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王鸿谅 魏一平
洪水通常在早稻成熟的季节到来，“地里的谷子金黄金黄的”，水也“看着看着涨起来”，最凶险的年头，水位“一天一两米地往上蹿”。早稻收割和晚稻插秧，确保一年收成最关键的时候，只要一声令下，洞庭湖区各垸的村民们就得放下各家农活，全村出动，日夜轮班，在连成一线的垸外大堤上连续两个月“严防死守”。这是最后、也是唯一的防线，洞庭湖区的所有大垸，洪水季节，堤内地面平均都比水位低了3到5米。一旦大堤失守，不仅一年的辛劳最终颗粒无收，数年、数十年的积累，甚至生命，都可能被汹涌的洪水卷走。 家园无从选择。祖祖辈辈住在水边，看惯了洪水的起落的湖区人，早已适应了汛期的节奏。而整个洞庭湖区近半个世纪以来的洪灾记忆，由洪水造成的溃垸其实并不像人们想象中那样频繁，更多的还是内涝。1954年是个分野，那年的洪灾之后，洞庭湖区的“修堤并垸”大规模展开，零散的垸落按照地理位置被合并圈围起来，堤防也被不断加固增高。这些规模与人口倍增的垸子身份上有了差异，是从80年代后期的蓄洪垦殖建设开始。重点垸、蓄洪垸和一般民垸，更实质性的差别在于国家的堤防拨款。但整体而言，三种垸的堤防都得到超过50年代的更大规模的修整和加固。涨落的洪水被坚固的堤防挡在家园之外。以水网密布，地理位置最低，位于南洞庭“锅底子”的沅江为例，修堤并垸之后，直到1996年，才有了真正的溃堤记忆。 只是惨烈的灾难一次足矣。那些烙印，数年，甚至数十年都无法消弭。此次的湖村考察，我们选取了两种垸，蓄洪垸和一般民垸，试图描摹伴水而生的最真实湖区乡村现实，捕捉人与水之间微妙的心理变迁。打动人心的不止是灾难记忆，更多的还是割舍不下家园的无奈。其实在没有洪水，或者说洪水没有溃垸漫堤的时候，洞庭湖区肥沃的黑土地里，始终蕴藏着他们最朴素的安居乐业的期望。 共双茶垸:一个蓄洪垸的博弈与村落现实 共双茶垸在沅江市东北部，四面环水，北临草尾河、赤磊洪道与育乐垸和大通湖垸相望，南接南洞庭。历史最早可追溯到清末。“从西北向东南逐步淤积并陆续围挽而成”，清光绪二十三年，也就是1897年最早围垸的阜安垸还在，现在叫阜安村。这种地处洞庭水系腹地的大垸，用湖南省洞庭湖水利工程管理局总工刘卡波的话说，“地理位置上最危险，也最能真实地体现湖区生存”。 溃口记忆与防守僵局 南洞庭的位置被形象地称为“锅底子”，刘卡波描述，这里的“位置最低”，“湘、资、沅、澧四水和长江水的压力都能体现出来”。共双茶垸正好就在这“锅底子”的腹地。沅江市水利局总工郭向东在地图上比划，共双茶垸的西北端，也就是阜安村、界福村与南县草尾街以及赤山岛北端隔水相望的地方，“是个水口子”，“西北面来水汇入南洞庭的必经之路”，由北往南的长江支流和由西北而来的澧水在此相遇;西面而来的沅水，汇入目平湖后，同样过赤山岛北端经由此处汇入南洞庭。 1996年7月22日，共双茶垸宽达8米的堤防，最终在这个“水口子”失守。这也是1954年修堤并垸，共华、双华和茶盘洲合并成共双茶防洪大圈以来，第一次溃堤。溃口的具体位置临着界福村原来的一个砖窑，叫新华轮窑。10年前的灾难记忆被刻在溃口修复处的纪念界碑上，在溃口附近的堤坝上插着一面红旗，红旗下是一幅挂在半米高木桩上的“毛泽东同志”的画像，外地人觉得新奇，而当地人已经司空见惯。在洞庭湖区，在堤坝上悬挂毛主席的画像，成为每年防汛季节的传统，由各堤段的防汛指挥部统一悬挂，一直要挂到汛期结束。村民们回忆依旧鲜活，“上千人守在村口的外堤上”，7月22日那天，“堤下突然出现了一个碗口大的洞往外渗水”，并迅速扩大。慌乱中村民们“搬来装满稻谷的袋子往里扔”，止不住，“又搬来沙袋、石子往里填”，依旧无济于事。12点45分，大堤最终被撕开了一道100多米长的口子，泥黄色的洪水瀑布般汹涌而入，漫进共双茶与宪成垸之间的内湖，作为第二道防线的内湖堤分茶间堤，两个小时之后被撕开，洪水再无遮拦，以十几米的落差由堤坝倾泻而下，自西向东横行而去，在后来的两三天里，最终将整个共双茶垸全部吞没。
那场保卫战惊心动魄。根据后来的水情分析，郭向东感慨，“当时只要共双茶垸能多守住两个小时，溃口的就将是育乐垸”。以茅草街为界，北部的育乐垸和南部的共双茶垸都在严防死守，汇聚于南洞庭的洪水无处可去，水位节节攀高。当时的情形育乐垸似乎更为吃紧，共双茶垸的溃堤，意外地缓解了育乐垸的险情。育乐垸比共双茶垸的面积大10万亩，在80年代修改过若干次的蓄洪垦殖方案中，一直是重点垸，不容有失的地方。一旦溃口，必然按照事故论处。而共双茶垸虽然辖区近44万亩，溃堤之后损失惨重，因为本身在规划上属于蓄洪区，这才没有作为重大事故。 这样的险情每次洪水来袭的时候都会出现，不仅是共双茶垸和育乐垸之间，整个洞庭湖区的大垸之间都是如此，重点垸与蓄洪垸的名号，只在于大堤10米与8米之间的差别，而落实到保卫家园的全力以赴，谁都不会让步。作为共双茶垸共华镇新华乡里走出来的清华大学工农兵大学生，郭向东转述了若干年亲历抗洪听得最多的来自更高层领导的说法，来表达自己的看法，“洪水来了，谁能守住谁就厉害，守住了就是重点垸，守不住的就蓄洪了”。 作为80年代洞庭湖近期防洪蓄洪工程设计书的设计总负责人、湖南省洞工局总工钟宇平对此有着更为深刻的认知，重点垸与蓄洪垸的区分，当年就是在“要承担160亿立方米的蓄洪任务”的指标之下，综合了各方因素制定下来的一种科学规划，城陵矶水位34.4米，是根据1954年洪水定下来的蓄洪标准。但在实际的操作中，主动蓄洪在洞庭湖区历来十分罕见，刘卡波的说法是“实话实说，大垸从来没有过主动蓄洪的”。对此钟宇平并不意外，“蓄洪的损失太大了”，“死守是对的”。规划方案与实际执行之间的反差，是洞庭湖区的生存现实，这片肥沃的黑土，谁也舍不得放弃。 1996年洪水损失最惨重的是沅江，从7月16日目平湖垸最先溃垸开始，7月18日市区所在的长春垸城满溃，城区积水“没过了电线杆”，“最深处5米，最低处也有3米”，到7月22日共双茶溃垸，一周时间内，沅江全部辖区“十垸九溃”，只有在大通湖防洪大圈里的土地幸免。从时间上看，这也是洪峰更替最高峰的时候，郭向东说，水利防洪上的时间表从每年的4月1日持续到9月30日，不过真正的洪水高峰，都集中在六七月份，“6月15日到7月15日是湘、资、沅、澧四水的威胁，也是最危险的时候”，“7月15日到8月15日，主要是长江水的威胁”，最恐怖的是“南北水碰头”，这将让湖区腹背受敌，1954年和1998年的两次特大水灾都是如此。 庆幸的是，在经历了1996年的灾难之后，沅江地区的堤防普遍得到了加高修整，1998年虽然被洪水围困了87天，但全部垸安全度汛。在这一年整个洞庭湖区最危急的险情僵持里，成了赢家。只是1998年特大洪灾同样没有启用蓄洪垸的另一个背景，钟宇平说，“还是中央的意思，当年的命令就是死守”。死守下来，依旧溃垸142个，但其中万亩以上的垸只有7个，绝大多数都是“小巴垸”。 湖村变迁和家园往事 蒿竹湖村在共双茶垸的南部腹地，距离共华镇镇政府所在地还有20多公里，在沅江市国土资源局湖区规划“复垦办”朱逸民看来，是“共双茶最穷的村”。蒿竹湖村的穷跟土地相关。以东西向将村落分隔为南北两半的水泥公路和水渠为界，村支书黄志高说，“南面是个低洼地，不平坦，不好种经济作物”，而“北面是沙土地，产量不高”。举例而言，“好地一亩麻一季的产量是200斤，而差的地只有七八十斤”，而麻能产三季。‘复垦办’的任务，是要下到湖区各个村落与荒郊之处做土地勘测和丈量，规划出新的可开垦荒地，保证湖区的耕种面积。这也是一个有部级扶贫基金的项目，国土资源局的人，因此成了村民们眼里的“财神”。 与田埂路交叉排成一列的一排平房里，有一座是蒿竹湖村年事最高的村民张进秋的家。水泥墙，木房梁，一共三间，厨房、杂屋，正中的那间既是堂屋又是卧室，高高的房梁处还能看见1996年水漫过的分界线。时近中午，93岁的老人正悠闲地躺在摇椅上，他只能听明白本地话，虽然弄不明白记者的来意，依旧本着来者是客的乡村待客习俗，起身从隔壁的杂屋里缓缓抱来了一张长凳给客人坐。 老人的早年记忆依旧以“民国”纪年，他出生于“民国三年”，也就是1914年。民国十五年，在父亲去世后，他跟着母亲从长沙逃荒过来，投奔蒿竹湖村的堂舅舅。堂舅舅家里有几十亩田，“算不上地主，也就是个富农”。他和母亲没有田地，只能打零工养活自己，那时候他现在的房子和田地还是荒地，前面就是“围子”，也就是“堤坝”。张进秋记忆里的“围子”向外扩展了3次，第三次就是现在的江堤，距离他的房屋足有十几里。
村治保主任袁小毛提供的数字是蒿竹湖于1912年建村，村里有许多人都是民国时期迁来的，86岁的村民顾萃华回忆说，他父亲民国初年刚来村子的时候，村里只有50多户人家，老人说来很自豪，他父亲当年带着3个儿子迁来此地，现在，“家族在村里已经繁衍到100多人”，成了村里的大姓。现在的蒿竹湖村有1400多人，分成12个生产队。解放前，村里的土地被十几个地主所拥有，顾萃华当年种的22亩地就是当时大地主曹汉兵家的。在地主家干活种地，“每个月两担米”，“要养活家里7口人”。张进秋和顾萃华都保留了一段战争记忆，“民国三十三年”，也就是1944年，“日本鬼子路过村里，把村民们吓得够呛”。 1950年村里开始搞土改，每个人分得2亩8分地，算是新生活的开始。1954年的大洪水是老辈人记忆里最惨痛的记忆，那以后的修堤并垸，人人都出了义务工。张进秋的儿子张伏生回忆，那时候修堤是“以劳代资”，不出工就要被罚款。单单共华垸，也就是现在的共华镇，就是由34个垸子合并而成。五六十年代比洪水更经常到来的是内涝，“有时候下半个小时的雨，水就有半米深”，如果内涝时间过长，粮食同样可能绝收。所以湖区的建设步调，钟宇平回忆，50年代后期“以防洪为中心的围垦高潮之后”，60年代的主题是以垸为单位，“以电排歼灭战为中心的机电排灌高潮”。 到了70年代，全面铺开的是“田园化建设”和“电网改造”。这种建设的印痕现在依旧清晰可见，用郭向东的话来形容，就是“村村组组一个样，每丘山地有高程，一把标尺管全村”。从地图上看，就如画方块般，各村整齐划一地修建道路和排水渠，房屋成行沿路和水渠排列，地图上每一条方格线，代表的就是“一条路，一条排水渠，和一排房屋”。蒿竹湖村也不例外，房屋成行成列，村里的4条路都是1978年修好的。 经历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时期之后，1981年开始的土地承包责任制是最深刻的变革，人口多了，但地还是原来的样子，人均土地减少到了1亩，只有1亩8分，在2004年的税费改革之前，张进秋的儿子、村民张清明说，土地承包的各种费用，加上100元的人头费，算下来，一亩地要交300多元。在这人均1亩8分的土地里，和其他村子一样，蒿竹湖的村民们种植水稻、苎麻和棉花。一年辛劳下来能收获些什么，取决于多重因素，病虫灾害、外洪内涝，还有土地承包的各项税费。在2004年之前，依次排序下来，常规的最大压力依旧来自税费，其次是内涝、病虫灾害。洪水或许会排到最后一位——虽然洪水会造成摧毁性的伤害，但在堤防不断加固的情况下，防守成功的几率远远高过失败。 乡村的财富格局与差距 虽然承认蒿竹湖村穷，但在村支书黄志高看来，“湖区的村子都差不多，差别并不太大”。而具体到每户之间的差别，“平均下来，也就是差个3万元左右”。理由很简单，湖村的收入都来源于土地。在1996年的洪水之前，村民们大都老老实实地守着土地，几乎没有什么人舍得抛下土地外出打工，疾病是造成村落里贫富分化的最原始因素。1996年的特大水灾，改变了这种格局。 即便没有湖村生活经历，也不难想象洪灾后的情景。农药、化肥、种子，年初攒下来的、或者借来的全部投入，都在地里，一场水后全部泡了汤。剩下的支离破碎的房屋需要钱来维修，自己和家人胃需要填饱。国家拨下来的赈灾物资，到了最下一级的村落，比如蒿竹湖村，只剩下人头10斤米的救命粮。比起邻村，那年的蒿竹湖村要幸运一点，村里用集体提留款从1994年开始给每户人家交了房屋财产保险，每户10元，才交了两年，就赶上这场大水，灾后每户都得到了328元的保费。村里想续保，但第二年就被保险公司断然拒绝了。 黄志高回忆说，1996年之后，政府能保证的，只是村民们“一定有饭吃”。其他的，全部要靠村民自己。四处筹钱也不能恢复生产的村民只能选择外出打工，大都去往广东。这种无奈的弃田抛荒成为村干部最头痛的事情，村干部只能选择村里以前条件比较好的农户“求上门去”，适当地把承包费降一点，说尽好话，甚至允许欠债，只要能有人把地接下来。土地承包费收不上来，村财政的缺口越来越大，现在蒿竹湖的村财政负债超过100万元。 村民樊学云就是这样被村干部求上门的，他今年41岁，从十几岁开始在生产队养鸭子，几十年养下来，靠着养殖成了村里的富裕户。他家的房子也是1991年到1993年蓄洪垸安全楼建设时期，蒿竹湖村的第一栋3层楼房。1996年之后，虽然损失也有好几万元，但还是以每亩150元的价格承包下了村里的120亩土地，全部种植湘莲。没想到莲子的价格从1997年开始直线下降，偶尔回升，也到不了1996年时10元1斤的盛况。不愿意贱卖莲子的樊学云把部分莲子存在了家里，“好几万斤了，不过没关系，干莲子放多久都没问题，等价格好了，慢慢卖”。 不过随着行情的变化，樊学云还是把种湘莲的面积减到了四五十亩，剩余的地都种水稻。从2003年开始到现在，用黄志高的话说，是“风调雨顺的好年头”，但樊学云的烦心事又来了。税费改革与粮食价格的上涨，把外出打工的村民重新吸引回来，土地官司成了麻烦事。原来300多元1亩的承包费用，一下子降到96元1亩，国家还给50元的补偿，算下来，只用交40多元。外出打工的收入比起来，也就不算什么了。拗不过人情面子和别人说情，樊学云退出了20多亩地，心里也是有想法的。 虽然是村里最大的承包户，樊学云更愿意说的还是他的“养殖经”，坐在靠门的矮凳上，把手一挥，“别看我只念到初中，没文化，但我还是相信，湖区农民，搞养殖业、种经济作物才是出路”。在他背后是他家的荷塘，荷花正艳，莲蓬满枝头。家里来了熟识的朋友，他14岁的侄子穿着连身的防水靴裤，拖着麻袋下到及腰深的荷塘里，给客人摘莲蓬。末了，他的奶奶还让他掐下一支含苞的花蕾，带给朋友家的小女儿。而樊学云刚刚骑摩托去防洪大堤上给防汛指挥部的村民们送饭归来。这是村民们早已习惯了的汛期，在水位紧扣心弦的防汛之外，由土地决定生活的节奏正在继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