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吴琪
背负“强奸罪”罪名在监狱里服完了10年有期徒刑后，张金波等来了无罪宣判和国家赔偿。漫长的3644天刑期和30.4857万元的偿还，这些细微到小数点后边的数字，将他的10年人生做了一个最简约的定格。 不似湖北佘祥林案，11年后会有一个“被害”的妻子突然活着回来，瞬间将“冤案”还回本来面目;张金波和父母只能不懈地申诉，将一起诬告案件彻底澄清。十几年前的张金波一身警服，是哈尔滨南岗分局芦家派出所的管片民警。他会在晚饭后回到辖区再溜达一圈，“晚上21点以后是案件易发期”，他试图和管片内的731户人家打好交道。一次纠纷过后，因辖区内的妇女郭某声称“被他用手枪顶着，强奸了3次”，在没有任何物证的情况下，张金波迅速从警察变成了罪犯。 人们对警察的职业想象和警察执法权力的好奇，多少会遮蔽对张金波个人情感的探究。而警服下小人物张金波与他的悲剧人生，并未随着案件大白天下的结局，变得多么轻松…… 片警遇到的“麻烦事” 张金波抬头看了看天，上午8点多的“阳光真刺眼”，这是2006年5月的最后一天。10年未走出黎明监狱的大门，迎面扑来的年迈父母放声大哭，张金波连眼圈都没有红一下。坐上76路公共汽车，看着路旁林立的大厦和呼啸着的车流，44岁的他有些恍惚:“这是哈尔滨吗，我是回来了吗？”下了车，在这个城市土生土长的他却不敢过马路，跟着母亲穿梭在一堆高楼间，张金波疑惑地张了张嘴:“妈，这是哪儿啊？”69岁的吴淑珍一下子哭了出来:“你咋连自己家都不认识了呢？” 一年多以后，获得了国家赔偿的张金波好像有些习惯高墙外的生活了。他刚刚染黑了头发，穿着朋友买给他的花衬衫，凉鞋里精心配着白袜子。不过坐在记者面前的他偶尔会羞涩地笑笑，摸摸脑袋，“好像被人从外太空抛回了地球”。 “呆滞、苍老、憔悴。”哈尔滨《新晚报》记者闻礼莉2006年12月第一次见到出狱半年的张金波。张金波穿着有些破的皮夹克，过时的高领毛衣露了出来，“像一个进城的民工”。眼前又黑又瘦的小老头，很难让她凭多年的记者经验去重组这个人10年前的形象。而十几年前公安局的老同事们，只记着30岁出头的张金波，1.81米的个子，体重190多斤，精神头十足。1995年5月12日的一个偶发事件，成为张金波人生新的叙述点。 这一天哈尔滨刮起了大风。负责管辖南岗区海河路片区的张金波对当天印象深刻，是因为按照管理规定，“五级以上的大风禁止生明火”。他挂出了防火旗，然后开始挨个检查片区内的大小餐馆。当了10年警察，张金波管理的区域是芦家派出所相当好的地段，它处在哈尔滨的高新技术开发区边缘，有黑龙江省国家安全厅、原哈尔滨建筑大学、市工商银行干部学校等“大单位”，“这片干部多，层次高，容易打交道”。与其他片警相比，731户居民对张金波来说，工作难度并不大。 郭淑兰出现在张金波的生活里，只有两个月。1995年3月的一天，张金波发现片区内有门面房在装修，工人说装修期超过一个月，张金波撂下一句话:“你们得办暂住证，让你们的老板回来后去找我吧。”女老板郭淑兰与张金波有了第一次交道，两人并不愉快。张金波对辖区的户头都很熟，郭淑兰刚刚从太平区搬过来，租房想开个小饭馆做生意，是个生面孔。听到张金波让自己办防火执照，郭淑兰说，“那玩意儿不办了，来不及了”。这之后郭连续三天托人请张金波吃饭，张在同事的说情下，“让她一边办防火执照一边先办冷食，已经是网开一面了”。郭淑兰几次向张金波提起，自己亲戚是公安局领导，张金波不用对她的事情太过“计较”。张金波非常反感，觉得郭在“压”他，“你说的领导管不着我，我做我的工作就行了”。 5月12日这天，张金波到了几个饭馆要求熄灭明火，工作进行得很顺利。来到郭淑兰的饭馆，工人却不愿熄火，张金波拿起手边的一壶水，“‘啪’的一下泼进了炉灶”。他正准备离开，听到旁边房间传来麻将声。之前附近有居民怀疑郭淑兰设赌局抽份子钱，希望逮个正着的张金波一把推门进去。“老板娘坐在门口，打麻将的几个男人突然看到我穿着警服，慌张地把牌推倒了。”郭淑兰自认为是“见过世面的人”，招呼打麻将的人，“来来来，接着玩，不用搭理他”。警察的尊严受到挑战，张金波最受不了气，一把将麻将下的毯子拢起来。郭淑兰扑过来抢，几个男的开始推搡。等张金波反应过来，麻将已经不知去向;他急着出门找麻将，几个男人又偷跑了，“回头看见郭淑兰和她未过门的儿媳妇李丹冲我直乐，真是把人气疯了”。 郭淑兰与张金波的这次“交锋”，渐渐有了赌气的成分。觉得尊严受损，但是又怕郭淑兰当街和他拉扯，张金波让郭淑兰和李丹“主动上派出所去接受处分”，因为她们涉嫌聚众赌博，触犯了《治安管理处罚条例》。郭淑兰自然不会主动去，40分钟后折回的张金波非常愤怒，将涉嫌“伤害在逃”的郭淑兰儿子带回了派出所。 很快，芦家派出所门口聚集了郭家找来的几十人。目睹了这一场面的民警姜文风（化名）向记者讲述，“郭家气焰很嚣张，说我们公安局的一个大领导是她家亲戚，又喊又闹”。郭家很快将儿子抢了回去，见到派出所所长的郭淑兰和李丹突然跪下，放声大哭，“说张金波喝醉了酒，让她们陪着打麻将，不陪打麻将就打人，他还摸了李丹的乳房”。姜文风的印象是，郭的气质与片区的其他居民不太一样，“浓妆艳抹，嘴巴涂得特别红，见什么人说什么话”。 离奇“强奸” 郭淑兰称自己的亲戚是市公安局纪检方面的某领导，在张金波等人看来，更像是她生气时说出来逞能的话，谁也没太当回事。但是纠纷的第二天，郭点名的某某领导亲自带队，到派出所来查张金波。5月31日，郭淑兰到哈尔滨市公安局南岗分局控告张金波，说他在1995年3月至5月间3次强奸了她，当晚张金波被刑事拘留。哈尔滨市公安局纪检委专门组成专案组负责审理张金波，而张金波既非党员，又不是干部，对于纪检委出面的审讯感到难以理解。 一名同事突然被抓，大家又基本知道事情的经过，初期姜文风觉得事情不会“整得太大”。原专案组成员、南岗公安分局预审科预审员孙洪彬在张金波出狱后，曾回忆当时的情景，孙被抽到监察室帮忙，“领导说市局转来一份举报材料，要求7天之内搞清基本犯罪事实，报送检察院批捕”。第一次提审，张金波没有承认犯罪事实，专案组很不满意。孙洪彬就去搜集其他证据。孙洪彬说:“当时就认为他有罪，所以想办法凑足材料。”举报信中还提到另外两件事，一是张金波授意在郭某小饭店门前建一小房，并要据为己有。二是郭某的弟弟请张金波和另外两名民警到洗浴场所嫖娼。后经孙洪彬调查，两件事情均不能查实。
即使这样，南岗公安分局在遭到两次拒绝后，报请南岗区人民检察院批捕成功。哈尔滨市公安局七处多次将预审卷移交市人民检察院提请公诉，都被退了回去。直到市检察院决定“张金波案因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不提起公诉”，张金波于1997年2月无罪释放时，已经在看守所羁押了671天。
经历了人生第一次“大劫难”后，张金波被南岗公安分局按照“编外人员”安排工作。就在释放的当月，他分别向南岗公安分局和南岗区人民检察院递交了赔偿申请书，要求对他的错误刑事拘留予以赔偿。
这在局外人看来，是个极为不妥的举动。张金波的警校同学、现为哈尔滨市某派出所所长的王勉（化名）说，张金波1997年回家时，情绪非常激动，倔强的他坚持要讨个说法。哈尔滨铁路公安处的孙力军是张金波中学好友，他说，读书时的张金波就因倔强而闻名，“他总有自己的主见，书生意气太重，虽然是警察，可是一点不懂得社会需要的圆滑”。 倔强的上告成为张金波二次被捕的直接原因，它被理解为与第一次事件相关领导的直接对抗。孙洪彬曾参加当时由公检法三个部门参加的协调会，专门讨论张金波的上访问题。根据孙洪彬的描述，当时领导对张金波上访一事很反感，“身为警察还要求赔偿？”有位领导当场问:“张金波案能不能定得住？”有人回答说:“应该能定住。”1998年2月16日，张金波第二次被抓进看守所。公安机关并没有出示拘留或逮捕证，他仅收到了一张《哈尔滨市公安分局撤销对张金波释放证明的通知》。 1998年10月26日，南岗区人民法院做出判决，宣告张金波犯有强奸罪，判处其有期徒刑10年，剥夺政治权利两年。张金波和父母从此开始了漫长的申诉。 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法官古一鸣（化名）是张金波案二审的审判长。如今68岁的古一鸣回想起9年前的案子，记忆十分清晰。“第一次看卷，头脑里就产生了很多疑点。”最让古一鸣疑惑的有三点:一，李丹的描述是，1995年4月初某日14时许，张金波用手枪顶她的脑袋，逼其从后门出去，敲开被害人郭某的房门，将郭某强奸。古一鸣亲自到现场去查勘，发现郭家饭店就在大街上，对面是60路公共汽车站，饭店附近人来人往，非常繁华。更直接的是，饭店根本没有后门。从唯一的正门出来，到郭某居住的小房间，必须经过一条长约30米的胡同，旁边都是小商小贩。“请问一个警察若在下午14点，用枪顶着一个姑娘的脑袋，会没有人看见吗？中国人的好奇心那么重，肯定引起围观了，何况张金波作为管片民警，认识他的人非常多。”第二个疑点是，李丹只提到自己帮张金波敲开了门，转身离开了，张金波进屋强奸了郭某。“说明她并未亲见强奸的发生，她作为证人，证明力度不足。”更重要的是，强奸案一定要有物证，一般是对嫌疑人遗留的精斑做检测，比其他案件的审理更为慎重，但此案任何物证都没有。“就凭这三点，案子定不住。” 当年59岁的古一鸣有多年办案经验，他一再向记者强调，定案需要“四脚落地，叮梆铁牢”。证据必须形成链条，“如果还敞着口，定不了案”。这个“漏洞百出”的案子很快让古一鸣得出结论，合议庭讨论时，3名法官意见一致——张金波无罪。 然而古一鸣也没有预料到，审判委员会否认了合议庭的意见，“我作为下级只能服从，没有办法啊”。这个案子是“上面带着指标下来的，说了必须要定住”。古一鸣觉得对张金波有些愧疚，“当年提审他时，他一个劲地哭，说不出太多道理，但是坚持说他没干过”。让古一鸣更坚信这是一起冤案，是因为听说张金波三次拒绝了监狱的减刑。张金波提起此事非常坚定，“减刑的前提是认罪伏法，我没有罪，怎么服？情愿牢底坐穿，也不接受妥协”。 迟到的公正 2006年12月18日，当听到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宣判自己无罪时，张金波当庭落泪。近10年来，案件经手8个法官、6次审理，出狱半年后才获得无罪裁决。就在出狱的前一夜，张金波激动得没法入睡，监狱外的母亲吴淑珍知道儿子心事，“孩儿把名声看得重于一切，他多想带着清白名声出狱”。拿到无罪判决后，张金波特意回到监狱，告诉干警和狱友这个好消息，“服刑10年间我不断申诉，是拒绝认罪的典型，现在他们总该相信我是无罪的吧”。 在家徒四壁的屋里，为了接受记者采访，吴淑珍特意穿上了好衣服——派出所户籍警送给她的旧衣服。在弄清儿子的罪名是“强奸”后，虽然完全不相信，老两口还是偷偷地找到郭淑兰的餐馆。近50岁的郭淑兰出来倒水的间隙，老两口走近看了几眼，“她半耷拉着头发，穿得很暴露，嘴巴血红，我儿子根本不可能多看她一眼啊”。 心里知道委屈，老两口仍觉得抬不起头。张金波的父亲是上世纪50年代的大学生，“脸皮薄啊，从小对孩子管得非常严，一辈子没被人说过重话”。当张金波获得国家赔偿的消息7月24日见了报纸，吴淑珍特意下楼去买报，报摊小伙子指着新闻感慨:“这个人的妈妈真不容易，拖了10年，得把人拖成个什么样啊。”头发稀疏而斑白的吴淑珍不敢应答，“搬到这里这么多年，没有人知道我家的事，即使现在翻案了，一下子也调整不过来，不敢多见人”。 儿子出事后，从哈尔滨第一工具厂退休的老两口过上了另一种生活。吴淑珍在好意照顾下，得到了一份到派出所打扫卫生的工作，每月收入300元。老伴作为高级工程师返聘到单位，但收入也只有三四百元。每月到监狱给儿子买饭票就得400多元。“为了省钱，我去监狱都是骑自行车，一口气骑一个半小时，遇到大上坡也不敢停。一心就想多看孩子一眼，怕他被冤得活不下去。”老两口开始了艰难的上访和申诉。由于经常磕头下跪，吴淑珍膝关节骨质增生，落下了不少病根，“早上四五点去派出所做清洁，然后赶紧去跑各个部门。有时候跪得太多了，只能趴在地上清扫”。 父母10年间从来没有怀疑过儿子，吴淑珍说，有律师甚至好几个法官都告诉她，这明显是个错案，要她坚持下去。如今对法律谙熟的老太太会问:“如果我儿子真的是持枪强奸，他作为执法人员知法犯法，是要判无期或死缓的啊，怎么可能只判10年？”在上访中，她遇到过不少鼓励，“有几个接待我的‘人大’代表，我哭一次，她们跟着哭一次，不断地鼓励我申诉下去”。 母亲讲述时，张金波会不时地离开，貌似无意地回避父母受苦的细节。父母看到儿子的满身伤痕，也不愿过多追问。在受到极大冤屈的10年里，高墙内外的儿子和父母都为对方努力生活着，苦难成为心知肚明但是谁也不愿触碰的疤。 对社会的记忆中断了10年后，张金波小心翼翼地开始找寻正常生活的路径。刚出狱时他会开着灯睡到天亮，因为监狱里一直是开着长明灯;他不敢出门，不愿见人，也怕说错话。“去电影院都新鲜，一张票要50元，那些设备我都没见过。”朋友特意从北京来看望他，给他买了一个900元的小灵通，“我拿到邻居家，学了半宿，才知道怎么打电话，哪里听说过发短信？真是心酸啊”。有朋友想把手提电脑给张金波用，他不敢要，“我完全不懂，别给人家整坏了”。他一边看书一边去网吧实践，“现在懂得上网，看到我的新闻有很多网上留言，我也能简单打字”。 在张金波自己的小屋里，除了朋友给他买的床和桌子外，唯一显眼的就是两幅字。一幅是《三国演义》的开篇词，一幅是岳飞的《小重山》，都是他从前最爱的段落。家里显得非常空，他出狱后将多年收藏的上千本书，“烧的烧，送的送，一本不留了”。张金波从小最大的爱好是看书，工作攒下来的钱，基本上买了书。“回想起来，那时候自己太热爱生活了，早上6点起床，每件衣服都会熨好了再穿，有时候上下班会换上一身白西装。回来吃了晚饭还去片区溜达，玩命想着怎么工作。”而对着满壁橱的书，他一本都不想留下，“不想再让书害我了，过去太浪漫了”。 今年6月，哈尔滨市公安局有关领导找张金波谈话，商量怎样恢复他的工作。而据知情人讲述，即使在宣判无罪后，有关领导还是准备辞退张金波，因为他“违纪了”。随着新闻媒体越来越关注，张金波的“运气”才逐渐好了起来。倔强的他已经向黎明监狱和哈尔滨市司法局递交控告状，要求对毒打他的干警追究责任。他也将通过司法程序追究错案责任人，以及诬告他的郭某和李某。而当年状告他的两个女人早已从大家视野里消失，2005年7月，黑龙江省高院对该案再审时，办案人员花费很大力气才找到她们的居住地址，但是两人都没有出庭。 7月26日晚上，张金波请来多年老友和几位报道他的记者朋友，一起聚聚。酒酣耳热之际，皮肤黝黑的他两眼发光，背诵起培根的名言，这是他在警校时就喜爱的句子，多年来一直相伴——“一次不公正的审判，其恶十倍于犯罪，因为犯罪只是污染了水流，而不公正的审判则是污染了水源。”一旁的好友孙力军有些眼圈发红，26年没有相见，“你的性格真是一点没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