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本刊记者章剑锋 “话说天津卫，地处九河下梢，八方居民杂处，满街上跑大洋钱，大河里捞元宝，这才是天下太平，百业兴旺景象……” 若干年以前，津派作家林希在他的一部小说里面这样描述近代的天津市井商业。由于受到英、法联军坚船利炮的挟制，自1860年被迫开埠通商之后，天津迅速登上中国近代历史舞台，成为北中国的一座政治、经济重镇，“百业兴旺，商号一家毗邻着一家”，几成风云骤变的天津城一度延续的不变基调。林希家族则是这一时期的亲历者和参与者。 1935年，林希出生在天津大直沽侯家大院，这是当时北中国一个显赫的买办家族，家境富裕、门第高深。这个家族在风雨飘摇的天津城里维系了超过半个世纪的鼎盛岁月。林希的曾祖父侯春源，人称侯六爷，十九世纪末叶至二十世纪初叶日本三井洋行的中国掌柜，署理中国业务；祖父侯晋泰，在洛克菲勒财团下辖的天津美孚油行任职；父亲侯凤翔，袁世凯创设的大直沽海军大学学员，后出任天津塘沽大坂公司襄理。一家三代均为洋人主事中国。及至最后，因为子弟纨绔、人心不振，加之时局动荡浮沉无定，家道终于败落。 林希适逢其时，看到了一个家族的衰颓没落和一座城市的世事更迭，日后又将之逐一收于笔底。20多年间，林希一直致力于讲述天津。他放大了天津。在以天津市井为背景的横切面上，他以一种轻巧曼妙的笔触，向世人再现了一个不为外人知悉的天津的过去时代。
林希与天津的关系如此密切，很难找到第二个如此适合去讲述天津的人选。这个在天津土生土长的外省人的后代，他将如何看待自己与天津的关系？如何评价与阐述这座城市？他会从什么角度着手进行观察？ 一个夏日的前晌时分，本刊记者在天津市作家协会见到了林希。这里是他曾经供职的地方。1956年，备受株连的“胡风反革命集团”小成员林希，在这里遭到解职，后又划为“右派”投入农场改造，被天津抛弃。 握手寒暄之后，72岁的林希着一袭樱红色T恤坐在记者面前，语调不高，神情淡定，但是言无禁忌，风趣幽默。健谈是他的特点，持续两个小时的谈话间隙他只匆匆喝上一口水。谈话完毕，这个回归现实的人笑着自我打趣说，今天真是太放肆了——看得出来，他已经有年头没有这样兴之所至激切放肆了，因此显得十分惬意。 我与天津 “我要是赶上改革开放的时候，早就离开这个地方了，这个地方不养人。” 《财经文摘》：先说说你本人在天津的生活吧。 林希：我一不懂政治，二不懂经济；一不是代表，二不是委员。就是一介天津市民。我经历了三个时代。一是日本占领天津的末期，“七七事变”是1937年，我记事时是1942年；然后是国民党时期，看到了国民党的崩溃；再是新中国建国，共产党接管政权。 我的背景很复杂。曾祖做洋务，为日本人打理业务，祖父和父亲都是洋行职员。我1955年赶上反胡风运动，被定为反革命，1957年又遇到反右派运动，被定为右派分子。这是我的个人背景。 《财经文摘》：你是地道的天津人吗？ 林希：应该是地道的天津人了。我是天津侯家第五代，赶上一个大家族崩溃的尾巴。 《财经文摘》：说说你的家族。 林希：我们家族和中国多数家族一样，经历了创业、守业和败落几个阶段。老太爷在日本三井公司做事，这个公司当时做贸易，是个大财阀。对中国出口日本产五金产品，对日本出口中国土特产、皮货，还做一些政治性的业务经纪，当时有些钱是不通过银行在两国间流转的，比如日本政府给清政府的国家贷款都是通过三井公司划到中国，中国的赔款也是通过三井公司划到日本。 我们家是慢慢瓦解的。守业一代没出现大人物，到我父亲手上不再经商，因为经商的让人看不起，赚了钱就赶紧让孩子念书，都是文化人。这时候又酝酿了危机，因为西方文化在天津盛行，一夫多妻、吸毒、玩乐，家里但凡有一个子弟变质学坏，家道就会出现败落。到我父亲这一代，就出现几个弟兄学坏的。我父亲娶小老婆，我的叔父抽大烟、赌博。富有家境解放前基本败光。 《财经文摘》：关于过去，有什么深刻记忆？ 林希：中国人在外国洋行里做主管，当时绝对是一霸。我就问我祖父，你们财团这么厉害，义和团杀洋毛的时候怎么没杀你啊？他说义和团杀信洋教的洋人，我们家不信教。另外，我们家也买通了义和团，给他们提供场地，他们在我们大院里设有一个坛口，有事就在那里集合策划，负责坛口的大师兄每天要到坛口来巡视。 有一天晚上很可怕，义和团杀上门来，火光冲天，人山人海。全家人都跪在门里门外战战兢兢地祷告。平时买通的大师兄出来阻拦，说我们家积德行善，不能杀。那时候买通大师兄也不像现在买通官员那么麻烦，还得送车送钱的，也就是十块八块大洋，家里吃剩下的馒头和肉让他带点儿走。 1900年前后是八国联军时期。那时出现了义和团。全天津的义和团一共有五十万成员，在每个地区会设有一个大的坛口，每个大坛口下面又再分设四个小坛口，就是分支机构。大师兄是坛口的公众领袖。他说杀谁就杀谁。你要养一个坛口，就得给他钱，算是活动经费，然后他就会保护你。 那时候地方政府陷于瘫痪，知府、知县全都出逃。不过时间很短。八国联军过来后，天津就成立了一个临时政府。再后来袁世凯到天津来做直隶总督。这是个大发展时期，袁世凯这个人有头脑，在海关方面制定了很多政策，比如对洋人怎么征税，对民族工业怎么征税，这些措施使天津很快发展起来，社会也经历了一个相对稳定的阶段。 《财经文摘》：你小说里面，有一多半以近代天津为叙事背景，这样处理有受什么外部因素的促动吗？或者想说明什么问题？ 林希：我的小说里面，有一半是写旧时代的腐败和市井，我是希望能够透过这些来看到当前的现实，我想看看这种反讽能否在民间唤得影响和清醒。现在来看，有些人是看懂了的。 什么叫做旧，什么叫做新，什么叫做不可逾越的底线，而是谁又在破坏这个底线。我想表明这样一些东西。 《财经文摘》：你曾有计划要写作一个《天津百年》的系列长篇，有结果了吗？ 林希：基本上写完了。但是，《天津百年》的写作计划也在变化。原来很天真，想写写从1900年一直到2000年100年来天津城的变化，写到1945年的时候，忽然发现写不下去了。 《财经文摘》：为什么没写下去？ 林希：没办法写。要么往好里写，歌功颂德，要么写一些可怕的。 《财经文摘》：怎么讲？ 林希：贫富之间、三教九流，过去都是在大一统的儒家文化熏陶之下，结构出一个和谐社会。有钱人家，不能欺负穷苦人。穷苦人有穷苦人的规矩，富人有富人的规矩。拿我们家族来说，接近上层社会，从不歧视和欺压穷苦人，家里有奶妈和佣人，意识上却是平等的。不像现在那些新贵们，使用保姆那么苛刻，使用贫穷人那么不道德。 老一辈人坐车，车子不要进到胡同里，在胡同口就下车步行回家，沿街跟街坊邻居见面问好。现在的显贵，恨不得把汽车开到坑头上去，谁敢看他一眼？旧时期有等级，贫富阶层存在财富上的距离，有人家财万贯，有人穷得没饭吃。但是，情感上、心灵上有相通的地方，人与人之间相互同情，精神上、心理上没有太大距离与隔阂。穷人安于命，用劳动力赚钱养活自己，绝不去骂街，仇富心理也很淡。贫富之间相安无事，社会能够稳定发展，这也是天津在过去能和谐繁荣的主因。当然，后来的对立情绪都是煽动起来的。 《财经文摘》：你对天津有感情吗？那么多城市，为什么独独定居天津？ 林希：怎么说呢，我生在这儿、长在这儿、活在这儿，是有感情的。对于我这个层次的人来说，这个城市还适宜生活。在经济层面我算是中上层。当然，要在北京、上海是算不上的，在那些地方喝个茶就要四五百块，做不到。 在天津，我们还能参与中上层消费。经济上还可以。买一套房子不到三十万，在北京就得几百万元，我要买不起，也得住庙去。至于人际交往氛围，天津有一批中、高档层次的文化人，我们这些人还有一些交往。 另外，天津的环境不是太敏感，是很麻木的。你不惹他、他不管你。所以对我来讲，现在的生活状态，不叫如鱼得水，也算是还能生存。 《财经文摘》：如果有可能，会选择待在天津吗？ 林希：当然，我要是还年轻，早就走了。我1955年下放工厂，1957年被打成右派，1958年进的农场。那时候我才二十岁。1962年出来以后，又去农场做勤杂工。平反的时候已经是四十五岁，人生的大好年华全部浪费。重新取得做人的尊严是在1980年，那时候我已经没有机会，能往哪儿去？ 我要是赶上改革开放的时候，早就离开这个地方了，这个地方不养人。我曾跟几个朋友说起过。现在的社会，竞争如此残酷，要想成功，只有两个极端：要么你非常优秀；要么你非常坏，能把所有的人都推到陷阱里去，你做坏事儿，巴结领导，也许还能得势。 我看天津 “改革开放初期，我到南方去。苏南经济刚刚起来，那边的集市热闹得可怕，卖服装的，人挤人，全身都是汗。有人背着大包小包，一包衣服几百块钱，回到家里可以卖出两三千元。都是哪里人？四川的、湖北的、湖南的，找不到一个天津的。” 《财经文摘》：你印象中，旧时期的天津城是什么样的？ 林希：旧天津也是非常繁荣的，天时地利，占尽优势。这里九河下梢，水汉码头，是最早开埠通商的商业城市之一。在我印象中，即便是日本占领时期，也有各国的银行、商号，百业兴旺。到天津来做生意的，就没有不赚钱的，什么生意都可以做，而且谁都可以来，西洋的、东洋的，西北的、南方的。天津是包容性很强的城市，至少不排外，谁来到这里都可以立足。 《财经文摘》：机遇很多？ 林希：天津的发展机遇很好。天津人自己也讲，大洋钱满街流，就是说只要不懒惰，没有不良嗜好，在天津的就业机会是太多了。小时候的印象当中，除了洋行职员和独立经商的，底层民众几乎没有固定的工作，每天涌到码头上去，让船主挑选，筛剩下的就涌向另一个码头，就业机会是很高的，每天都可以混到一口饭吃。 各地的灾民都往天津涌，天津养得起这些人。各方面的人才，都可以在这里施展才华，有才华就经商。 《财经文摘》：什么原因造就了这种局面？ 林希：当西方资本进入中国的时候，渤海湾像一个大钳子口，北有大连，南有青岛，他们却没有能够留住西方资本，因为那时的大连和青岛还不具备西方工业落脚的条件，没有电，交通不行，当地人的文化素质很低。西方资本必须穿过渤海湾进入天津内陆，因为天津有电，交通发达，而且有两三代积累的手艺人，这些人虽然不会使用现代机器，但是很快就能适应，学会使用机器。 西方资本选择天津是有道理的。北京当时还是一个土里土气的城市，人很守旧、排外，生活规范、严格而挑剔。天津不是，你穿平底鞋行，穿高跟鞋也行；穿袍子马褂行，穿西服打领带也行，没有人干涉你；吃牛排可以，吃生牛肉、生鱼也可以，就是这种软环境使天津很快繁荣起来。谁都可以在这里生活得很舒服。 《财经文摘》：现在还有这种优势吗？ 林希：现在情况不一样，青岛、大连都具备了能使现代工业落脚的地理条件和人文条件，所以国外资本就没有必要再选择穿过渤海湾来到天津。韩国的资本选择了青岛，日本的资本选择了大连，这样一个钳子口就把天津给钳制住了，所以天津就失去了这个优势。 《财经文摘》：天津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丧失优势并且滑落下来的？ 林希：1949年之后，天津的地位还没有滑落。虽然计划经济时代全国成为一盘棋，把生产关系、生产力、智商和能力都拉平了，大家同做一锅饭，但在铁政策制约下，天津还有许多外来刺激，最初期弱势并没有显现出来，和上海等城市的差距也没有显现。 计划经济的拔节在南方很快，在北方很慢。到后来，计划经济使天津一下子土崩瓦解了，这个过程很突然。原因在于，天津对计划经济的依赖性太强，离开体制自己就没有造血机能，没有准备，没法活。 举个例子。计划经济时代，自行车是天津的一个龙头产业，上海有凤凰，天津有飞鸽。在生产计划经济品牌时，上海自行车产业有人才、有办法，更新换代研发新产品。这时候天津还在按部就班搞生产。原来的车子能承载一百斤，可能会考虑让它承载二百斤，把土豆、山芋都驮上。可是当农民不再需要自行车，天津的自行车就变成了一堆废铁。 我曾说，自行车一个产品、一个牌子做五十年，这种事情只在天津有。不具备档次，又没有品牌，尽做那种傻大笨粗的车子，不完蛋、不挨饿你能干什么？ 这就是计划经济把人的思想给板结住了。最可怕的不在底层社会，而是管理层。管理层的思想板结使天津失去了机会。所以，天津的管理层要负责，官员也要负大责。等着上面，死抱铁饭碗。企业官场化、机关化，管理层都在想着怎么升级、怎么迎合上层领导的喜好、怎么制造数字，不去想怎么参与革新。 这种政治的、体制内的运作非常精明，这种精明运作又出现了很多愚昧的经济家，或叫实业界人士，政治上越精明，实业上越无能。二者一结合，就出现了天津这么个怪胎，嘴巴上一个比一个好用，干活是一个比一个差劲。 《财经文摘》：可你怎么解释，当市场经济取代计划经济，很多后发城市纷纷摆脱颓势振臂而起，天津却一直不见动静？ 林希：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南方动起来。南方为什么动得快？没有负担，天高皇帝远，不运作起来就没法生存。在改革开放这一大的动作当中，不能早一步，就会落后十步，南方就是不等中央政策下来就先动起来的。当然，第一桶金来得并不光彩，南方沿海城市致富大都来源于走私，之后，才开始正常进行运作。 天津有怨言，说南方一些城市有政策、有投资。我们就等中央指示。于是乎，天津慢了一步。都想做最好的官员，不犯错误，把时机错过去，经济萎缩。 《财经文摘》：你很为此担忧吗？ 林希：有一次在天津开会，有关方面召集一批社会贤达听取意见。我最后一个发言，我说，诸位将要看到一个世界性大都市由繁荣走向衰落直至消亡的全过程。天津在慢慢消亡。当时全场哑然。怎么讲，因为人心不思进。这跟天津的市风也有关系。 《财经文摘》：是不是说天津人自身存在一些局限？ 林希：天津人懒惰。现在全中国哪里还能看到几十个大小伙子在立交桥底下打扑克？天津有。街头巷尾下棋的，两个老头儿在下，几十个年轻人围着看，一看就是几个小时。 记得还是改革开放初期，我到南方去。苏南经济刚刚起来，那边的集市热闹得可怕，卖服装的，人挤人，全身都是汗。有人背着大包小包，一包衣服几百块钱，回到家里可以卖出两三千元。都是哪里人？四川的、湖北的、湖南的，找不到一个天津的。 天津人不出门。现在你们去看看，到深圳去的天津人都是被赶走的，被踢出去的，天津不要他，混不下去了。真正的天津人，到深圳、海南去的很少。 《财经文摘》：什么原因使天津人变成这副模样？ 林希：一是这个地方好活，好歹在天津我也有口饭吃，何必跑到外面去冒风险？所以天津人历来不出门。也难怪，早期天津确实就业机会太多，好歹也可以卖把子力气。 计划经济时代，天津有那么多国有企业，重工业轻工业，光炼钢厂就六个，机器厂十几个，纺织厂也很多，需要的人手太多。那时候没有失业人口，男女老少都在上班，孩子一到16岁就进厂当学徒。但是现在你看，天津所有的服装厂都倒闭了。 难道现在的人都不穿衣服？不是，是被淘汰的。技术过时。他们采用的是日本占领时期的纺织技术，从1942年一直延续到上世纪90年代，谁要？ 思想的板结，不思进取，使天津在改革开放20年间失去了一个大好机会。所以天津就面临今天的状况。这次中央政府下定决心，要使环渤海地带经济复苏，在天津是又换班子、又进行投入，这是最后一次机会了。 《财经文摘》：最后一次机会？怎么说？ 林希：经济要起飞不是天津一个地方的目标，全国都在这次机会里面挣扎。现在根本不必再去设想和西部竞争，已经不可能。西藏、新疆已经起来。他们的经济潜力是太大了。跟陕西也不能比，他们有军事工业。天津现在只能跟黑龙江、宁夏等少数几个地方站在同一起跑线上。这些地方如果发展起来，天津就没有机会了。 这些地方人口少，土地资源多，现在的金矿、煤矿、油田、汽田又相继被发现，那就是潜力，很快就会发展起来。天津有什么资源吗？什么都没有。除了一点点海水，再也找不到刺激造血机能的资源。如果再失去这次机会，没有人会等你。 以后还会有机会吗？西北、东北都起来了，天津会变成什么样？怕是连个消费的地方都不配。过去的三十年代到四十年代，天津是个大的消费城市，现在人们吃喝玩乐都不上这儿来，他们是去深圳吃喝玩乐。 《财经文摘》：你是否可以评价一下这座城市？ 林希：我这个人很另类、很讨厌。有一次天津开会，谈到天津的主流媒体报道天津发展得多么好，说人均年收入达到3500到3700美元。我插话说，如果天津人均收入是3500美金，以我的收入，也远远达不到。面对这种大好形势我感到惭愧，我没有给你写出来呀。当时有满堂哄笑的，也有很讨厌的。 说这个发展多少那个发展多少，关键要看看天津老百姓的实际生活。要我概括起来就是：百业凋零、人民贫困、精神萎靡、官场腐败。天津人卖一瓶矿泉水还要顺带着把瓶子当废品卖出五分钱，是真穷。下岗工人月收入多少钱？七八百块钱，这还算不错的。不是说老百姓会过，会省钱。不是。天津百姓普遍贫穷，你们看到的都太表面。 《财经文摘》：有没有打算以纪实性的文字如实写一写天津？ 林希：有人对我说，林希你写一本吧，关于天津怎么会沦落到这个地步的。我说你先给我在湖南买一套房子，等我写完就跑那儿去。（为什么？）因为湖南离天津远啊。我要是把书写好了，就在天津待不下去了。 （本刊记者齐介仑对此文亦有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