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2005年是万科20周年，在朋友的劝说和鼓励下，王石写了一本自传性质的书，回顾和总结了他这20多年的创业历史。他当时觉得万科在之后应该没有什么故事了，因为公司比较正规了，一步一步地往前走就行。所以这本书基本上就是他对自己商业生涯的交待。没有想到在改革开放30周年的时候，2008年会成为万科非常重要的一年，会成为万科历史上的多事之秋。
从“拐点论”将万科推上社会舆论的风口浪尖，到“捐款门”事件引发网民暴力语言的讨伐声浪，再到“降价”事件引发全国各地的“退房”风波。久经风雨的王石从来没有像今年这么尴尬过。万通董事局主席冯仑曾经开玩笑似地推崇王石是和柳传志一样，可以将自己的照片挂在墙上供人敬仰的中国企业领袖。王石怎么了？ 2008年12月初，王石在接受本刊记者专访时，心情平和，但语气依然沉重，他坦言自己困惑过，也曾经认真考虑过辞职，但更多的是反省和检讨。在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发生的这一连串风暴，促使他更认真地审视曾经走过的道路和对未来的思考。他反省和检讨后得出的结论是：他和万科在过去20多年的成功最根本的是坚持住了一条商业道德的底线，但今年的这些事件表明，仅仅有底线已经不够了，还需要对这个社会有更多的担当，进而企业家需要寻找精神层面的终极信仰。这将是中国企业未来30年要共同面对的命题。 《IT经理世界》：今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对比其他的中国企业，万科在这20多年的发展，似乎还是比较顺利的，你觉得是什么使万科一步一步很稳地走到今天？ 王石：万科的20多年还是风风雨雨的，但是就我个人来讲一直有自己的底线，企业也有企业的底线，现在很多人觉得相当不容易——不行贿，不做超额利润，怎么做得到呢？实际上如果真正做了，不像想象当中那么难。当然确实是有不容易的地方，比如说有一家公司和万科的成立时间差不多，前后脚上市，最后也都是房地产为主业，但却是完全不同的两种经营风格，我们是规范地、老老实实地经营，确实很吃力；而这家公司却是顺风顺水，我们拿地总拿不过他，甚至很多时候万科都准备好合同了，最后还是被他拿走了。这么多年过去了，这个公司早就下市了，但是万科还一直在往前推进，这说明了坚持底线的作用。万科早期也是有什么赚什么，直到10年后才确定房地产为主业，但是我一直有个底线，不能为了赚钱不择手段。
1995年万科上海一个项目的工程部因为受贿出事了，这给我的刺激很大。当时我给全国万科所在城市的检察院发了公开信，说明在这个事件中，企业是有责任的，发生这种事情我们一定要配合。 我为什么要这么做？实际上是在表明我的态度。这是因为公司管理上的不当，盲目发展造成了犯罪的环境。我当时说的话是，我们亏几千万元可以重来，但是如果人犯了罪，对这个家庭是没有重来的机会的，这是你的底线。 而在公司发展壮大了之后，企业在社会上的影响力大了，你个人的声誉也大了，仅仅有一个底线就不够了。2008年发生在我身上的“捐款门”事件，从底线上来讲我并没有什么错。但这是不够的，因为身份变了，人家的期望值是不一样的。 2007年我提出的“拐点论”引起这么大的争议，同样让我感到非常震惊。这是我完全没有预料到的，为什么引起这么大的争论？还是说明仅仅一个底线是不够的，你要从另外一个层面考虑这个问题，换句话讲，你要对这个社会上有更多的担当。这是我这段时间对底线的反省。 《IT经理世界》：去年说拐点论的时候，可能有一年的时间差，现在已经成了事实了。有没有想过在社会上产生的负面影响可能来自于你一些想法对社会来说太超前了，或者说万科这几年一直在追求理性、可持续的发展，这些在现在的社会看来其实是有一点格格不入的？ 王石：我不是这么想的。这本身就是一个改革，改革当中如果你不适应，你超前了那就不行，你不要抱怨社会不容忍你，你走得太快了。 在业务发展不是很大的时候超前，别人会用欣赏的眼光看你。当你发展很大的时候，或者是影响别人利益的时候，超前肯定就有问题。上世纪80年代我在深圳，做了四五年之后还是两袖清风，很多人都不相信——怎么可能不行贿，不受贿呢。当时深圳市纪委找我谈话，说我在香港存了30万，买了房子，而且不止一处厖我一听很生气，我说太小看人了，我王石就是摇钱树，一晃就哗哗地往下掉钱，为了30万我犯得着犯法吗？ 我举这个例子说明什么呢？这个事我想通了，你是一个改革者，你不能检讨社会怎么样对你，应该检讨在这种情况下应该怎么做。不管怎么说，改革开放30年，对个人也好，对企业也好，都是受益者，都是既得利益者，这个时候不能说社会对你不公平。 拿今年的事件来说，过去公众是以欣赏的态度对你，就是你有一些错误人家也原谅你，虽然你主观上不一定很纯，别人也从很纯的角度看你。但是突然间你发现怎么他们都不理解你了，甚至很多事情上都来挤兑你，反对你，用暴力的语言对待你，我反思也是我的问题。 《IT经理世界》：你在制订公司一系列制度的时候，一个根本的出发点是对人的尊重，当初是怎么来设定这些制度的？ 王石：设定制度对人的尊重，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本质的东西。我1983年到深圳，1984年成立万科，几年之后我在想到底用什么文化来营造这个公司。我是学工科的，那个时候每次到香港，别人去逛商场、逛海洋公园，我就泡在书店里，而且是每次有点零花钱了，全买成书，马斯洛的有关“人的需求”的理论，就是那个时候自学的。我的理解是，现代企业制度是西方基督教文化的产物，是讲究“人之初，性本恶”的，就是对人不相信，是怀疑的，这种怀疑是通过制度性怀疑。对于万科来讲，我们就是假定你身上一定有邪恶的东西，一定要建立制度，进行制度性约束，所以万科讲的“阳光照亮的体制”就是西方的制度。虽然我是非常极端的拿来主义，但是很多底线的东西也是中国的文化传统，像不行贿、对人的尊重，和中国传统文化也是一致的。 《IT经理世界》：我们发现一个现象，从万科离开的人里很少有当老板的，这是不是说，你对培育中国企业家队伍没有做什么贡献呢？ 王石：不，那是一个角度问题。我记得我在上世纪80年代就说过这样的话，我现在还是这样的看法：中国现在不缺创业家，缺职业经理人。万科培养的是更稀缺的资源。 的确，在万科成为老板是很难的，包括我自己现在都是打工的。而离开万科的管理人员形成了一个传统，就没有当老板的。因为培养他们的万科文化就是要求循规蹈矩、按照规章制度办事，所以他出来不会当老板，当老板必须要敢闯。万科历史上曾经分过几次家，也曾经有万科的创始人出去，因为本身分有一些股份，出去就是老板了。结果出现了两种现象，一个现象是老板越做越小；再一种干脆出去就把股份卖掉了，给人家打工去。可见万科执行的是一套按照西方制度来建立和培养人的制度，这已经形成了万科一个很有意思的风格。正因为这样，现在民营企业尤其是房地产行业的老板，都非常愿意从万科挖人去当CEO。 《IT经理世界》：社会上短视、机会主义的风气很重，万科要做到不随波逐流，会面临非常大的压力，你是怎么坚持过来的？什么东西让你有这种自律的理念？ 王石：我讲了，真正做起来不会像想得那么难。做企业很多时候看起来都是在做钱权交易，但从马斯洛的理论来讲，每个人都有自尊、自豪感。我是在认真地做事情，做一个品牌，做一个对社会有正面意义的人，对方也愿意有这样的朋友。这是我这么多年来的真实体会。当然不是说万科做什么都是畅通无阻的，也有人阻碍你，但是基本上你会发现70％到80％就是这样的。肯定会有人说，现在企业出名了可以唱高调了，但万科多少年了，你可以查查历史，有没有万科行贿的例子。 我觉得中国的改革开放提了四个现代化，缺少一个启蒙的观念现代化，现在是实用主义，主要是解决我们的生存问题，缺少了启蒙，所以你发现人的贪欲根本是无所顾忌。对中国来讲，我觉得缺少约束，就是你的天花板到底在什么地方？有什么是你是害怕的，你不敢越过这条线的？ 谈伦理道德可能比较唱高调，我们就谈方法论。万科这些年在房地产有所作为，一直遵循非暴利的思维方式。万科也曾经暴利过，但是市场最终会惩罚你，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暴利。远离暴利也是为了保护自己，处于暴利状态的企业，就像温室中的花朵，没有生存压力的结果，一定是自身能力的不断下降和意志上的不断松懈。一旦环境发生变化，这样的企业随时可能“突然死亡”。 《IT经理世界》：假设现在让你重新创业，你在新公司里会占多少股份？ 王石：会很少，万分之一是我的。1989年我放弃了我应得的个人股份，1998年、1999年因增资扩股机会也比较多，但我都没有拿，拿这个钱有什么意义呢？ 《IT经理世界》：真正退休以后，从董事长的位子退下来，你期望留给商业界和公众的印象是什么？有没有想过？ 王石：没有想过。但有一点我想得非常清楚，人生就像舞台，你总有谢幕的时候，我已经在这个社会该折腾的时候都折腾了，该影响的时候都影响了。我希望离开的时候，对这个社会没有任何的、丝毫的波澜。 《IT经理世界》：在这么多年商业历程中，有没有比较难做的决定？ 王石：比较难做的决定还是人际关系上，在其他的方面都比较容易。逻辑上清楚以后，做决定就很简单了。但是人际关系上不好做，曾经为这些事睡不着觉，胃出血。 《IT经理世界》：招人的时候，您最看重员工什么品质？ 王石：有几个阶段，刚开始创业没有什么资源，当然非常希望物色能和政府打交道、又懂做生意的能人。很快你会发现能人是双面人，既然是能人，首先他不尊重制度，第二他不愿意透明，他往往不接受你的行政管理系统，而是直接对我负责，你会发现这些能人和你现在建的这些制度体系是矛盾的。所以很快就放弃了能人制度，转而从大学毕业生中招，我们来培养，不要社会“污染”他了，他再“污染”我们，我先“污染”他，所以万科一直显得比较书生气，比较理想主义。但是随着慢慢发展，才发现这样的制度有它的封闭性，也有它的薄弱性，因为都是你自己培养出来的，这个过程非常长，所以就开始改变策略，从比较成熟的房地产公司里去挖墙脚，挖墙脚当然要有目标，企业经营的理念、文化、风格各方面要相一致。中海是一家非常优秀的房地产公司，我们就挖了不少中海的干部，在万科的血液里融入了很多中海的血液，实际上两个企业文化层面的东西在万科就开始融合了。 《IT经理世界》：万科的接班人问题解决了，你选接班人的标准是什么？ 王石：牛根生曾经跟我探讨怎么样选接班人？他认为王石成功就是因为选好了接班人，所以可以放手干自己的事情。我在1999年做辞职讲演的时候，我说我给万科带来了什么？第一个是选择了房地产行业；第二个是制度，我把西方现代企业制度不折不扣地移植到这里来了；第三个是培养了经理人；第四个是品牌。培养经理人是团队培养，接班人不是培养出来的。至于说谁来接，我觉得是有一定偶然性的，从来没有刻意地培养接班人。 《IT经理世界》：你曾经说过中国社会向来有种仇富心态，所以在名和利之间你选择了名，但是在中国现在这个特定的环境下，身处房地产行业，我们自己再怎么说不行贿、不受贿，公众还是将信将疑，对您的名声还是会有或多或少的影响，如果时光倒流的话，你还会不会选择房地产行业？ 王石：这个问题很有意思，我觉得你提了一个房地产行业的形象问题。为什么房地产行业的形象不好？第一，不像金融、保险、通信、能源等不开放的市场，这是完全开放的市场，又是一个很新兴的市场，所以在这个市场当中，尤其是土地的特有性质，寻租、暴富，带来了很多机会。正因为它是充分开放的，现在是以民营企业居多，在现有体制下很多黑暗面就暴露得充分一些；第二点，正因为它是一个很新兴的发展行业，发展快，问题就多，自然就投诉多。这些年整个行业每年虽然还有很多投诉，但这个行业正在向健康的方向发展。寻租的过程已经过去了，2000年之后的房地产已经实行透明挂牌拍卖，但是社会始终还是对房地产存在不公正的看法。因为大家还没有意识到，它是充分开放的。假定电信、金融、能源都开放了，就轮不到房地产了。俄罗斯全部放开了，前10位首富有房地产的吗，前100位首富有房地产的吗？没有！所以我想借这个机会替这个行业说两句公道话。 《IT经理世界》：现在大家在总结改革开放30年时，都绕不开一个“原罪”的问题，你是怎么样看待的？ 王石：诚实地讲，万科也有不规范的方面，也有灰色的东西，绝对不是纯白无瑕的，万科也是这样子走过来的。至于说“原罪”，我觉得从宗教上来说，它有积极的意义，就是你知道你是错误的，你要赎罪的。但是现在在中国，对中国企业家的原罪本身带有一种歧视，你为什么这么有钱呢？简单地认定你就是赚黑钱的，是非法的，包括对房地产市场也是这样。什么叫原罪？我觉得应该理解为，就是它刚刚开始做的时候可能有一些不正规的做法。你是不是要求圣人当企业家？如果不是，就要把这个“原罪”升华，升华到我们知道要感恩。原罪有两个问题，一个就是不规范，不规范从法律上讲它也不算犯法，如果犯法了，应该绳之以法；还有一个是法律上也有一个追溯期，企业都是这样一个过程。原罪不是不对，而是应该升华，从自身反省，而不是社会的谴责。这是我觉得需要澄清的误区，狭义地对原罪的解释我是不赞成的。 《IT经理世界》：如果说中国企业家在改革开放的前30年主要忙于求生存、求发展，你觉得下一个30年需要他们在哪些方面提升和进步？ 王石：我觉得对中国企业家来说，自己创造的财富和社会应该是一种什么关系，这是一个必须要正视的问题。从西方基督教来讲，他拼命赚钱是为了荣耀上帝，因为挣钱能力是上帝赋予他的能力；第二个你不应该奢侈，不应该浪费，这是上帝的戒律；第三个，你要奉献，你奉献了才表示你的能力，表示了上帝的慈爱、关爱，你可以上到天堂去。所以你会发现当年非常有钱的洛克菲勒也好、福特也好，他们的后人在公司占的股份非常少，他把更多的钱捐成洛克菲勒基金、福特基金来回馈社会。香港的企业家李嘉诚、邵毅夫等，也都有一种和西方很相似的清教徒精神，基本都是拼命赚钱，在花费上也不大手大脚，但在捐钱方面是非常慷慨的。在这个方面我觉得最慷慨、最不动声色、最符合基督教精神的是邵毅夫，我喜欢探险登山，中国很多偏远的地方都去过，但就是在这么偏远的地方都看得到邵毅夫捐赠的学校，而且他从来不宣传。那回过头来你会发现内地企业家显然在这方面做得还比较差，从某种角度来讲在这方面做秀的成分要大于实际的投入。显然我觉得邵毅夫、李嘉诚他们做的应该是我们前进的方向，就是到最后你一定要解决的问题：你创造财富的目的是什么？换句话说，不是底线的问题，是天，你的天在哪里？你要有一种敬畏的东西，显然这个命题是第二个30年要解决的，否则是很可怕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