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10年后，它仍是亚洲最符合自由市场教义的城市，并在怀疑声中找到了“世界的香港”和“中国的香港”之间的最佳平衡点
作者：《环球企业家》邹宇晴
从香港太平山顶望下去，脚下的海湾和对面的群山组成了一扇坐落于天地间的希腊式圆形剧场——玻璃城堡式的摩天大楼直刺天空，如同观众席；翻卷的维多利亚湾海水则是表演的舞台，远洋巨轮缓缓靠岸，国际航班从西方的天际飞近；喧嚣混杂的声浪聚集在整个城市的上空——对任何一位初到此地的人来说，这座城市仿佛就是酷热和潮湿中的各种声音之和。 就像早年的上海滩一样，在整个1990年代，香港都是西方冒险者、天真汉和雄心勃勃的商人们闯荡的乐园。投资银行家和贸易公司最初把它当作拓展东南亚生意的基地，但他们很快就发现，这里是进军急速繁荣的中国大陆市场理想的桥头堡。无论在1997年之前还是之后，香港的经济、文化都与中国大陆紧密联系。 现在，只有少数遗迹能让人把这座城市和千里之外的那个大西洋岛国联系起来。二战后为英国派驻香港官员的到来或离开而设计建造的皇后码头，港府古物古迹办事处今春把它归类为最高级别的历史建筑物，因为它是这个城市殖民史上重大活动的场地。但政府规划办公室和一个重要的立法委员会在5月23日商定，为了给海港边的高速路和购物中心腾出空间，应该拆除这座码头。 越来越多殖民时期的痕迹被抹掉了：街头邮筒的皇冠标志不见了，昔日的“英皇御准香港赛马会”也变成了“香港赛马会”，为英国女王诞辰而准许的假期，也被中国的国庆节所取代。这种变化是正常的。10年前，蔡穗生刚满18岁时，为了赶搭“英籍”的末班车，他和14万香港市民一样，在1997年3月涌往香港出入境管理处排队领取英国国民（海外）的护照。但现在，这本枣红色的身份证明被越来越多像他这样的香港人锁进了抽屉，转而更经常地持着印有“五星国徽”的护照，在海外以“中国香港人”身份出现。 事实上，在经历了亚洲金融危机、SARS、禽流感等一系列考验后，从2004年开始，香港经济以每年7%左右的速度增长。房地产市场持续回暖，半山的豪宅平均每平方米售价已达10万港元，港岛地区40平米以下私人住宅的平均售价恢复到了4.2万港元/平米，100平米以上私宅的售价则是这一数字的两倍。恒生指数更是创下新高，去年港交所IPO集资418亿美元，成为全球单一市场IPO冠军，股票市场市值位居全球第六，亚洲第二。香港俨然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富有活力的资本市场。 香港的复兴也是整个东亚经济在1997年金融危机之后重获活力的一个注脚。世界银行研究报告显示，去年东亚新兴经济体增速达8.1%，为十年来最强劲增速。尽管多数国家的经济增长率并未恢复至危机前的水平，但自那时以来，该地区以美元计算的经济产值已翻了一番，贫困率亦降低一半。 “所有的一切又在云端了。”香港思捷环球控股有限公司主席邢李原说。 从风暴眼出发 在英国保诚保险公司工作的陈光伟是土生土长的香港人，但他现在和很多香港人一样，将家安在深圳，每天过关到香港岛上班。年近50岁的他会在很多个深夜陷入对过去的回忆。十年前，他和大多数港人一样没能躲过金融危机的侵袭，面对一天狂跌1000点的股市，手里的股票变成了废纸，他在港岛南和大角咀的房子旦夕之间就变成了负资产。 和陈光伟一样，很多香港市民都有过炒楼的经历。一直以来，他们相信个人财富来自于个人的努力工作和不断上升的房地产价格。但金融危机过后，这样的日子结束了。香港资产价格大幅贬值，经济收缩，股市和楼价大跌。香港金融管理局公布过一组让人心惊胆战的数据，在这场危机中，香港平均每位业主损失267万港元，负资产人数达到17万人。随后五年，当地房地产和股市总市值共损失8万亿港元。 而在这场危机中，可能更严重的打击是人们对债务、失业和账单的不能克服的心理阴影和忧虑。自杀援助热线比以前得到了更多的求助，社会服务部门也接到了更多与金融相关的自杀案例。原因是，人们一旦失去在财务上的稳定感和保障感，他们会因为不能再扮演一个负责任的家庭角色而感到无比沮丧。 在这漫漫10年中，这座一度黯淡之城是如何重新回到世界的舞台中央？ 香港应该对北京说声感谢。过去几年，中国大陆改变了个人赴香港旅游的政策，并且签署了一项旨在消除两地经贸往来壁垒的协议，甚至放宽了香港电影在大陆的放映许可。这些改变影响巨大，来自大陆的大批游客洗刷了香港人自1997年以来的黑色记忆，通货紧缩的情况有所好转，消费品价格指数从2004年7月开始不断攀升，2005年9月开业的香港迪士尼乐园每年至少赢得了560万人次的游客到访。而自"大陆与香港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CEPA)实施以来，至去年底，内地累计进口享受零关税待遇的香港货物总值达7亿美元，免除关税额6.2亿元人民币。 去香港购物成为很多内地人生活中的一部分。家住北京的程小路每月都会去一次香港，淡季机票最低可以到三折，而她从SASA拎回来的护肤品和化妆品是内地同款商品价格的一半。程还在网上开了一家店叫做“香港代购”，放了一部分产品在上面销售。“但是现在去香港购物的人越来越多，代购店也不计其数，拿回来的货标价没法太高，只能薄利多销。”她说。 不只是SASA。为了满足越来越多说普通话的大陆观光客的疯狂购买力，位于香港中环的LV、PRADA、CHANEL等名店都把店面扩大到三层，铜锣湾名品街的店面也在扩充。这些大陆客的到来不仅为香港消费经济带来繁荣，而且创造了新的就业机会，并使得香港本地人的消费行为也得到了鼓励。 更重要的是，香港正由过去大陆转口贸易的“口岸”角色，转变为后者大量商业活动的服务提供者。“香港的重新崛起，依靠的是中国经济的崛起和转型，依靠的是内地购买力的爆炸性增长。”瑞士信贷(CSFB)亚洲首席经济学家陶冬说，“民间经济惊人的柔韧性和适应性，使香港由‘内地的中介人’摇身变为‘服务提供者’，这便是‘香港故事’的内核。” 中国的香港 泡沫破裂了，但那并不是香港的末日，只不过，香港由此从一个老式的梦想中醒来，并开始面对一个新的现实。 而在种种关于97回归之后的香港的悲观预言中，最流行的怀疑是，香港的自由市场经济体系能否继续保持独立完整性，香港的活力和繁荣能否延续？ 世界大企业联合会首席经济学家盖尔·福斯勒（GailFosler）向《环球企业家》表示，金融危机暴露了各国金融市场的漏洞和产业结构的弱点，过去亚洲新兴市场国家依靠成本优势实现了快速的经济增长，现在应该依照各地优势，提高专业化程度，才能在新经济中保持竞争力。
而香港，似乎正在扮演整个中国经济的“纽约”的角色。在美国传统基金会和《华尔街日报》联合发布的2007“经济自由度指数”报告中，香港连续13年被评为全球最自由经济体系。在贸易自由、投资自由、金融自由及产权保障上，香港的得分都居于世界第一位。 野村证券（香港）公司中国投行部总经理刘力扬已经在香港生活了十几个年头，亲历过金融风暴的他更愿意把这看作是一个正常的金融周期，“香港经受住了考验。”在他眼里，开放透明的金融市场和完善的法律是无法比拟的优势，“物流、法律、财务和人才这些相应配套设施不是一天就能建成的”。而变化是，作为中国的一部分，不同于以往把香港视为在整个东南亚的业务基地，投资银行如今把它作为以中国为重点的业务总部。全球最大的100家银行中，约有70家在香港设有分支机构，海外投资者在整个资产总值中占到63%，说明其对香港金融市场充满信心。 拥有成熟的全球供应链系统，香港的股票市场、法律体系、公司管治、中介服务、会计制度以及人才软件，都已经达到了国际化的标准，由大企业到中小企业所要求的融资服务也完全体现了自由市场之下的交易选择。迄今为止，内地已有320多家企业在港上市，融资额超过1万亿元，股票市值占香港股市总市值的34%，成交额占总量的45%。香港大学经济学教授、清华布鲁金斯协会主任肖耿1992年从美国到香港，这位香港经济的观察者认为，大力发展服务业的产业结构让香港迈上了一个新台阶："寸土寸金的香港商业交易成本很低，虽然资金、土地和人工都非常贵，但服务业对资金和土地的要求不是很高，而是更多依赖人才和市场空间。" 但是，在未来的中国经济圈里，香港还能发挥怎样的作用？它会蜕化为类似中国的深圳，还是继续维持“世界的香港”的地位？ 港币地位的变化，似乎是这一担忧的一个明证。不断走强的人民币正在挑战着港元在香港本地的权威，这一变化的背景是整个中国高速增长的经济，现在，港元似乎已跟不上人民币升值的步伐了。《南华早报》报道说，在深圳，不仅是出租车司机，就连星巴克也开始拒收港元和美元，而它们以前都是人们乐于接受的货币。香港的部分商店已拒绝接受港元硬币，因为港元的贬值导致银行上调了受理硬币存款的收费。野村证券因此在其最近一份的策略报告中追问道：港元是否正在淡出历史舞台？ 不过，香港金管局总裁任志刚最近表示，即使人民币继续升值，香港也会保留港币。“每隔几年，总会有人出于政治或经济理由，预言香港时日无多。可这种预言将同以往同样的末日预言一样落空。”任说。 大陆经济的崛起在某种程度上促使香港重新思考自己的未来角色。西方投资者和中国的对外投资已经可以不必绕道香港进行，这使得香港的窗口和桥梁作用大大降低；同时，它所扮演的传统角色正遇到新的挑战——曾经有一段时间，人们热衷于谈论香港和上海之间关于谁是未来东亚金融中心的双城故事，时任香港汇丰银行主席的施德伦(JohnStrickland)曾在香港回归前一个月表达了类似的担忧：“上海可能成为比香港更重要的金融中心，这是非常有可能的。”不过，这样的转折在10年之后仍未发生。 香港大学经济学教授肖耿认为，香港可以与中国其他城市互补。在资本市场方面，香港是个被外国投资者信任的市场，港元作为国际货币能够自由兑换，也是很大的优势。“就目前看来，先进的经济型态决定了香港作为亚洲华尔街的地位。" “许多人担心大陆的崛起会给香港的经济地位带来某些负面影响，这种担心是完全没必要的，随着经济一体化，香港与大陆的联系只会让这两个经济体都变得更加有活力。”世界银行东亚首席经济学家英德米特·吉尔告诉《环球企业家》。 （本刊记者周惟菁对本文亦有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