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到底要付出多大代价，才能弥补此前对太湖造成的创伤？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高级工程师刘树坤给出的数字是5000亿元至6000亿元
《财经》记者杨海鹏《财经》网络版/总193期
如果不是今夏无锡蓝藻爆发导致“臭水事件”（参见《财经》2007年12期“无锡臭水门”），中央高层恐怕不会如此决断地重新审视“九五”以来的“三湖治理计划”。 在过去的11年中，中国政府累计投入370亿元资金，治理太湖、巢湖、滇池的水环境。但是，今年以来，三湖蓝藻提前近一个月次第爆发，宣告以往种种努力所取得的些许成就，是如此苍白无力。 蓝藻爆发，被普遍认为是湖泊衰老的重要指征。在中国共计900余个淡水湖泊中，已富营养化或处在富营养化过程中的湖泊，比重已占到85％以上，“三湖”甚至不算最濒危的湖泊。只是由于临近人口密集的中心城市，是重要水源地，才加大了因蓝藻而引发的生态灾难的杀伤力。 今年6月30日，温家宝总理在“三湖污染防治座谈会”上表示，中国政府将把治理“三湖”作为国家生态建设的标志性工程。处于富庶的长江三角洲心脏地带的太湖，无疑是“重中之重”。 由于“三湖”及其他众多湖泊的富营养化形成机理基本相同，在专家们看来，如果难度最大的、任务最为艰苦的太湖治理能取得突破，无疑将给中国的整个湖泊治理带来新的曙光。 《财经》记者获悉，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领衔的《太湖流域水环境综合治理总体方案》正在编制过程中，有望于今年年底完成。这场关系到湖泊兴废的“中考”，不仅直接牵动着千百万民众的福祉，也更加考验着各级政府的执政能力。 不堪重负 太湖流域面积3.65万平方公里、湖域2428平方公里，地跨苏、浙、皖、沪三省一市。在江苏，属于该流域的有镇江、常州、无锡、苏州四市；在浙江，涉及杭州、嘉兴、湖州三市。 2005年6月，水利部太湖流域管理局曾针对太湖污染源，进行过迄今为止最全面的一次普查。调查结果显示，江苏境内流入太湖的六条主要河流全为劣Ⅴ类；而浙江境内四条河流，三条为Ⅲ类水质，一条为劣Ⅴ类。这些河流，也构成了太湖水的主要来源。 其中，上游地区高锰酸盐指数、总磷和总氮年平均入湖量分别为5.30万吨、0.14万吨和3.57万吨；而这三项指标中，都是无锡地区最大，其次为常州地区，湖州地区最少。 这意味着，每年通过河流流入太湖的污染负荷量中，无锡地区所占比例最大，占入湖总量的一半左右。 与太湖污染周旋了几十年的无锡市郊区农水局退休高级工程师、著名民间环保人士杨国新对《财经》记者表示，一般而言，除仅拥有7公里太湖岸线的常州对无锡稍有影响，环太湖其他地区的污染，很难对无锡构成影响。因此，无锡的污染更多的是“自源污染”，即集“受害者”和“加害者”两种身份于一身。 以太湖越来越严峻的农业污染为例。为提高粮食产量，无锡从上世纪50年代末“大跃进”时起，就从传统上一季稻一季麦的种植方式，转变为双季稻种植。鉴于水稻更喜水喜肥，为补地力之不足，不得不大量施用化肥。他对《财经》记者强调，水稻的农业废水污染，一般可达小麦的十多倍。 统计资料显示，现在这一地区每公顷的化肥用量已达到66.7公斤,即使与1979年相比，也增加了1.7倍。 同样始于上个世纪50年代的围垦造田，更使得太湖面积减少了160平方公里。如无锡的马山，就由太湖中的岛屿变成了半岛。这些，显然又进一步削弱了水体的自我净化能力。一进一出之间，或许已经为今后太湖的富营养化悲剧埋下了伏笔。 无锡市现有的太湖岸线，都属于下辖的原无锡县。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该县作为以乡镇工业为特色的“苏南模式”的发源地，有着“神州第一县”之美誉。 实际上，无锡的工业渊源可以追溯到更早。早在上世纪30年代，无锡的工业产值仅次于上海和广州，为国内第三大工业城市。一直到抗日战争爆发后，无锡工业才迅速衰落。 但是，无锡县的乡镇工业，承继以前的技术，在上世纪50年代就已小有规模。“文革”期间，来自无锡市区和上海市的无锡籍技工，不少转入乡镇企业谋取生计。“文革”结束后，无锡的乡镇企业更是获得大发展。 也就是早期的这些乡镇企业中，有相当数量是污染很重、经济效益很高的印染和化工企业，几无任何污水处理设备，逐步为太湖的富营养化打下了“底子”。同时，与无锡县乡镇企业可一争雄长的常州、武进，在此期间也污染了太湖西北角的竺山湖。 及至90年代后，随着无锡城市的扩容，大量污染企业转入下辖县级市宜兴。这一转移，给这个以山光水色物产丰饶著称的古城带来了沉重的生态危机：其西部与常州相邻的湖，目前已成为整个江苏污染最严重的湖泊，沿岸居民不得不常年买水吃；其东部流入太湖的河流，多为劣V类。而濒临的湖域，也因污染严重、鱼类多有异味，导致当地人根本不愿进食。 与城市扩容相伴的，是城市人口的增加。无锡市在90年前仅80余万人，2004年城区人口达330万；到2010年，无锡城区人口将达390万左右。到2010年，生活污水的排放可能达到90年的15倍以上。 仅仅这些，就足以让本已不堪重负的太湖难掩其累，更何况无锡远非惟一。 “癌症村”及其诱发因子 无锡所在的环太湖地区，早在2004年，根据江苏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公布的资料，就被认为是江苏省恶性肿瘤发病率最高的两个地区之一。另外一个为苏北里下河地区，两地同属水环境污染严重、地势低洼的地区。 江苏环太湖三个城市，其中苏州有岸线140公里，无锡88公里，常州仅7公里。苏州虽处下游，但东太湖水质相对良好，水体流动性强，藻类繁育不盛，使得污水更多向下游的上海地区和北部长江排放。
《财经》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在无锡城乡，人们口口相传的“癌症村”已不下十个。“无锡的发病率本来就高，这些地方被人们说成‘癌症村’，自然是发病率异常高。”一位当地肿瘤科医生对记者表示。 整个无锡全境，拥有规模以下的中小化工企业近2000家。在郊区，湖岸水边几乎每一华里会聚集五六家。 然而，由于居民无法举证癌症系空气和水体污染所致，受害者几乎无法通过司法渠道获得救济。 肝癌在无锡恶性肿瘤死亡率中，虽然仅排第三（低于肺癌、胃癌，但高于肠癌和食道癌），仍属于高发。目前国际上公认肝癌有三大诱因——肝炎、黄曲霉素和饮水污染。但饮水污染中到底是怎么充当“诱发因子”，一直是一个谜。 从30年前开始，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就开始对一些癌症高发地区进行跟踪调查。随着研究的深入开展，到了上世纪80年代后，这个神秘的“诱发因子”开始逐渐清晰起来。它很可能就是蓝藻在水中分解产生的微囊藻毒素。这一毒素能够激活人体内的癌基因，同时通过使抗癌基因“失活”的方式来诱发癌症。 2001年7月，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前院长俞顺章和他的研究小组在无锡十个调查点采集水样。结果在作为自来水厂水源的八份太湖水中，均测出高浓度的微囊藻毒素，浓度在每升2.699微克到14.188微克之间。常规的自来水处理工艺对它几乎毫无去除效果。 2004年11月至2005年10月，中科院水生所研究员谢平，对太湖梅梁湾和贡湖湾的微囊藻毒素进行测量：在贡湖水样中，测得最高含量达每升5.8微克。 此前，他们还对四种蚌类的毒素污染进行研究，蚌的肝胰脏毒素含量高达38.5微克/克，其肠道和软足中的毒素分别为20.65微克/克和0.58微克/克（干重），内脏团和鳃中最高含量也分别达到了1.70微克/克和0.64微克/克。 换句话说，一个体重60公斤的成人，整体食用四种蚌肉共计300克（6两），就可轻易超过世界卫生组织建议摄取量上限的8到23倍。 因此，谢平警告说，在蓝藻水华暴发的夏季，食用太湖这种被微囊藻毒素严重污染的湖泊的水产品的危险性，是“不容忽视的”。 太湖作为长江三角洲最重要的淡水养殖场，每年的水产品输出可达万吨以上。倘这种危害无法回避，那么太湖水污染对人体健康的影响显然远远超出了流域范围。 经济发展“潜规则” 目前，作为水利部派出的厅局级单位太湖流域管理局，是这个地区惟一的流域水环境管理部门。然而，由于不具处罚权，其约束力在“诸侯割据”面前显得十分虚弱。 养殖业是太湖重要的污染源，据保守估计，它对整个太湖总磷总氮的贡献率在15％左右。按照1998年的规划，整个太湖湖面的养殖面积要压缩到1.5万亩。后在江苏省渔政部门游说下，才增加了1万亩。 然而，数字是会变魔术的。在前两年环保风声渐紧时，有官员才公开承认围网养殖面积是10万亩。直到此次无锡蓝藻事件爆发后，借助卫星技术，公众才得以了解太湖围网养殖的真实面积——近20万亩。 从2.5万亩到20万亩的灰幕之下，是渔政部门唾手可得的利益：每亩水面的养殖证70元，超标的每亩则收取280元。大闸蟹每亩一般净收益在2000元到3000元，高者可至万元。对于超标养殖者和渔政管理部门，这是一个显而易见的“双赢”之选。而其外部化的成本，比如水流不畅、有机物沉积等，自然是由太湖承当。 中科院南京地理与湖泊所研究报告显示，围网养殖面积超过40％湖面的东太湖，目前每年养殖残余物堆积湖底的速率为1.24厘米。照此速度，50年后，东太湖也许将真正消亡。 争讼十年的苏州吴江盛泽镇和浙江嘉兴之间的环境纠纷，更加暴露出地方政府间协调机制的缺失。 1993年始，在地方政府放松治污标准的暗示下，丝绸印染行业向盛泽镇快速集中；盛泽的劣V类污水，每年有9000万吨流入嘉兴境内。以养鱼和培育珍珠为业的当地农民，多次因为污水袭来造成绝收，直接经济损失数亿元计。更为严重的是，数年之后，在嘉兴王江泾等镇，先后出现了数处“癌症村”。 期间，嘉兴方面多次与江苏各级政府交涉，但盛泽排污行为始终未见减少。2001年11月，嘉兴农民用沉船筑坝的方式进行抗议，才促使中央下定决心介入，此事终获解决。 但损失惨重的嘉兴方面，所获赔偿历年不过千万元。盛泽镇则在这八年中，累计创造印染业产值近百亿元，完成原始积累，并一跃成为苏州的经济强镇和吴江市的副中心。 这样的“潜规则”，像癌症一样不断地腐蚀着太湖的整个机体。在GDP、税收和财政收入等硬约束下，环境保护大多情况下只能无奈地沦为“二等品”。即使一旦引发生态灾难，只要祭出“历史原因”等各色旗帜，当事者往往也不难全身而退。以此次无锡蓝藻事件为例，事后受到处分的，也仅仅是宜兴市五名科以下的官员。 俟湖之清 7月26日，“太湖流域水环境综合治理总体方案编制工作小组”召开第一次工作会议，这也预示着新一轮太湖治理工程的实质启动。 该小组由国家发改委地区司司长范恒山担任组长，江苏省、浙江省和上海市以及国家发改委、科技部、财政部、国土资源部、建设部、交通部、水利部、农业部、国家环保总局、国家林业局、国务院法制办和中咨公司等分别派出干员参与。在此小组之上，另有一“太湖治理领导小组”，由国家发改委副主任杜鹰领衔。 此前，有不少专家建言，太湖治理涉及两省一市，横向有十数个相互不统属的部门。因此，需要中央政府统筹规划，建立跨部门、跨地区的负责太湖综合治理的行政部门，方能避免各方掣肘，从而有效地推进这一长期性的工作。“太湖治理领导小组”是否能成为诉求中的综合权力部门雏形，尚未可知。 国家发改委有关负责人向《财经》记者透露，根据国务院部署，发改委已经会同水利部、国家环保总局等有关部门，以及江苏、浙江、上海两省一市开展了总体方案编制的前期工作。《太湖流域水环境综合治理总体方案》预计在今年底最终完成，并上报国务院。 这一总体方案的编制，意味着国务院1998年发布的《太湖水污染防治“九五计划”和2010年规划》及其后的《太湖水污染防治十五计划》正式失败。按上述计划，在2010年前的目标，即“基本解决太湖富营养化问题，湖区生态系统转向良性循环”，现在看来已是“天方夜谭”。 “总体方案”尚未出台，《财经》记者走访的专家对此大都保持了审慎态度。毕竟，此前两个计划覆辙犹在，新的治理方案是否会再次“画饼充饥”？ 中科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的秦伯强研究员对《财经》表示，各级政府官员，都对行政力量和一些自称短期可以见效的技术过于迷信。 “太湖这种浅水湖泊的生态修复，即使在资金充裕、管理严格、技术条件优越的情况下，几十年治理往往也难竟其功。”秦伯强提醒说，现在最为紧迫的，是如何有效协调各方利益，采取有效措施，遏制太湖生态进一步恶化。 到底要付出多大代价，才能弥补此前对太湖造成的创伤？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高级工程师刘树坤给出的数字是5000亿元至6000亿元；也就是说，大概要花三个三峡工程的钱，才能使太湖水质恢复到蓝藻出现前的1982年前后的状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