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一个文化最大的愚蠢就是以效率为指导原则来让自己生存下去
摘自《集体失忆的黑暗年代》/文《财经》杂志/总191期
纠缠不清的问题，倔强地盘旋下坠，又聚结更多问题，成为更大的下旋模式；这些问题是很让人沮丧，但也并非超自然的怪事。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各种错误与不幸的实体结果。无家可归、让人买不起的住房，及其各种衍生问题，都可在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及其后的战争年代中找到实体的根源：在30年代人们也盖不起房子，而大战期间建材与技术工人都投入紧迫的战事之中，而不是投入较不急切的民间需求之中。 …… 悲观地看，我们必须记住，穷人的住房短缺、具包容性的社区之消失，及对于汽车的过分依赖，这相互纠缠的恶性循环，它的源头就在大萧条和“二战”的那十五年里。想解开那恶性的循环需要和平与繁荣；人民必须要能接受改变城市扩张区的密集化和重建过程。假使经济大恐慌、战争、停滞型通货膨胀和预算削减要再重来一次的话，足可让北美洲人民正式且永久丧失解开这恶性循环的机会。 企图修补城市扩张的各个办法都具有一项优势，就是城市扩张太明显是浪费且无效率的。北美人民崇尚效率。北美的关于规模效率的民间英雄，如埃利惠特尼、亨利福特及步其后尘的一大批效率专家，早早就已经说服了北美的政客与人民：规模经济是美国的高水平生活的成因。 这的确是个部分真理。当生产处理的物品是个个完全相同的，比如玻璃丝袜或是轧棉机、汽车，或其他机器的零件，它们的研发与设计都已经完成了，如此，则规模经济很容易达到。加工处理越多相同的物品，每件物品的经常性费用就越低，每件物品的成本也就越低。然而，效率并非解开文凭主义、科学心境萎缩，以及职业自审失败所形成的恶性循环之钥。这些是文化失败的交错盘结的证据，值得我们教育与学习。 教育界的错误转向之细节线索很快地就被20世纪60年代的学生们指认出来，他们抱怨自己的大学教育被欺骗了，因为自己像原料一样被灌入无人性的生产线中。在培育人的过程中，效率和规模经济就不适用。要使一个人成为社会中能被认可的、成功的一分子，是需要一大批慷慨细心照顾别人的人。许多自传和回忆录都满怀感激地指证这种救命的、激励志气的关爱。 会计师、牧师，以及其他高学识的专业人士，他们其中有的已经拥有了梦想中的事业，但却未能负起道德上职业上的责任，在他们向前辈的学习过程中，他们并未受到足够的教导，让他们能遵循社会所期许的文明准则。这些职业人士就像孩子们一样，需要人告诉他们什么是对什么是错，而且为什么如此。 在大学教育文凭化之后不久，工作负荷过重的教授们发现很多小学生中学生已经被大批地（应该也是高效率地）处理过，但处理得甚为不当，以至于需要补教他们数数字、阅读能力，议论文写作，不然没法在大学里颁给他们文凭。在一个复杂的文化中教育人需要大批甚至充裕的师长和模范。这虽然昂贵，但绝对必要。或许这也只是生命本来就昂贵的一个例证吧。仅为了生存下去，生命就需要能量供应生命体之内、之外；这比起死亡与衰败的低开销来说，确实是胃口极大的。而一个文化单单要继续生存下去，也就大量需要来自许多人的亲身教导的这种能量。
当我们的社会处在比今日要穷很多的过去时，它还是有办法应付为了继续生存下去必然伴随而来的开销和低效率。它究竟是如何做到的呢？今天的穷而旺的文化又是怎么生存下去的呢？答案是，所有的文化一向都大量依赖社会区中自然存在的重复性：不同的个人，以不同的方式适应社会并为它做出贡献。即使是贫穷的社会也能养得起师长和模范，因为社区里这样的人是附带性地扮演这种角色的，一边享受生活或是以他种方式谋生；讲故事的能干商人与工匠、乐师、赏鸟者与其他自然爱好者、艺术家、冒险家、女性主义者、世界主义者、诗人、志愿者与实干家、棋士、玩骨牌的、道德家、从生活中学习与从书中学习的哲学家——他们在社区中是有形可见的，但在社区变得已不复可见时，他们在年轻人的眼中也不复得见。 在文化败坏到培养和教育下一代都成问题时，大部分的思想上和其他的优势就变成是精英阶级的专利了。这就是在罗马帝国崩塌后的黑暗时代——封建欧洲所发生的情况。重复性不够用的时候，就被当做奢侈而以定量配给。少数幸运的人能有家庭教师和文化导师，其他人也就只有那么过了。即使那些幸运的少数，其中有许多也是与所学的格格不入。一个文化最大的愚蠢就是以效率为指导原则来让自己生存下去。当一个文化足够富裕也足够复杂到明明可以负担重复的培育者，而却以奢侈为由铲除他们，或是因记忆丧失而失去了他们的文化服务，那么结果就是自戕的文化集体灭绝。之后就等着看恶性循环开始运作吧！ 摘自《集体失忆的黑暗年代》，参见“本刊8月荐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