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微软亚洲研究院也许是比尔·盖茨在中国作出的最正确的投资决策。
作者：冀勇庆
“10 年前，我和微软当时的CTO内森·梅尔沃德（Nathan Myhrvold）谈到，或许是时候扩展我们在基础研究方面的布局了——除了雷德蒙研究院之外，微软公司还应在欧洲及亚洲那些新兴的、拥有强劲创新潜力的国家部署研发团队，发掘和培育智力资源。”11月5日，在微软亚洲研究院（MSRA）成立10周年的庆典上，巨大的屏幕上出现了微软公司董事长比尔·盖茨那熟悉的身影。在这段视频中，身穿黄色衬衫、神态轻松的盖茨说，非常庆幸自己在10年前做出了正确的决定，他认为微软亚洲研究院10年来的表现“远远超出了我的最高期望。” 350名最优秀的研究人员、3000多篇重要的学术论文、935项美国专利、200多项应用到微软产品中的技术，这些重量级的数字都表明，微软亚洲研究院已经成为微软在中国的“梦工场”。 这个“梦工场”的意义还不仅仅体现在数据上。在这10年里，当微软中国公司深陷一轮又一轮中国区高管离职的风波、一次又一次诸如“反盗版”、“黑屏”等愚蠢的事件中时，是微软亚洲研究院接过了捍卫微软品牌美誉度的重任，它在青年学子中的号召力，它的历任院长在中国超高的人气，都像神话一样让别的跨国公司鞭长莫及。这实际上意味着微软在中国的人才争夺战中已经抢占了最有利的地形和地位。 基础研究乐园 与大多数跨国公司在中国的研发机构不同的是，微软亚洲研究院并不是做产品开发的机构，它从事的是自然用户界面、新一代多媒体、以数字为中心的计算、互联网搜索与在线广告、计算机科学基础研究等基础性研究，这些项目也许要到5年甚至10年后才会成为商用的产品。更为不同的是，每位微软亚洲研究院的研究员都有充分的自由去研究自己感兴趣的方向而不用担心任何资金方面的问题——实际上，他们的研究经费由微软总部全额拨付，这也使得他们不需要像其他企业的研究院那样去找产品线“化缘”。 自1990年微软董事会决定投资做基础研究开始，里克·雷斯特（Rick Rashid）就一直全权负责微软研究院在全球的运营。以前他直接向比尔·盖茨汇报，盖茨退休后他开始向微软公司首席研究及战略官克瑞格·蒙迪（Craig Mundie）汇报工作。“到目前为止，他们两位对我的工作都非常满意。”雷斯特说。 1990年，微软在总部雷德蒙成立了第一家研究院。直到7年之后，微软才决定在英国剑桥设立第二家研究院。此后，微软先后又在中国北京、美国硅谷、印度班加罗尔、美国新英格兰设立了研究院。到目前为止，这6家分布在全球的研究院总共拥有超过800名全职研究员，涉及的研究领域超过55个。位于北京的微软亚洲研究院是微软在全球建立的第三所研究院，也是发展最快的研究院，人员规模仅次于微软总部的雷德蒙研究院。 “我考核下面5家研究院的业绩，重点是看他们的研究质量高不高，看院长如何管理研究员的职业发展，看研究院的工作对于微软和世界是否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这就跟评价一所高校的计算机学院的院长一样。”里克·雷斯特说。 对于微软亚洲研究院的研究员来说，他们每年都会花费大量的时间去做研究，然后撰写论文并向全球权威的技术大会和学术刊物投稿。在张亚勤担任微软亚洲研究院院长期间，他提出了一项“五五军规”：微软亚洲研究院应当在不同技术领域的全球前五大学术会议上发表不少于5%的文章。 对于年纪轻轻的微软亚洲研究院来说，这其实是一个非常困难的目标，但是他们却通过短短的几年时间就做到了，其中最重要的秘诀就是找到最聪明、最优秀和最适合做研究的人才。记得在10年前，位于北京知春路希格玛中心的办公室还在装修之际，研究院的第一任院长李开复就曾经兴奋地对本刊记者透露，他招到了一位叫张亚勤的“牛人”——1997年，年仅31岁的张亚勤博士被授予美国电器电子工程师协会院士（Fellows of IEEE）称号，成为该协会百年历史上获得这一荣誉最年轻的科学家，而张亚勤在国内就读的也是名噪一时的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 “为什么10 年前我们要在中国成立研究院？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发现在美国和微软总部有一群非常优秀的中国研究人员，他们在美国和欧洲接受的教育，为微软的研究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我们知道中国有非常优秀的大学毕业生，但是他们没有经过西方式的培训，只要给他们创造良好的环境和适当的辅导，他们就能够做出很好的研究成果。” 里克·雷斯特认为。 他的老板也有同样的感觉。1997年当盖茨和好朋友巴菲特等人骑着自行车穿行于北大、清华校园的时候，他强烈地感受到了中国大学生身上洋溢的才智、激情和创造力，这也使得他急切地希望在中国做些什么，为此他甚至还向研究院首任院长李开复了解过中国特有的户口制度。 在盗版软件泛滥成灾的当年，还没想好如何在中国赚钱的盖茨却早就想好了怎么利用中国丰富的智力资源。1998年11月，微软中国研究院成立，这也是微软亚洲研究院的前身。首任院长李开复直接向高级副总裁里克·雷斯特汇报，而里克·雷斯特则直接向盖茨汇报；与此同时，承担全部经营任务的微软中国公司则必须经过大中华区、亚洲区两层才能够将自己的声音传递到微软总部，其地位明显要低一级。 研究院成立了，剩下的工作就是如何发掘中国的人才富矿了。从一开始，研究院的入门门槛就非常高。文继荣现在已经是研究院互联网数据管理组的主任研究员了，而1999年他加入研究院的过程可谓过五关斩六将。当时，刚拿到中科院计算博士学位的他来到第一关的笔试现场，发现已经坐满了一屋子人。笔试的内容可真不少，有智力题、数学题和编程题，要在45分钟内完成。过了第一关之后，他又先后接受了张亚勤、李开复、沈向洋等8个人的8轮面试，最后才拿到了录取通知书。 在历任院长和研究院高层着力建设的大家庭式的、却也非常讲究效率的西方学院文化中，这批招进来的中国顶尖人才逐渐成长为技术带头人，并在计算机科学的众多领域取得了突破。研究院奠基后的第二年，就有一篇论文被SIGGRAPH（国际图形学大会，计算机图形学领域最负盛名的大会）选中。到了2005年，微软亚洲研究院已经有9篇论文被选中，成为 SIGGRAPH最耀眼的明星，这也使得当时的院长沈向洋“一雪前耻”：在此之前，每次当他与微软雷德蒙研究院的一位高人（此人曾以8篇论文创造了 SIGGRAPH的纪录）共同出席图形学界聚会的时候，这位老兄总会开玩笑地向其他人介绍他，这位就是在SIGGRAPH上投稿最多（也被拒最多）的 Harry（沈向洋的英文名）。直到现在，沈向洋还不能忘记当年“雪耻”之后那种痛快淋漓的感觉：“我当时站在山上，还下着毛毛雨，真有一种拔剑在手、谁是敌手的感觉。” 对于基础研究，微软亚洲研究院可谓雄心勃勃。“我们研究院有那么多的研究方向，你要问我哪一个是重点，我希望每一个都有机会，这才是真正的研究。研究就是给一个环境，让大家可以在这里做梦，让梦想变成现实。”现任微软亚洲研究院院长洪小文说道，“你要问我未来10年的打算，我们希望能够做出一两样对业界产生划时代的、基础的、革命性的东西出来。” 对于年纪轻轻的微软亚洲研究院来说，这其实是一个非常困难的目标，但是他们却通过短短的几年时间就做到了，其中最重要的秘诀就是找到最聪明、最优秀和最适合做研究的人才。记得在10年前，位于北京知春路希格玛中心的办公室还在装修之际，研究院的第一任院长李开复就曾经兴奋地对本刊记者透露，他招到了一位叫张亚勤的“牛人”——1997年，年仅31岁的张亚勤博士被授予美国电器电子工程师协会院士（Fellows of IEEE）称号，成为该协会百年历史上获得这一荣誉最年轻的科学家，而张亚勤在国内就读的也是名噪一时的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 “为什么10 年前我们要在中国成立研究院？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发现在美国和微软总部有一群非常优秀的中国研究人员，他们在美国和欧洲接受的教育，为微软的研究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我们知道中国有非常优秀的大学毕业生，但是他们没有经过西方式的培训，只要给他们创造良好的环境和适当的辅导，他们就能够做出很好的研究成果。” 里克·雷斯特认为。 他的老板也有同样的感觉。1997年当盖茨和好朋友巴菲特等人骑着自行车穿行于北大、清华校园的时候，他强烈地感受到了中国大学生身上洋溢的才智、激情和创造力，这也使得他急切地希望在中国做些什么，为此他甚至还向研究院首任院长李开复了解过中国特有的户口制度。 在盗版软件泛滥成灾的当年，还没想好如何在中国赚钱的盖茨却早就想好了怎么利用中国丰富的智力资源。1998年11月，微软中国研究院成立，这也是微软亚洲研究院的前身。首任院长李开复直接向高级副总裁里克·雷斯特汇报，而里克·雷斯特则直接向盖茨汇报；与此同时，承担全部经营任务的微软中国公司则必须经过大中华区、亚洲区两层才能够将自己的声音传递到微软总部，其地位明显要低一级。 研究院成立了，剩下的工作就是如何发掘中国的人才富矿了。从一开始，研究院的入门门槛就非常高。文继荣现在已经是研究院互联网数据管理组的主任研究员了，而1999年他加入研究院的过程可谓过五关斩六将。当时，刚拿到中科院计算博士学位的他来到第一关的笔试现场，发现已经坐满了一屋子人。笔试的内容可真不少，有智力题、数学题和编程题，要在45分钟内完成。过了第一关之后，他又先后接受了张亚勤、李开复、沈向洋等8个人的8轮面试，最后才拿到了录取通知书。 在历任院长和研究院高层着力建设的大家庭式的、却也非常讲究效率的西方学院文化中，这批招进来的中国顶尖人才逐渐成长为技术带头人，并在计算机科学的众多领域取得了突破。研究院奠基后的第二年，就有一篇论文被SIGGRAPH（国际图形学大会，计算机图形学领域最负盛名的大会）选中。到了2005年，微软亚洲研究院已经有9篇论文被选中，成为 SIGGRAPH最耀眼的明星，这也使得当时的院长沈向洋“一雪前耻”：在此之前，每次当他与微软雷德蒙研究院的一位高人（此人曾以8篇论文创造了 SIGGRAPH的纪录）共同出席图形学界聚会的时候，这位老兄总会开玩笑地向其他人介绍他，这位就是在SIGGRAPH上投稿最多（也被拒最多）的 Harry（沈向洋的英文名）。直到现在，沈向洋还不能忘记当年“雪耻”之后那种痛快淋漓的感觉：“我当时站在山上，还下着毛毛雨，真有一种拔剑在手、谁是敌手的感觉。” 对于基础研究，微软亚洲研究院可谓雄心勃勃。“我们研究院有那么多的研究方向，你要问我哪一个是重点，我希望每一个都有机会，这才是真正的研究。研究就是给一个环境，让大家可以在这里做梦，让梦想变成现实。”现任微软亚洲研究院院长洪小文说道，“你要问我未来10年的打算，我们希望能够做出一两样对业界产生划时代的、基础的、革命性的东西出来。” 在自身进行基础研究的同时，微软亚洲研究院也积极与各大高校通过建立联合实验室、项目合作、实习生等方式进行合作。11月5日当天，微软亚洲研究院与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联合建立的三所实验室被教育部纳入重点实验室；而在3 年前，研究院已经与国内5所高校建立了第一批重点实验室。 在重点实验室的揭牌仪式上，3位大学校长均对微软亚洲研究院给予了非常高的评价。实际上，这些年来微软亚洲研究院一直被大学生们评为最向往、最想加入的研发机构。10年来，总共有3000名来自全国著名高校的尖子生在这里实习。因此，虽然微软在中国的业务多年来并不十分成功，仅仅凭借微软亚洲研究院与社会各界建立的良好生态圈，微软就已经大大改善了在中国的形象。 做未来的产品 当然，微软亚洲研究院不仅仅满足于做研究，他们也非常希望能够对微软未来的发展有一定的影响，这就要求他们能够与微软的产品部门沟通，把自己的研究成果注入微软的各项产品当中。也只有通过不断地对微软的产品产生实质性的影响，研究院在微软的这个庞大体系里才能发挥更大的影响力。在这个方面，他们干得不错。到目前为止，微软亚洲研究院已经有多达200多项技术被用于微软的产品当中，从Windows XP、Vista、Office、Tablet PC（平板电脑）、Xbox到Windows Live，不一而足。 更重要的是，微软亚洲研究院竟然在中国孵化出了全新的研发机构——微软中国研发集团，而研发集团的首任总裁也是由原微软亚洲研究院院长张亚勤担任。 “ 研究院做了5年之后，张亚勤、张宏江和我三个人就想，研究的最终目的还是要影响产品，做了不起的产品，于是我们就想做个工程院。”微软亚洲研究院的前任院长沈向洋回忆道。正是在他们的力主之下，微软总部最终决定在中国成立全球独有的微软亚洲工程院，而张宏江也被调去担任工程院院长。最初，工程院的7项技术如视频分析、数字笔等都是从研究院拿过去的。如今，工程院已经从研究院分离出来，并且承担了Windows Moblie、搜索等关系到微软未来的重要级产品的开发工作。到了2006年1月，微软将中国所有的研究和开发部门整合在一起，组建了规模庞大的中国研发集团，其员工数量多达3000人，已经超过了从事营销的微软中国公司的员工总和。 更令人称奇的是，现任院长洪小文的前三任院长李开复、张亚勤、沈向洋都先后升迁到微软总部担任产品开发部门的负责人，而且都干得不错。 例如，在回到总部的一年时间里，张亚勤帮助Windows Moblie部门制定了新的产品开发策略，争取到了三星手机等重量级的客户，从而在北美市场一举击败了Palm等竞争对手，使得Windows Mobile成为北美占有率最高的智能手机操作系统之一。 而调任雷德蒙总部的沈向洋现在的职务是微软全球资深副总裁和搜索与广告首席科学家，全权负责微软互联网搜索技术的开发，这也许是近年来微软开发的最为重要的产品，甚至关系到微软能否从Google手中夺回互联网的主导权，因此他也被微软内部戏称为“No.1 Engineer Job”（首席工程师）。 去年10月接掌这项工作以来，沈向洋深感责任重大，他坦诚这一年来忙得“连想想亚洲研究院的时间都没有了”。他上任之后，微软的Live Search搜索引擎每个月都有小改进，每6个月就会有一个新版本发布。“现在可以说我们的Live Search已经和Google没有太大的差别了。” 早在2005年10月，微软亚洲研究院即成立了互联网搜索研究中心，中心的很多成果最后都转化到了Live Search之中。由于沈向洋本身就是研究院出身，因此微软的Live Search产品开发部门与微软亚洲研究院配合非常紧密，研究院的最新成果很快就能进入产品当中。 微软也正在试图通过研究占据搜索的制高点。在今年的SIGIR上，微软研究院提出的按照用户的集体行为和页面停留时间等新标准对页面进行排序的论文拿到了最佳论文，这也是一种完全不同于 Google目前采用的PageRank的新型排序方式。沈向洋认为，如果说目前的搜索技术还只能做到关键词搜索的话，那么将来的搜索肯定会是更加智能化的语意搜索。显然，微软希望通过研究院的领先技术，重新夺回在互联网搜索引擎技术上的领先地位。 为了推广新的搜索方式，微软亚洲研究院还推出了一个趣味性的搜索项目“微软人立方关系搜索”：搜索引擎自动地抽取出人名、地名、机构名以及中文短语，通过算法自动计算出他们之间存在关系的可能性，并且绘制出一幅人物关系图。例如，当用户输入美国当选总统“奥巴马”之后，“人立方”搜索引擎能够以奥巴马为中心，自动返回网页上与其关系密切的其他人如希拉里、麦凯恩、拜登，并描绘出他们之间的关系。 “如果说什么是微软亚洲研究院的独门秘诀，那就是与产品部门非常密切的合作，以至于很多微软总部的产品部门对我们的熟悉程度甚至要高于身边的雷德蒙研究院。”沈向洋笑着总结道。 加强基础研究与产品部门的合作，在这个竞争越来越残酷的时代，事实上变得越来越重要。搞基础研究是一场异常奢侈的游戏，只有全球最顶级的技术型公司才玩得起 ——例如年营收达到604亿美元，净利润177亿美元，年研发投入高达70亿美元的微软公司。但即使如此，基础研究也不可能完全沉浸于象牙塔中。 今年8月，曾经是无数基础研究人员心中的圣地，诞生了有声电影、晶体管、光通信、UNIX等开创性技术，拥有近10位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3万项专利，成立于1925年的贝尔实验室突然宣布退出半导体基础研究领域，其他领域的基础研究比起全盛时期也大为缩减。 这显然是无奈之举。在经历了连续7个季度的巨额亏损之后，贝尔实验室的母公司阿尔卡特朗讯显然已经难以承受每年数亿美元的研发支出，只得将研发资源集中于自己最核心的通信领域。但是，没有了前瞻性的研究，阿朗又如何保证自己未来的领先地位？实际上，现在的阿朗已经逐渐退出了全球一流电信设备商的行列。 但在听到这个消息之后，里克·雷斯特仍然感到非常遗憾。“我个人认为贝尔实验室的做法是个错误。企业要想取得长期优势，就必须在基础研发上做长期投资，我希望更多的公司能够认识到这一点，能够投资创新和基础研究领域，我也希望各国政府能够投资于创新。” 当然，雷斯特也备感庆幸，强大的微软有足够的实力支撑微软研究院的基础研究，而微软研究院也对微软的产品创新提供了足够的支持。对于自己手下的三任院长先后都被抽调到了总部的产品开发部门，里克·雷斯特没有感到一丝的沮丧，“这证明了我们研究院的人才有多么优秀。我在微软17年了，微软历史上每一次的战略转型和进入新领域都是研究部门和产品部门通力合作的结果。”他希望这一次研究院仍然能够承担同样的角色，而拥有丰富人才的微软亚洲研究院无疑将是他最为倚重的机构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