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李鸿谷 猪肉涨价——20年来最为剧烈的这次价格波动，是一起偶发事件，还是一种结构性变化的前兆？在猪肉的生产与消费均为全世界第一的中国，这显然值得思索。 从事件的角度观察，最早扇动翅膀的那只“蝴蝶”，能追索到两年前。那倒更像一起真正的偶发事件。2005年，产猪大省四川，206人感染了猪链球菌，最终导致38人死亡。这一事件的原因被认为是养猪农户与无证私贩的非法屠宰造成，为了保证当年国庆节前猪肉供应的质量，于是有了一场全国范围内的打击非法屠宰行动。以中国政府效率之高，在村乡、城镇活跃的无证私贩很快出局。但是复杂的局面在于，中国的生猪养殖目前仍以散养为主，兼营的中国农民一般以养殖10头或20头为主体。联络生猪生产最前端的无证商贩被取缔，维系脆弱平衡的产销链环断裂，出售生猪在一段时间变得困难，养殖意愿自然衰落。 与此叠加的现实是，中国的新能源战略选择重点是燃料乙醇的生产，这其中80%使用玉米作为原料。而中国猪饲料主要原料为玉米（60%）、豆粕（20%）与麦麸（15%）——2006年中国成为世界第三大乙醇生产国，玉米价格此前连续攀升。猪饲料主体的玉米价格上涨，自然挤压了生猪的利润空间。今年以来的粮价持续高位，而禽肉及制品价格飙升，国务院已决定停止在建的粮食乙醇燃料项目，这已经佐证玉米价格上涨对猪肉价格影响的强度。 相对难以获取精确数据的是局部地区去年夏天暴发的“猪高热病”。属于天灾的这场病疫，综合各地媒体报道，先从安徽开始，然后传至江西、湖南……造成一定程度蔓延。其结果，是疫区生猪的存栏数迅速减少。
类似洪水的生成，各种外生性因素并至——“发改委”、农业部、商业部联合调查表明，今年5月生猪存栏数比去年同期下降15%～20%。而从4月开始，猪肉即开始跳涨。作为一起事件的原因找寻，至此，差不多算得上足够全面。但是，细究生猪产销各环节，去年夏天猪瘟发生之际，这个环链上的当事人都向记者表示相信今年的猪肉会上涨。这一事实，形成了北大经济学教授宋国青的疑问:猪疫时买母猪仔猪是非常好的投资，农民当然会想到这一点，那他们为什么不在猪疫期间多养母猪呢？宋的答案是，农民不知道猪疫病很快会过去,而猪肉需求会很快回升。这一答案当然没错，但如果仅止于此，我们可能会失去从外生性因素的发现进入农民养殖内生性因素的探究。 在房价新一轮大面积涨势形成期的2007年，猪肉价格成为与房价并列的影响民众生活的核心要素。在所有的讨论中，猪肉价格的影响因素被归并为CPI（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分析，5月CPI为3.4%，6月为4.4%，7月则升至5.6％，而去年一年仅为1.5%。仔细分析今年上半年CPI的变化，“发改委”提供的数据表明:78%的CPI增长归为食品价格上涨——而这其中，猪肉的涨幅最高，达59.8%。猪肉价格对微观现实生活的影响容易被我们所感知，但它作为一种开始，可能对我们生活质量久远性的影响，却容易被忽视。所以，这一事实意味着我们关注猪价以及农民，不再仅仅是强弱势语境下的对所谓“弱势群体”注意，我们的生活或许将在我们未必完全留意的结构性变化过程里，被重新调整。 1992年猪肉市场放开，有15年市场历练的中国农民，在猪疫期间补栏，差不多接近常识——这是宋国青疑问的事实基础，但是，为什么去年猪疫，农民却放弃一个机会呢？ 湖南湘潭青竹村，一个养猪重点村庄的支书卢国良的解释是:谁也没有想到会涨到这么高。当然，这个解释并不精彩。但是，在此次记者对生猪从养殖到收购、运输、屠宰、终端销售各环节，以及研究者、官员各色人等的采访中，只有卢国良提供了一个重要结论与更具分析维度的方法论。他的结论很简单:劳动力价格是关键因素。 在众多将农民作为对象的研究中，囿自学科边界，一般农民与农民工是分开的两个概念轴。真实的中国农民生活，被研究者的方法论肢解了。曾经有过10年打工经历的卢国良观察的方法甚至很简单，究竟是在农村种粮养猪还是进城打工，“价格是关键”。在一个已经可以自由流动的中国社会，卢的观察，更接近经济学“理性人”的假设——城市与乡村收益比较，是决定农民选择的决定性原因，是否养猪，当然也不例外。循此方法论，或许我们可以突破那些对猪价影响的外生性因素所带来的遮蔽。 如果我们从猪价上涨的事件进入结构性因素，2004年是个转折的重要关口。这一年媒体发布的重要事实之一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提供的一份报告称:最近12年来，珠江三角洲外来工月平均工资仅增长68元。有报道说，前国家统计局局长李德水在看到这份报告时感慨，这里农民工的工资“只够一天吃4碗炸酱面”。当然，这可以在中国经济发展的宏大叙事里，被认为是原始积累的一种代价。与这一甚至可以忽略的收入增幅比较，在此时段里，除却1992年的部分农副产品价格放开后的短暂增收，农民的收入与之比较，增幅更为有限。 当然，也就在这一年，情况开始变化。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2007年人口与劳动绿皮书》统计:与上年相比，2004至2006年，农民工人月均收入3年增幅分别为2.8%、6.5%、11.5%，这是一个加速的增长。而按中国社会科学院的《2007年农村经济绿皮书》统计:2006年我国农民人均纯收入比上年增长7.4%（10年来实际增长率首次超过7%）。 农民收入连续性递增，甚至达到突破性增长，其增长的结构性动力，“绿皮书”给予的统计是:农民增收部分主要来源于工资性（务工）收入，对增量的贡献率为60.2%。最简单看，农民收入增长的主要力量来自进城务工所得。我们回到“理性人”的那个假设，进城务工的“劳动力价格”的提升，会对仍在农村务农的农民带来什么影响呢？卢国良在与记者的计算里，就以农民工在城市一天收入所得为标准，算计种多少粮养多少猪，才可能是合算的。而经过去年的猪疫之后，“没想到（猪价）会涨到这么高”——在农民的一般经验里，他们所预期的收益，与进城务工的收益比较，显然并不匹配。这种比较下的收益跌落，当然会决定他们在需要补栏时，选择放弃。 比决定猪价的病疫、饲料价格、交易成本种种外生性因素更为重要的动力——收益比较，亦即城乡劳动力价格是否匹配的内生性因素才是关键。值得注意的是，这一过去10多年起伏不大的结构，近年随着进城务工劳动力价格的快速提升，变化已经开始。它对农业与农村的影响力，深刻而长久。反过来，它自然会影响城市，至少会影响CPI，很难说今年猪价上涨，不是这种结构变化的一种表达。 此次猪肉价格上涨，外生性因素过于集中，也过于戏剧性，我们自然会对这次由于政策强力导致的劳动力价格提升提出质疑，它究竟是不可逆的一种趋势，还是间歇性政策主导可能起伏的曲线。这需要我们重新来思考中国劳动力的供给状况。 同样在2004年，珠江三角洲地区出现“民工荒”，农民工出现缺口。对此，有力量的解释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他使用的核心概念是“刘易斯转折点”——简单描述这一概念，即，发展中国家有相当时期是农村劳动力持续大规模向城市非农产业转移，同时劳动力成本相对低廉。但是，这种转移并非无限度的，当农村劳动力的供应与城市需求持平之际，即为刘易斯转折点。蔡的结论是:在经济增长率最快、就业弹性最高的情况下，2004年我们已经遇到了劳动力供给和需求的平衡点;在最慢的情况下，即最慢的非农产业经济增长速度，最低的就业弹性，我们在2009年也会遇到供给与需求相交的这一点。 将这一宏观分析进一步简化，农村劳动力供给与需求达至平衡，以及此后劳动力供给减少最直接的结果便是劳动力价格的上扬。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蔡所举例证，同样戏剧性，“2004年以前，‘珠三角’农民工平均工资12年才涨了68元，而民工荒后，一年就涨了100元”。 断然接受蔡给定的2004年或2009年的转折节点，或许并不明智，但农村劳动力供给并非无限，这并无疑义。农村劳动力供给终有平衡并减少的时间段，这也无疑义。那么在这种趋势下，劳动力价格上涨，还有逆转的可能吗？在这种结构性的背景下，思考猪价、CPI的波动以及它们长时段的走势，那些偶然性的外部因素，只是叙述需要的传播元素而已。 改革开放前，中国以制度将农村与城市刚性地二元化;之后，自由流动形成，却以身份等级、收入差序形成柔性的二元结构。即使以中国农民创纪录的2006年7.4%实际收入增长为例，《2007年农村经济绿皮书》报告说，农民工生活质量的全国总体水平仅相当于城镇居民平均水平的53.2%。当然，农业是各国现代化必须破解的难题，更是中国面临的挑战。所以，认真地讨论，它不是经济问题而是政治问题。罗斯福“新政”的第一年（1933年），因为价格低廉，美国政府决定宰杀600多万头小猪，以此提高猪肉价格——这是美国历史里，与猪及猪价发生关系最为有趣也最为极端的一次事件。或者那一事件与此次中国猪肉价格上涨事件成因不同，但当时的美国农业部长亨利·华莱士的解释值得注意，它不完全是纯经济学的分析——“有时候我们把农民当成猪一样卑贱的东西。所以我们必须把他们当成消费者，并且试图建立一种平衡的供应机制，使得猪肉保持平稳的价格，这对农民和猪都才是最公平的。”在此理念下，美国农业人口由当时占25.1%过渡到目前仅占3%，其转移方式与农业生产模式仍值得重视。 二元结构，以及效益比较之下城市“收益”无限期地高于农村，那么，对于中国农民，城市必然会成为一种命定的归宿。而这种城市化进程方式，韩国作为一种结果，提供给我们的样板是:仅30年时间（1970～2000年），韩国农业就业人口从占全国劳动力总数的50%降至8.5%。韩国政府财政对农民收入的支持比例是创纪录的63%（日本58%、美国20%），即使如此，在韩国电视剧里，能够收到两斤排骨的礼物，即为大礼——实际状况，二两重的牛肉相当于人民币60元。或者，这就是未来中国的一幅图景？在这一前鉴下，猪肉与价格，以及其背后所蕴藏的复杂格局，单单是一个农村与农民问题？同样，我们的生活指数，也不是计算者给出的那若干项统计项目分配权重简单计算的产物。 当然，观察中国，或许特殊国情是必须重视的一种现实。仍以2004年农民工的收入增长为分析对象，公允而论，其变化主因未必是劳动力供给短缺导致。在这一年，中央的第一号文件是关于增加农民收入的，宣传机构的重点议程是解决拖欠农民工收入……这种行政强力，是改变中国社会进程无可替代的中国式的力量。从这年开始连续3年，被赋予特殊意义的“中央一号文件”全部是关于农民的，从增收开始，然后是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未来中国被期待的图景是“新农村”，行政强力对这一未来的主导，我们当然可以对未来中国抱有乐观。 严肃地思考，我们面临的不是“三农”问题，而是中国问题。 （所需资料得到实习记者王丽娜的帮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