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如果你认为这些艺术品的价格是由其价值决定的，你就错了
作者：孙欣
2004年至今，中国当代艺术进入了发展的“盛夏”，以往被低估的能量正呈几何式地爆发、增长，中国当代艺术品尤其是一些油画的价格上涨了几十倍甚至上百倍。许多人为此叫好，认为这是中国当代艺术蓬勃发展的必然现象。也有人指出，大部分艺术品的溢价早已超过其本身的价值，而操纵这部分溢价的翻云覆雨手正是各类追逐利益的商业力量。 评论家、策展人黄笃认为，中国当代艺术的“爆热”与中国经济的发展息息相关。中国的改革开放、国力提升、与美国贸易顺差、人民币升值等，都是拉动当代艺术品市场的本质原因。如今，从成交额上看，绝大部分是西方人购买的。“这从某种程度上体现了西方人对中国的信心。” 究竟有哪些商业力量对中国当代艺术的“爆热”客观上起到了助推作用？又是如何影响的呢？ 买家 2007威尼斯双年展总策展人罗伯特·斯托说：“现在全世界都在用一种贪婪的眼光注视着中国。”黄笃说，中国当代艺术品的买家通常分为三类，第一类是真心热爱艺术的收藏者，第二类是艺术投资基金或以投资为主要目的的企业和个人，第三类是博物馆。 保利拍卖公司油画部总经理常天鹄说，西方买家正极其快速地“扫荡”中国当代艺术市场。尤其在2004年之前，由于价廉，许多人本着“宁可错买三千，不可错过一个”的心态大批购买中国当代艺术品，例如张晓刚、方力钧等人的油画，目前多被收藏于西方博物馆内。 “实际上，西方人已经拥有了中国当代艺术的话语权，他们开始‘坐庄’，热炒中国的当代艺术品市场，以达到两个目的，高额获利，以及用打上深刻西方文化烙印的中国当代艺术打压中国传统艺术。”常天鹄激动地说。 谈及后一个目的，他解释说，上世纪90年代初，张晓刚、王广义、方力钧等一些艺术家走进了西方艺术市场的视线，他们那些带有强烈的后现代主义的画作，尤其是对中国人的想象或者政治图解的内容，深受西方收藏者的欢迎，他们从此“钱景”广阔。许多中国画家“顿悟”到，西方艺术市场究竟需要、喜欢什么样的中国当代艺术，于是很多人学习、效仿，冒出了第二个、第三个乃至第成百上千个“吃螃蟹的人”。客观上，中国当代艺术从源到流都罩上了一层崇洋媚外的色彩。“西方人把这些画的价格炒得很高，远远超过了中国古代的名画。他们企图通过商业力量，用西方文化征服中国文化。” “张晓刚的价值在于找到一种新的绘画语言，但此后那些丧失了原创性的模仿其实价值很小了。”黄笃说。
与西方买家不同，中国的买家几乎可以用“炒家”来形容。“中国没有多少买家真正懂艺术。大多是两种人，一是大款，需要艺术装饰修养。二是投资者，后者占绝大多数。”红门画廊一位负责人说，“为什么都说中国艺术品市场乱，就是炒家太多了，许多人买画回去，几年都不拆封，就等着再拿出来卖。很多作品根本没人欣赏，就被炒来炒去。”据他介绍，还有一些画家炒作自己的作品，拿去拍卖，再出钱让亲戚买下来，多参加几场拍卖会“混个脸熟”，他的身价就高起来了。 画廊 看着798大山子艺术区基地门口竖立着的大幅地图，你会觉得有些眩晕。无论在这张地图上寻找哪一家画廊，都十分需要耐心。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长征空间、空白空间，国内外的上百家画廊云集于此。每天光顾这里的人流，绝不亚于中国任何一个知名的艺术中心；这里的租金，也一度与北京的商业地标国贸相媲美。 这里，有着画廊的原生态：艺术家、作品、推广、售卖，在优雅娴静的表象下，画廊们酝酿的却是一套环环相扣的“组合拳”。 记者兜了好几个圈，才找到藏在胡同深处的红门画廊798分店。红门画廊始创于1991年，创办人是澳大利亚人布朗，总部在东便门角楼。据负责人介绍，20世纪80年代末，之前在澳洲学习经济的布朗到中央美院学习进修中国美术史，结识了不少艺术家。他敏感地觉察到中国的画廊产业还处于萌芽阶段，大有可为，于是决定留下创业。 此后，红门画廊代理了约20名艺术家，涉足油画、摄影、木雕、综合材料、装置作品等多个艺术门类。负责人介绍说，布朗选择艺术家的一项重要标准是其作品是否“新、奇、特”。之所以采取代理模式，主要是沿用国外的习惯，也考虑到签约模式会束缚画廊，也可能限制艺术家的创作积极性。 红门画廊的代理模式不签合同，仅是“君子协定”，规定该艺术家的作品必须在红门画廊出售，收入按比例分成；红门画廊则会为代理艺术家办个人画展，做宣传推广等。负责人说，他们每年会做八九个个展，还有两个月的群展，“基本上艺术家每办一次个展，他的作品就要涨一次价。有些艺术家作品好卖，我就年年给他办个展。”该负责人还说，每次办个展，要在国内外许多家英文媒体(甚至顶级媒体)上花钱做广告或软文宣传。 为了搜罗人才，红门画廊还举办各种交流活动。“我们在今年的活动中就发现了一个叫周军的摄影家，看了他的作品觉得挺不错，就决定代理了。办完个展，他的摄影作品从2000多元涨到现在的6000多元。” 无论采取何种形式，画廊都对中国当代艺术热潮产生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也是这次热潮的受益者。该负责人说，在2003年之前，红门画廊一直处于“硬抗着”的状态，最近三年多才真正大赚了一笔。“我们的顾客99%是西方人，其中很多是常年的大客户，有些人专门坐飞机来中国，买完又坐飞机回去。对他们来说，中国的艺术品太便宜了。” 谈到画廊的现状，常天鹄说，中国目前的画廊分为三类，一是很学院派的，国家机构的；二是外国人在中国开的画廊；三是本土画廊。第一种比较陈旧，缺乏活力。第二种现在的情况最好，他们接触的大多是顶级的艺术家，而且与西方的博物馆和流通渠道有紧密的联系。这些画廊办画展，根本不搞虚张声势的PARTY，买家都安静地排号买艺术品。这次买不到的，提前预订下一次的作品。本土画廊目前最乱，但也最有潜力，他认为，未来的大师应该会诞生在本土画廊里。 拍卖公司与策展 谈到商业力量，除了投资者和画廊之外，自然少不了拍卖公司，它也是导致某些中国艺术品价格虚高的重要的催化剂。拍卖公司原本是艺术品流通的二级市场，也是最后环节——当收藏者找不到某件艺术品时，他能从拍卖会上用高价获得。然而，在目前的中国，拍卖公司却出现了比画廊还热的现象。价格虚高、恶意炒作，不少问题已经成为舆论的焦点。“当艺术品价值暴涨的情况下，很多中间环节被甩掉了，好像原本应该10个人赚钱，现在只有两个人赚钱，可能就剩下炒家和拍卖公司。这时候，就会出现很多问题。”保利拍卖油画部总经理常天鹄说。 此外，作为艺术交流的重要平台，展览会也对中国当代艺术的热潮贡献不菲。黄笃说，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当代艺术品频繁参加各种艺术博览会、画廊博览会、双年展等，例如在蓬皮杜艺术中心举办“中国怎么了”主题展览，2003年组织题为“生活在此时”的当代艺术展览，2004年圣保罗双年展、2005年威尼斯双年展的国家馆等。中国还举办了各种现代艺术展，例如中法文化年、中国俄罗斯文化年等，对西方整体认识中国当代艺术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目前在北京、上海两地也有一些高水平的艺术博览会，例如每年5月份的中国国际画廊博览会、9月份的艺术北京等。这些展览已与商业开展深层次合作，以赞助商等形式实现商业对艺术的助推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