创造的轨道而堕落为赚钱机器。明星企业们，如蒙牛，无疑是行业潜规则的既得利益者，尽管这与监管者的渎职与变异密不可分。某些明星企业只能是标榜自己创造了新的价值空间，而不可能具备革新一种行业生态的能量。面对行业污垢，明星企业往往只是扮演粉饰者的角色，而不太可能成为清洁工。 失去蒙牛，我们将得到全世界。明星企业破产带来的期权废纸、失业以及利益相关者的困顿，岂能与受害者所遭遇的痛苦相提并论？中央政府的“壮士断腕”的结果，表面上是民心的提振（这很重要）并彰显伟大光荣正确的一贯传统，实际上的警示作用，将“雨后春笋”般催生一家家真正的品牌企业（这更重要）。额外的收获是，面对全世界，中国亮出了自己的“品牌”。更有迫不及待的网友论证说，社会财富不会有什么损失，地方政府也仅仅是损失几个月的收入，因为立即就会有资金重新进入，在原地原设备原人马（不包括被刑责和行业禁入的高管）开始“强壮中国人”的生意。 在大陆，企业社会责任正成为一种哗众取宠的道具，成为一种营销手段。公益活动不是出于企业家的本心，不是发自他们的心底，而是包裹庸俗目的的羊皮。偏离了价值创新的本体，又要追逐利润，中国企业只能靠营销策划来愚弄消费者。低调却被媒体爆炒的“万言书”，也是策划无处不在时代的产物？ 唯心地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话糙一些，“出来混的，迟早是要还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