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经历了早年的少年得志、意气风发，经历了中年的坎坷岁月、命运捉弄，晚年的高文彬儒雅安详，人生起伏没有磨灭他的意志和一身傲骨。
撰稿／钱亦蕉（记者）
高文彬今年８５岁了，身材不高，却装扮齐整，显露着彬彬有礼的绅士风度；虽一个人独居（女儿出国，只有一个保姆相伴），家里却拾掇得明净优雅，至今还保留着喝下午茶（咖啡、点心）的洋派作风。坐在沙发上，这个当年亲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战犯审判的目前唯一仍在世的华人，向我诉说起自己令人吁叹的人生故事。 东京审判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设在东京涩谷，这里战时是日本陆军司令部，建在小高地上，前面有礼堂、宿舍，后面一片是训练场，有马场、射击场等等。盟军用这里作为审判日本战犯的法庭，有个暗示的意义：你在这里发动战争，你战败了，我就在这里审判你。来自１１个国家的检察官、法官和日本的律师都聚集在此，我作为检察官的秘书，办公室在法庭的三楼，二楼是各国法官办公的地方，原则上检察官和法官之间是不能有密切接触的。 审判是按照历史进程进行的，先是“皇姑屯事件”，再到“九一八”、“八一三”，再是“一二八”，按照整个侵略过程，最后是“太平洋战争”。我们中方检控在法庭上还是比较重要的，因为日本主要所犯罪行在中国，中国最早受它侵略，而且时间最久，损失财产最多，死亡人数也最多。开始审讯，按照法庭程序先由美国来的总检察长季楠把日本的侵略行为做一个概括简介，由日本律师来总体辩护，然后再由各个国家的检察官分别检控，中国是排在最先的。 军事法庭上，战犯的表现各不相同。比如大川周明，他不是日本军政界的人，是理论鼓吹家。他坐在东条英机的上面，审判当中突然打东条的头，美国宪兵把他拉开，他就发疯了。美国人把他送进美国军队医院，鉴定下来说他确实疯了。其实他是装的，以此逃脱审判。审判结束后，他承认自己装疯，还很得意地说美国人也给他骗过了。所有战犯都不肯认罪。因为东京审判采用英美法体系，所有战犯先被假设无罪，然后由检察官举证，法官再根据证据定罪。 一开始我是作为翻译前往远东军事法庭的，我并不是国民党（政府）外交部派遣的，而是国际检察组到上海物色懂法律、懂英文的人做翻译官时选中了我。当时我刚从东吴法学院毕业，我的老师推荐我去参加测试，主要是考英语。法律方面因为我是东吴法学院的，我们是中国唯一一所除了大陆法以外还教授英美法的学校，所以比较有优势。做了一段时间翻译后，检察官向哲浚先生对我比较满意，就留我下来做秘书。每天会由一个美国的下级军官送庭审笔录过来，是用绳子穿起来的活页，万一错了，可以解开绳子替换。笔录送来以后，我的工作就是登记。一般每个国家送一本，但我考虑到我们中国当时在那儿工作的法官、检察官、工作人员，大多曾学习或任教于东吴法学院，我就跟他们要求每天多给我们一本，我想结束后可以带回去给我们东吴法学院留做纪念。后来审判结束，我们把两套庭审记录都带回中国，很重，每天一本，每周五本，两年多时间呢。一套我给了东吴法学院，一套由检察官向哲浚带给了南京国民党行政部门。遗憾的是，解放后，东吴法学院拆分了，两套记录都遗失了。８０年代的时候，上海市公安局和南京大屠杀纪念馆都来询问过我，想找回来，但是再也找不到了。 我的工作除了登记笔录，还有收送文件，安排检察官每天的日程等等，有空的时候就去他们那边的阅览室翻翻资料，就是在翻阅报纸资料时发现了日本两个士兵在攻打南京时进行杀人比赛的罪行。我主要接触的就是中国检察官向哲浚先生。他曾在上海高等检察院任首席检察官，向先生与一般的国民党官员不同，还是带着点书生气，作风正派（电影《东京审判》中的向哲浚由香港演员曾江扮演，有点匪气，我觉得气质上不像），对谁都客客气气的。他是从清华大学毕业的，庚子赔款留美，在耶鲁大学学法律。他英文很好，为中国做的检控开场白非常精彩，连美国人也称赞他。 中国的检控主要集中在日本对东北、华北的侵略占领，成立伪满政府，还有南京大屠杀。伪满洲国傀儡皇帝溥仪被引渡作为证人参加庭审，比较引人注目。战争最后阶段，苏联对日宣战，攻到沈阳，溥仪来不及逃，苏联军队把他俘虏了。所以国际法庭要求他作证，苏联就派飞机把他送到苏联驻东京法庭的代表团，开完庭后再送回苏联。他一开始很害怕，因为自己是伪满洲国皇帝，怕中国把他抓回去，后来经过我们解释，他也比较合作。
对于南京大屠杀，向先生在去东京参加审判之前，就已经在南京地区进行调查、收集证据。正式开庭时，除了我们提供的书面证据以外，法庭还接受了两个美国牧师作为目击证人，他们当时在南京难民区工作，亲眼看到日本人屠杀中国人。其中一个就是马基，很有名，他用摄像机拍摄了一段资料，是南京大屠杀留存的唯一影像，当时在法庭上作为证据播放了。还有两个中国商人到庭作证，他们当时曾被日本兵集中起来用机关枪扫射，他们两人侥幸不死。扫射时，他们抢先倒下，前面的死人倒在他们身上，日本人以为都死了，随后他们偷偷沿着护城河逃了出来。 日本现实 虽然关于南京大屠杀其实在东京审判时就有了确凿的证据，但是在日本人当中，审判当时直至今日还是有人对此怀疑。除了一部分右翼分子故意散布谣言、混淆视听，还因为日本人、尤其是日本军人，长期受皇军封建军国主义的教育，认为天皇是至高无上的，皇军是生命中崇拜的对象。日本普通百姓，碰到皇军，都是要鞠躬的，甚至在上海也这样规定。当年有一个日军兵营驻扎在上海新闸路、武定路一带，他们规定任何人（不管日本人、中国人）经过都要向他们鞠躬。我家呢，住在康定路，我们学校在南阳路，从我家到学校就要经过新闸路日军兵营，为了不向他们鞠躬，我就故意多走路，从胶州路绕道去学校。 所以说，日本普通百姓根本不知道、也不相信皇军会在中国干这样的事，日本国内舆论控制得相当严，日本军队在外面杀人放火、做人体细菌实验等等，（日本）国内一点都不知道。东京法庭上，我们就收集到证据，说日本军部禁止回国士兵在国内讲述他们在外面的所作所为。所以，日本老兵一般都不愿吐露战争细节，当时肯出庭作证的只有一个日本人，叫田中隆吉。他是少将，以前内蒙古日本派遣军的炮兵司令，美国人收拢他上庭作证对日本人反戈一击。他的出庭对日本人很不利，所以东条英机看到他恨得不得了，觉得他是“卖国贼”。其实，田中作证也有政治原因的，他底下有一帮人，有些手段的，而且美国人也会保他。田中隆吉作为中方证人，还请我们吃过饭。 日本战后也是满目疮痍，我们的飞机在东京和横滨之间的一个机场降落，然后坐军用巴士沿公路进入东京。沿途我看到东京城周围也被轰炸得一塌糊涂，断垣残壁，有的工厂打得只剩下烧焦的铁箱，有的民房只剩下一两根柱子……甚者东京市内，在皇城护城河对面的大楼，一幢隔一幢被炸毁，这是日本人自己有计划地破坏的，以防美国飞机轰炸时，大火蔓延开来。街上经常看到日本男男女女穿着破破烂烂的军服，地铁站里面都是年轻姑娘，做些不光彩的事。因为她们的父兄参军被打死了，她们失去了生活保障，只能卖身过活。当时东京每周都有好多白人、黑人的混血儿出生，就好像电影《人证》里面描写到的那样。 审判时，日本普通百姓是被允许旁听的。每天，法庭都会分发一部分旁听券，感兴趣的人可以来法庭门口边上的小木屋排队领取，旁听席大概可以容纳一百多人。日本人也好奇，因为日本国内舆论控制得很严，满街都是皇军的正面宣传。所以到了法庭上，他们听到日军在南京等地的暴行，都非常吃惊，如梦初醒一样。特别是日本女人，听到这些情况心理受到很大打击，有时正好在过道里碰到我，都低着头不敢正视。 我们在东京，接触日本普通百姓是被严格控制的，吃饭也是要专门对盟军开放的地方才可以。我们有时偷偷去中国人在那里开的馆子，吃中国料理。我作为秘书，经常要和美国的打字小姐们打交道，她们知道我是中国人，有时会开玩笑说：“高先生，你请我们吃中国菜吧。”我说好，就偷偷带她们去中国饭店，从后门上去，跟老板说，美国兵来查，不要讲。我们中国检察组每年到春节都要请一次客，我负责订座，就挑这样的中国馆子。各国代表团听说中国检察组请客都很高兴，可以吃到美味的中国料理了。 当时的检察官每月收入５００美金（相当于１０两金子），还有专门的交际费，一年有２０００多美金呢，向先生用不了那么多，常常由我帮他安排请客交际的事。我的收入是３００美金，顾问是４００美元，倪征日奥先生作为首席顾问也是５００美元，但没有交际费。这个钱是由国民党政府发的，我去的时候是翻译，一开始由盟军总部法律处发放，作为盟军的雇佣人员，文官ＣＡＦ６级，最高是１２级。 东京审判的结果，东条英机等７名甲级战犯被判处绞刑，荒木贞夫等１６人被判终身监禁，东乡茂德等２人被判有期徒刑，最终没有追究天皇的罪行，这是首席法官澳大利亚人卫勃与麦克阿瑟私下约定好的。当时也有一些国家的检察官提出过要求天皇也接受审判，但是没有被采纳。那时美国人已经有利用日本的计划，已有私下交易。还有一个专门在东北搞７３１部队细菌战的日本将领，被美国人保护起来，送到美国去了，没有能接受审判，全部资料也被美国拿走。另一个日本华北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本来也要来东京受审的，但国民党来了个公函，说他在中国犯下滔天罪行，中国老百姓一定要他在中国受审，其实国民党是利用他来打共产党，因为他在华北长期作战，对华北情况比较了解。 归国以后 东京审判结束后，我们都回到中国。向先生在东吴法学院兼课，后来国民党要他一起去台湾，他拒绝了。倪先生也没去台湾，留在上海，在东吴教书。还有一个秘书（法官梅汝璈的秘书）杨寿林则在上海外国语学院教书。所以那时候，我们四个人每两个礼拜聚餐一次，向先生那时５０多岁，倪先生４０多岁，杨寿林３０多岁，我２０多岁，我跟向先生、倪先生是忘年之交。 解放后，中央领导邀请向先生、倪先生去北京工作，向先生思想比较旧，有“不二主”的想法，所以没有去，还是在上海的大学里教书。倪先生后来去了北京外交部。梅汝璈先生解放时在香港，也受邀去了北京，在外交部当顾问。 我那时在上海大厦外事处第四科工作，外事处长黄华对我很好，希望我作为国民党遗留人员要好好工作，做一个外事干部。 我以前有一个老师姓艾，他是东吴法学院的兼职教授，教我们国际法。他的本职工作是瑞士驻沪领事馆的法律顾问，办公室在原来的法租界外滩一号。我跟他关系不错，有时去他那儿请教问题。他因为担任领事馆的法律顾问，所以对各国领事馆都很熟悉，解放初期，共产党要求他提供一些租界里面的情况，可是艾先生不肯，反而经常带着外国的领事、翻译到我们外事处来。我在第四科，第四科管“敌产”，外国人在上海有好多“敌产”，我就主管法公董局６２号“公产”大案，就是法租界当局偷偷把公共财产转入民用财产，国民党同他们交涉了很久没结果，就结案了。解放后，黄华和第四科科长就把这个案子交给我，我对法租界不了解，就经常去找艾先生。 我们这些旧社会过来的人，“政治敏感性”比较差，我把这个案子的详细情况跟他都说了。没想到，后来说他是国民党潜伏在这里的特务，有人揭发我一直为他服务，定下“为国民党特务盗窃外交部机密情报”的罪名，这个帽子压下来厉害了。当时“三反”、“五反”，我算是抓出来的“大老虎”了。他们说我拿了艾先生的钱，实际上我一分钱也没拿。他们打电话给我太太说我去外地出差了，其实我就在外事处，被隔离审查了。我这个人胆子比较小，给他们一追问就怕了，今天承认收了２０万，明天又说３０万。这下好了，他们说我“不老实”，没有经济关系，也有政治关系，实际上我们只是比较好的师生关系。 最后，艾先生被判了７年，我倒被判了１０年。没想到，那个艾先生也有意思，旧社会过来的人，还上诉，他觉得我没做这个事情，你判我一个月也是错的。那时候上诉怎么行？结果被改判了无期徒刑，后来就死在监狱里面。我呢，在看守所待了３天，又来一纸判决，说我表现好，减刑２年，变成８年。后来过了一段时间，又减去１年，变成７年。 那是１９５２年，就这样我被开始了劳改生涯。一年后妻子离开了我，法院把大女儿判给了我，由我母亲抚养。人生好像一下子中断了一样。 江西岁月 一开始，我被关在第三看守所，跟外国人关在一起。有一个天主教神父叫格寿平，他地位很高，是红衣主教之一，是罗马教廷派驻上海的主教。上面信任我，把我和他关在一起。那个主教，了解到我也是大学毕业，去过外国，所以对我很信任，还动员我加入天主教。 这里面，待遇比较好，两个人一间房，别处吃两顿，我们一天有三顿，还允许亲友送东西来。我在这里大概待了将近一年，后来被送到苏北大丰农场川东分场继续改造，在那儿劳改了一年左右，我又被送往江西北部珠湖农场，后来又调往新建县朱港农场。一直到７０年代初，才调到赣中西部的永桥农场。在永桥农场，我不再劳改，让我就业了，当初中三年级的英文教师，情况开始好转。那时有个说法叫“留场就业”，虽然不是劳改，但还是不能回来，当农场的职工，待遇稍微好一点。 “文革”当中，我倒没有再受到什么大的冲击，他们说我是因祸得福，在“红色保护伞”下。当时向哲浚、梅汝璈等人都受到了冲击。红卫兵到梅家抄家，差点把他在东京法庭上穿的法官袍都烧了，他说这是我审判日本战犯时穿的，怎么可以烧？红卫兵怕了，才留了下来，后来他捐给了博物馆。 在农场，吃了太多的苦。冬天，大年三十晚上，零下２度到零下３度的样子，上身赤膊着挑担，满身是汗，垫肩贴着肉，下面穿着短的衬裤，赤脚穿球鞋。鄱阳湖边上没有屏障，北风直直地吹来。规定要赶在４月汛期来之前挑一万亩地，如果来不及，水一淹，等于白挑。所以那时候紧张啊，８０到１００斤一担，每天要挑几十担近百担，皮破了，垫肩和血肉都粘在一起了。尽是伤员，有的人担子挑断了，有的人肺病发作了，医院里面病号几十个。 我至今还要感激一个医生，姓赵，宁波人。我母亲也是宁波人，所以就跟他攀谈起来。那时我已经四十多岁了，还在挑担，他说，“这个活农村里二十几岁的小伙子都吃不消，你怎么行？如果不想办法，你将来要倒在这里的。”他看我长得文弱，很同情我，就劝我把仅有的八九十块收入全部用掉，买鱼吃，鲤鱼、青鱼、黄鳝……要买有营养的东西吃，光吃米饭不行。我买了黄鳝，没处烧，就用砖临时砌个炉子，用枯芦苇烧，一顿吃一大茶缸。不讲味道，就讲营养，这样我的身体才没有垮掉，直到７０年代初当上英语教师，总算熬过难关。至今我还收藏着那根扁担，上面刻着我的名字，扁担两头都有血迹，就是肩膀磨破印染上去的。 回到上海 １９７９年，我“摘帽”了，那之前我一直待在江西。规定说６５岁以上（退休了）可以回上海，我那时还没满６５岁，我就写信给中央、给外交部、给邓小平，信都退回到上海的安置办公室。我就去找他们，我说有的人是老牌特务，有血债的，他们过６５岁了，都能回上海。我根本没做过什么，还是共产党的干部，而且劳改时还记过三等功，反而不能回来，这不合理。安置办公室的人最后说，考虑到我的特殊情况，只要上海哪个单位要我，就能让我回来。 那时，海运学院的外语系主任是我当年在外事处的老同事，所以我就调进了海运学院。本来是要进外语系的，海运学院的海上法研究室主任魏教授，也是东吴法学院毕业的，了解到我是东吴念法律的，把我调到他那里了。我进海运学院一开始是作为普通讲师，要评职称了，我说我的同学不管在国内还是国外都是教授，我要报就报教授，否则就索性不报，所以后来我没有报副教授，直接评了教授。 ８０年代，我作为交流学者去美国讲学。那时我再次结婚了，我们认识了８年，她姓孙，也是海运学院的老师。她非常同情我的遭遇，我们一直作为朋友交往，怕舆论阻力没有结合。因为我要去美国讲学了，她女儿极力撮合我们完婚。所以我们匆忙办了手续，婚后３天我就去美国了。我答应她等我在美国安顿下来，就接她过去。走的那天，车子开过她家门口，我下来，跟她告别。没想到，等我到美国不久，就传来消息，她在上海因心肌梗死去世了。那天在她家门口成了最后的告别。 我从美国回来后，女儿就去美国留学。现在她入了美国籍，我外孙女也是美国籍，这点我很反感，堂堂中国人，怎么去做美国人了？美国这个国家，我对它印象不好。日本军国主义之火一直不熄就是因为美国当时在日本投降后想利用日本与苏联斗，军队机构、军事基地基本没有动，日本成了它的桥头堡，而且日本战后恢复很快。当时我女儿加入美国籍，还不敢跟我说，知道我不同意，先告诉了我弟弟，再通过他转告我。后来她解释说如果没有美国身份美国籍，权益得不到保障，美国人的一般福利她都享受不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