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葛维缨 摄影◎关海彤 “我被电网一样的天空惊呆了。”7月17日零点，重庆人的睡意被连珠炮一样的炸雷一扫而空，玫瑰色的枝丫状闪电在夜空中飞舞，每分钟40次雷电，持续了16小时。比起雷电，大雨并不让人稀奇，准备明天早起上班的市民们依旧返入梦乡，“到后半夜，耳朵慢慢习惯也睡着了”。没人料到，这是特大暴雨的预告片。“去年可是滴雨未下。”重庆人对2006年夏天百年不遇的高温大旱印象太深了。 雨越下越大。“雨，大雨，暴雨，大暴雨，特大暴雨。”这晚重庆市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刘毅一直盯在电脑前，他是最先知晓暴雨天灾的人，“我看着卫星云图，那个红色圆球中间逐渐出现代表特大暴雨的黑心，每小时黑心都在快速膨胀”。在7月16日下午16点发布的预报中，刘毅已经预报17日每小时降雨将达到200毫米以上，属特大暴雨。“我们平时都是下午16点出第二天的预报，但是17日凌晨开始我每小时做一次预报。”17日早上7点50分，重庆市气象局发布历史上首次“暴雨红色预警”，然而这时候，人们已经在上学上班的路上。
7点53分，吊脚楼的危险系数 “这不是下雨，是倒雨。”王文英这天起得特别早，“因为雨声太大”。5米之外什么也看不见，巨大的声响仿佛置身瀑布下，伞只能保证头顶是干的，出租车拒绝载客，“交通台不断预报路面涨水”。坐在公交车上的人享受着短暂的幸福，车子很快就会熄火并且陷入大水围困中。早上8点以前，没有人接到通知可以休假。12岁的女儿正放暑假，王文英给她做好早饭就离开了家。她的家是南岸区上新街吊脚楼里的两小间。出门时她看了一眼手机，7点53分，水没过脚脖子，8点半她到达渝中区朝天门打工的小店，洼地的水已经没过膝盖。 “重庆地势高，稍微下点雨，马上就流到江里去了。”朝天门和上新街，中间隔一条嘉陵江。在重庆市，渝中区位于长江和嘉陵江汇流的狭长半岛上，是重庆商业中心和起源地。“整个重庆就是在一块大岩石上。”当地人说，重庆最早就是在渝中半岛的大岩石上慢慢建立起来的。 渝中、南岸的传统建筑就是吊脚楼，“找天不找地，天平地不平”，和平原建筑对地基的强调不同，王文英的家顺着陡峭斜坡建立，下面是空的。吊脚楼原本就不是为了防水设计的，而为了方便拆卸。近几年吊脚楼被遮蔽在迅速建起的高楼中，吊脚楼和其他上年纪的老房子群落像一丛丛低矮的灌木，是这个城市的小疮疤。“我没有正式工作，这里一个月房租二十几块钱，我住了十几年。这房子估计超过100年了，本来就是危房。”用手摸去，墙面上的灰土已经风化成了粉末，露出里面竹子编的墙体。沿街的小商贩们都在积极准备着开张，“不就是下雨吗？多拿点盆子来舀水”。王文英看着路面上的水源源不断流向下面，依然告诉自己不用担心，“女儿在二层”。 10点到11点，重庆市区的降水量达到峰值:266.6毫米。“等女儿打来电话，我已经回不去了。女儿说，水一晃，房子就抖。”雨水已经完全淹没了一楼，孩子没办法逃生。“好像也就不到半个小时。”王文英不能回家，因为所有路面全都被大水封住了。重庆的路全是上上下下，大雨积水使路面看起来一样平。“我眼看着一辆奥迪往前开，一下子就没了顶。”平直的公路上积水已经到达了胸部，低洼的公路则有两三米深的水。“短距离可以游过去，但我只能给女儿打电话，保持通讯不断。”王文英说，“每个人都想移动，却哪里也不能去，我能做的只有等待。” 10点25分，倾泻到城市里的山洪 “266毫米的概念是，把一个量杯放在地上，一小时接的水量。”刘毅解释，然而重庆并不是一个量杯。重庆的地势坡度极大，暴雨使公路和台阶都形成了大大小小的瀑布。每个人都看见这些瀑布，却没有人知道它们究竟流向哪里。“重庆的管道设施并不是按照防洪标准设计的，何况是百年一遇的特大暴雨。”重庆市规划局的官员说，“重庆本来没有洪水的问题，嘉陵江、长江，都是过境洪水，别处的洪水流到这里早就乖了。”巨量积水在街道上无法排出，只能到处寻找出路，那些倚靠山体陡直的山路和排水沟成了最好的自然泄洪管道。王建文是重庆下属长寿县来市里的建筑工人，黝黑壮实的他花300元在南岸区的下浩租了一间小屋。“快10点半了，我正在屋里算这一年挣了多少钱。”南岸区紧靠南山，王建文所居住的房子正是沿南山一条排水沟建的，这里居住着上千户人家，各种结构的破旧房子顺着蜿蜒的排水沟形成了大片贫民区。沿山洪渠道的房子还有一些老单位的楼房，一楼也全被泥沙掩埋。冰箱被洪水冲出来堵住门口，沙发从客厅被冲到阳台，撞坏了栏杆。一家的时钟在淹水的一刻停摆，指向10点25分。水向最薄弱的地方猛灌，这种混杂破烂的旧城区是这次重庆市内产生最多灾民的地方。 “我看见水进屋，还以为下水道堵了，我拿了根铁丝出门，想去通通。我出了门，刚一回头，就见比我还高的大水过来了！”王建文条件反射地跳到身边一处斜道里。“好像整个南山的水全走这条路了。”黄色的混浊水流奔腾而下，一条很深的排水沟因往年少水，在上面盖起了小屋，山洪不仅填满两米深的水沟，还高出了两米，沿街房屋很多被冲垮。没被冲坏的房子则瞬间堵满了泥沙。 王建文没跑几步，就听到了呼救声。对面两家人，一户是孕妇，一户是两个孩子。邻居们说，孕妇回过神来肚子都泡在水里了。“水特别快，过了没有10分钟，他们家房子被淹得只剩下个吊扇。”孕妇一开始紧紧把住吊扇，但很快赶到气闷，她丈夫托着她把住了门上面透气窗的框。“眼看她把不住了，我们终于弄来了绳子。”王建文不会游泳，水已经漫过头顶，他和邻居们还在水里一手抓绳一手抓人。这条绳子一共救了7个人。但王建文什么也没剩下，连短裤也被洪水冲跑。“我借了邻居一条裤子。”屋里都是泥，王建文捡出电视机才卖了50块钱。他在墙底凿了个洞，用一个塑料纸篓堵着流出的泥汤，他说:“我想找找身份证。” 14点，小镇医院大转移 中午吴玉林医生关好家门，他细心地把长裤和皮鞋放在随身的包里，穿拖鞋和短裤去陈家桥中心医院上班。上午的大雨让他心惊，但当时暴雨中心还在重庆市区，对于重庆市沙坪坝陈家桥镇的居民，更严峻的挑战从14点开始。从重庆市沙坪坝区坐车到陈家桥需要一个半小时，从11点开始，梁滩河——嘉陵江一条不起眼的小支流——开始涨水。镇政府和中心医院相邻，都紧靠梁滩河。但陈家桥镇与重庆市的地貌不同，街道起伏比较小，中午12点积水达到两米以上。镇子四条主要街道都是沿河而建，镇中心是最主要的桥梁，洪水冲垮了栏杆。抗洪抢险的武警们一直赖以指挥的地标没有了。“集合的时候我们都会说‘桥头’。”由于河道的水流湍急，小船分不清哪里是河道哪里是街道，17日下午牺牲的一位武警和一位街道干部就是在桥头翻船落水。比起城市，一个建设还算良好的小镇处在暴雨中心要承担更大的风险。 “我们没有地方可逃。我们的主楼有6层，中午之前，144名病人已经全都转到了6楼。”副院长孙明慧说，一开始大家看见河水上涨，也没在意，只把低处的仪器都搬到了较高处，“1998年和2002年也发过水，只淹了一点”。结果下午13点半开始，药房和所有仪器全被淹没，水电都没有了。6楼好像一个孤岛，病人无法得到继续治疗。“大水比河岸还高出2米多，漫向旁边，我们看见小船来救人，却怎么也无法靠近。”医院的通道原本很多，这时只剩一扇窗户可以出去。但要凿开一个大洞，才能上隔壁的房顶。用担架和梯子在或近或远的房顶上形成桥，凿开邻居的墙壁，平时相距500米的高地上的中学，成为100多人跋涉的目标。14点开始的集体转移直到17点才结束。“我们凿开了3个洞，用斧子和锤子。”年轻的吴玉林医生非常自豪。 暴雨中心除了在重庆市区肆虐，造成最大损失就是璧山县和陈家桥镇。重庆大学城就位于陈家桥镇，璧山县则以皮鞋和摩托车配件致富，两地经济发展的速度在重庆都相当出名。雨后，房屋和街道基本没有损毁但商店、厂房里的商品和机器损失却相当严重。记者采访时发现，镇上、县里秩序井然，不见无家可归的灾民，沿街是小商户一边清洗物品一边大声甩卖，厂房里的老板在修理机器。 16点10分，5000只鹅的生存和死亡 “我总算赶在水前头了。”顺璧山县继续向西40公里左右的养鹅场，吴宗娣好容易坐下来喘口气。他高兴得太早，暴雨中心正向这里移动。“璧山水最大是中午，下午时候我们鹅场前面这条小河已经涨上来了。原本弯弯细细的小河，中间的滩涂上还有房子。”下午16点10分，吴宗娣和鹅农们终于把5000只鹅全赶到了上面。“那时候水已经漫过了滩涂”，距离最靠水的鹅舍还有约50米。看着最高处的两个鹅舍里满满挤了5000只鹅，吴宗娣祈祷雨快点过去，好让鹅群回到原来那9个鹅舍。“里面有三四千只专门用来下蛋的中鹅，因为还没到下蛋时节，只是让它们吃一点点，留口气，所以体质很差，真担心挤死。”鹅场2005年建设，饲养法国品种“朗得鹅”，是专门用来取肝的高级鹅种。“一斤鹅肝卖110元，成本50多元，这个项目绝对赚，而且鹅全身是宝，肉、四肢、毛全都供不应求。”吴宗娣谈起未来充满激情，虽然还没收回本，但他全身心投入到这个项目。 “17点，我站在二层楼上，看见河水已经淹没了滩涂上的屋顶，向鹅场扑了过来。”但吴宗娣依然没有绝望。目前的两个鹅舍肯定会在半小时后被淹，吴宗娣等六七个鹅农一起打开了其中一座鹅舍，“我们这栋二层办公小楼的后面更高，还有个池塘。”2000多只鹅潮水般涌了出来。但是池塘太小了，只能容纳二三百只鹅。“其他的鹅到处跑，洪水已经快要淹到我们的小楼了，如果再继续赶鹅，恐怕人连命都没了。”吴宗娣和鹅农们每小时换岗站在池塘边上，“我们眼看着那么多鹅跑向山坡，跑向公路，那时已经是晚上19点多了，还有人得到消息来抱鹅的。”天渐渐黑下来，水没有退去的趋势，鹅农们把希望寄托在剩下的一舍鹅里。鹅群叫声震天，但鹅农们再也不能冒险开仓。到晚上23点，水漫上来，鹅舍没有了声音。 “大部分鹅不大会游泳，因为体质太差，在水中根本不会用翅膀和脚掌靠岸。游不上来淹死的，被踩死挤死的，仓库里的死了，跑出来的也没活几个。”吴宗娣7月18日清晨5点趁水退去开仓门，“铁栅栏门上全是鹅头，想出来啊！”吴宗娣在鹅场的空地上猛挖坑，“鹅要全埋了，还有泡过水的1000斤鹅肝，不然会被人悄悄弄走。”清点活鹅数，还剩下460只。由于重庆郊县的地形和饮食习惯，田地不多，农民大都以养殖业为生，全国最大的养鸡企业也离鹅场不远。“只希望政府不要只扶植那些摩托车配件厂，我们也想活啊！”吴宗娣轻轻地走过几只头上有绿毛的小鹅，它们安静地看着他，而他生怕惊动它们，“我想留着这几只鹅苗，不杀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