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忠实:来自农村的“炼钢者”



    对于60岁的陈忠实来说,创作之外的喧嚣是无奈的,而唯一让他牵挂的只有农村与农民。

  撰稿/陈冰(记者)施丹妮

  中国当代文学史翻不过陈忠实这一页。然而《白鹿原》之后,陈忠实淡出人们视线太久了,仿佛在奏上了一曲华彩乐章后画上了一个戛然而止的句点。炎热的8月,陈忠实带着全新短篇小说集《关中风月》来到上海并接受了《新民周刊》的专访。

  陈老坐在记者对面,手里夹着长年不离的烟卷,他一直保持着紧皱着眉的思索状,但一旦谈起农村和作品,他又笑得很开怀。他的语速很缓慢,说话时带着浓重的秦腔,脸上印刻着如西北土地般的沟壑,这是个把大半辈子投诸农村的作家,即使在这个喧嚣的商业社会,中国作协副主席名号加身的时候,他依然显得谨慎平和。对于这个60岁的老人来说,创作之外的喧嚣是无奈的,而唯一让他牵挂的只有农村与农民。

  说不尽的农村

  新民周刊:您在农村多年从事基层工作,是农村生活的亲历者,后来您当了作协主席,离开了农村,依然还是农村生活的实践者吗?

  陈忠实:我一共在农村生活了30年,直到1992年《白鹿原》获奖才住进西安市区的作协小院,一直住到现在。但我并不觉得自己住在城市,对我而言,它还是很陌生。对农村、农民,我有一种天然的敏感。对于农村,我不需要理论认识,我只有一种感觉,这种感觉对作家是很重要的。

  现在农村面临的基本问题是很多的,就关中地区,农民已经解决穿衣吃饭的问题,住房也得到了改善,现在面临的是如何增加经济收入的问题。

  农民常常会遭到意料不及的损失。有个地区种大棚蔬菜,农民告诉我产量很好。再过了一年,青菜就推销不出去了,地方政府只好把蔬菜低价收购发给单位职工,说是帮助农民减轻损失。我们的土地,北方人均一亩多,南方人均半亩多,种什么能发财,能供得起大学生,能娶媳妇?种金子都不行!

  我在美国坐车好长时间都看不到农村,加拿大那么好一块地,不种庄稼,种草,晃荡着几头奶牛。再看看中国的农民,中国造公路、弄钢筋水泥、饭馆伺候人的都是农民的孩子。中国的快速发展,农民成了最大的廉价劳动力。最典型的是山西黑砖窑事件,中国农民的痛苦还要经历很长时间,他没有土地,他还要依赖城市生存,去做苦力。

  新民周刊:几十年来乡村也在经历变化,这在您的作品中有观察和体现吗?

  陈忠实:昨天作为今天的参照,农村的变化是巨大的。1949年到1992年,村里能盖上大块房子的不上10户,现在基本都盖上房子了。我的短篇小说都是我对这些变化的观察。我现在的心态就是希望农村物质文化水平都能提高。虽然我现在已不是农民的一员,我住在城里,我的几个子女也都在城里。但情感上还是抱有这种心态,习惯从农村的角度看问题。我不是农民代言人,但我对农村怀有感情。

  新民周刊:《关中风月》的后记中说,家里的后院就是白鹿原的北坡坡根,从小就厌烦这道坡,跟父亲上坡劳动特别费劲,这样辛劳的生活体验与艰辛回忆怎么会成为《白鹿原》的创作源呢?

  陈忠实:我记得那个坡地特别陡,我推着个小木推车跟我父亲上山推土,那真的很苦啊。但生活经验和创作并没有必然的联系,你说我那时候很辛苦,但随着认识水平的变化你对辛苦的理解也是不同的。生活经验像矿石,但能炼出什么钢来,更重要的是作家通过回望所经历的东西提升思想境界。

  对创作要专注

  新民周刊:1992年的《白鹿原》让您实现了“有本书带进棺材当枕头”的愿望,为什么之后再没有出过新的长篇作品?

  陈忠实:不知道,就是长时期对长篇小说写作高扬不起来,原本《白鹿原》写完后说马上要投入到新的长篇创作中,但一下子丧失了兴趣,更希望写些散文,七八年前试探着写短篇,就对短篇特别喜欢。这本《关中风月》就是《白鹿原》之前和近几年写的短篇小说,以后我还想写短篇,希望大家多提意见。

  新民周刊:作家柳青曾提到“文学是愚人的事业,作家是60年一个单元”,对这句话您怎么看?

  陈忠实:柳青是我很崇拜的作家,对这句话我是很信服的。在整个人生中要做到专注、心无旁骛、不受名利干扰。一般作家很难有60年的创作历程,80岁还能保持创作能力的可能性不大,无非是保持专注性。而且现在社会对作家的诱惑层面比柳青时代多得多。柳青的时代是时代对作家的压迫,我们这个时代是社会种种诱惑把我们的意志从稿纸上移开。

  新民周刊:您曾将作协主席定义为“这是由嫉妒和阴谋导致的职务,目的在于终止一个作家的辉煌并不允许他继续辉煌”。您担任的作协副主席一职,还有其他行政工作是否也影响了您的创作?

  陈忠实:有些活动,像作协开作品研讨会怎么推脱?还有些社会活动,像今天上午参加了电视台的节目,我是真不愿意。我们西安电视台也经常会请我去电视上讲讲,谈农民问题我愿意,可不能老让我去,你总不能把我弄到西安人民看到陈忠实就吐唾沫的地步吧。如果现在能排除行政工作,有选择的话,我更愿意只当个作家。

  新民周刊:易中天来上海时说,做学问很重要,传播也很重要。当代作家只待在书斋创作是不可能的?

  陈忠实:作家的第一要务还是先把作品写好,作品写好了自然有评论家把好作品“挖”出来。我觉得作家应该把更多力量放入创作,但在这个张扬的社会,好的作品也要推广。

  新民周刊:《白鹿原》之前被北京人艺排成了话剧,今年7月舞剧《白鹿原》又刚刚在西安演出,获得不少赞誉。听说西影厂买下了电影版权,不同形式的《白鹿原》你都会去看吗?

  陈忠实:我肯定会去看的。这让我感觉小说里的东西一下子变真实了,我看看濮存昕,这不就是白嘉轩吗?舞剧又是其他演员扮演的,你想想宋丹丹和舞蹈演员都在演秦小娥,他们却又是那么的不同,这感觉很奇妙。不同艺术形式的差异很大,电影不可能把所有人物包括进去,我的基本立场是我把版权卖给你,我就不说啥了,我相信编剧导演。

  新民周刊:一方面《白鹿原》表现了传统宗法文化对人性的无情压抑,另一方面,却又对传统文化持激赏的态度,这种矛盾一直在您的创作中体现着。十几年过去了,你对传统文化是否依然保持着这种矛盾心态?

  陈忠实:这是一种形态,革新、革命过程中总会保留人精神中的一些东西。上个世纪初,一代人都经过了这个洗礼过程。对待传统存在着一个扬弃的过程。

 陈忠实:来自农村的“炼钢者”
  新民周刊:您对于上海这个城市有什么印象?

  陈忠实:我坐在车里望上海,上海竟然繁荣到了这种程度。我是1984年第一次到上海,当时的感觉是,怎么拥挤到了这种程度,一间卖花衬衫的小破店,人人都恨不得从前面人的头上、肩膀上爬进去买衬衫。我去城隍庙买了平生第一双皮鞋,是上海的老牌子,头很圆,明光鉴亮,拿回去只有进城活动才穿,平时就穿布鞋。(这次)再到上海,浦东崛起了森林一样的高楼,就是用100万字也写不尽上海的繁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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