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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蔡亚林 2003年以来，我国开展了以“明晰产权、减轻税费、放活经营、规范流转”为主要内容的集体林权改革，实现了“山定权，树定根，人定心”，充分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使林业发展的活力得到了极大的焕发。 从试点到现在的四年来，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有效盘活了林地资源，促进了各种生产要素向林业聚集，全国已有5.25亿亩集体林地确权到户，占集体林地的21%。 林改后，吃了“定心丸”的广大林农护林造林、发展林业经济的热情一下子迸发出来。福建省松溪县花桥乡村头村村民自发集资万元，在村口竖起一块大石碑，刻上林改的政策和村规民约。村民真义昌说：“林改政策好，写在纸上怕破掉，雕在木头上怕烂掉，刻在石碑上才能永久！”这是块民心碑，是民意的反映。 实践证明，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是继家庭承包责任制后，我国农村经营制度的又一成功创新，是农村生产力的又一次大解放，实现了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的有机统一和协调发展。 山定权：土地家庭承包经营在林地上的伟大延伸 我国是一个山区大国，山区面积占国土面积的69%，56%的人口生活在山区，全国2100多个县市中有1500多个在山区。全国集体林地25亿亩，占整个林地面积的58%。 改革开放初期，“包干到户、包产到户”的土地家庭联产承包经营责任制解决了13亿人口的温饱问题，使得广大农村地区迅速摘掉贫困落后的帽子，逐步走上富裕的道路。 耕地的问题解决了，可林地发展的活力却一直难以迸发。 半个多世纪以来，我国集体林权制度一直处于努力的探索之中，虽然经历了土改时期的分林到户、农业合作化时期的山林入社、人民公社时期的山林集体所有统一经营、上世纪80年代初的林业“三定”（划定自留山、确定责任山、稳定山林权）四个阶段，但由于林权或处于虚置状态，或责权利严重不统一，或没有法律保障，使得林业产出率低、发展步履维艰。广大林农“*山”难以“吃山”，500多个国家重点扶持的贫困县有490多个在山区。 林地和耕地一样都是农民特别是山区农民重要的生产资料，是国家宝贵的经济资源。只有耕地的发展，相当于一条腿走路，绝不是农村科学发展之路，不利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因此，我们必须抓住“以明晰产权为核心”的集体林业制度改革的契机，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制度从耕地延伸到林地。 200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加快林业发展的决定后，福建、江西、辽宁、浙江等试点省份先行一步，在保持林地集体所有制不变的前提下，把林地的使用权、林木的所有权、经营权、处置权和收益权交给农民，实现“山有其主，主有其权，权有其责，责有其利”。截至2006年年底，这4个省已基本完成明晰产权的主体改革。其中最先改革的福建省，明晰产权林地面积7547.5万亩，占应改面积的97.2%。江西省林改3年，颇有力度，分山到户率已达82.7%。 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成效显著，党中央、国务院领导充分肯定并作出重要指示。 2006年1月13日，胡锦涛总书记来到福建永安，对永安林改工作充分肯定，并指出“林改意义确实很重大”。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2007年4月20日，在江西武宁县罗坪镇长水村考察指出，中国70%以上是山地。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如同土地家庭承包改革一样，在山区林区具有历史性的意义。改革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使山更绿、水更清、环境更好，农民的收入更多。要下决心加快推进。 “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是农村又一次大的生产关系变革，适应经济发展规律、顺应群众意愿、合乎农村实际。”国务院副总理回良玉2007年5月13日在云南农村考察时指出，要坚持在林地集体所有权不变的前提下，通过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把林地的使用权交给农民，让农民依法享有林木的所有权、经营权、处置权、收益权。对林改务必要高度重视，精心组织。 树定根：从“事不关己”到“我要育林、护林” 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使手握林权证的农民拥有了几十年不变的产权，确定了农民拥有山林生产资料的主体地位，消除了林农怕政策“初一十五不一样”的担心；商品经济意识的增强，使农民懂得了这样的道理：不到最佳采伐年龄砍树就是“杀鸡取卵”；林权流转和抵押贷款又解决了林业周期长、林木变现难的难题。 林改前，山林都是集体的。由于长期以来实行的集体林经营管理体制，经营主体不落实，责权利不明确，使一些农民形成了一种“山是集体的、林是干部的，护林造林事不关”的陈旧思想。1998年长水村一次森林火灾，村民们硬是看着山火烧了几天几夜。 林改后，“管好自家山，看好自家林”成了林农的自觉行动，农民造林育林的积极性一下子迸发出来，不仅多栽树、栽好树的热情高涨，而且对山林资源也更加珍惜，把它看作是建在山上的“绿色银行”，是“未到期的高息存折”，是增值潜力巨大的“成长股”。 如今的长水村，林业站下发的树苗变得抢手，只要有空地，村民们都要把它栽上树木。如今只要看到山上冒烟，农民在十多分钟内就会骑摩托车赶到。从2005年到2007年，长水村先后有上百户农民自发上山造林，造林数量超过此前20年总和。2005年，江西全省发生森林火灾比历史同期下降56%，受害森林面积下降74%。 分山到户，明晰了产权，激发了林农务林的积极性和热情，使得林农保护山林的意识明显增强，对林竹的砍伐慎之又慎，连挖竹下笋都得选来选去，把大个笋留着长大成材。在福建永安，成年大竹收益超过竹笋收益，竹农选笋像选女婿一样认真留着大竹，把留的大笋做上记号，一棵棵地标出来。挖小留大，竹农护笋养竹积极性空前提高；而过去却是“挖大留小，大小通吃才最好”。当林农被林改确定为经营主体时，科学经营、可持续经营的弦绷得比谁都紧。 林改之风吹绿了大江南北。在重点林改区，林农和社会的造林热使森林资源明显增加。 辽宁是我国北方率先开展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第一省。几年来，全省林业用地面积增加6.6%，有林地面积增加了5.5%，活立木蓄积量增加了38.5%，森林覆盖率增加了5个百分点。这个省的林改市县林改后没有发生一起乱砍滥伐等毁林事件。 在福建，据国家林业局公布的部分省区第六次森林资源清查结果，林改这三年是福建森林资源增长最快的时期。全省活立木蓄积量增加7910万立方米、森林覆盖率增长了2.44个百分点，有林地面积净增500万亩。尽管2005年后国家大幅度减少退耕还林任务，造林难度明显增加，但2006年全国完成造林面积仍达7800万亩。 为解决山林联防互助的问题，农民自发组建了许多包括防火、防盗、防病虫害等内容的森林管护协会，并逐步形成了跨村屯、跨乡镇的保护网络。福建、江西两省分别组建这样的协会1879个和4061个，有效地保护了森林资源。 人定心：林农吃了“定心丸”，林业发展注入活力 福建一老农感慨地对记者说：“自从盘古开天地，哪朝哪代不收‘皇粮国税’，共产党不但免了农民的税费，还把山林分给我们，这是从来没有的事。” 分山到户、包林到户，林农成了山林真正的主人。还山于民，还利于民，还权于民，林改后农民迸发出来的热情和积极性，正转化为农村生产力大解放，成为推进林业发展的不竭动力。吃了“定心丸”的林农不仅开始对自家林地的发展仔细筹划，从长计议，而且开始对本组本村的林业发展出谋划策，提供财力与智力的双重支持。 林改不但增加了农民个人收入，村集体财力也明显改善，开始注重安居乐业。2006年，福建永安市洪田村通过林改获得42万元稳定收入，村民代表大会决定按每人每年100元为村民办理社保，60岁以上老人每年可领取60元津贴，对考上大专院校的学生由村里进行奖励。 在林改政策的激励下，江西各地林农和企业的发展林业积极性空前高涨，2004年至2006年，全省有28.06万外出务工人员返乡务林，各种社会资本纷纷投入林业。去冬今春，全省共完成造林352.4万亩，再创近10多年来的新高。其中社会造林293.72万亩，占83.3%。许多地方造林苗木脱销，价格上涨。林改后的林区出现了少有的繁忙与和谐，森林案件连年下降。2006年全省森林火灾发生起数和受灾面积分别比上年下降了63.4%和76.8%。 林改激发了生产力的又一次大解放，使林农得到了真正的实惠。林改以来，通过减免税费、政策性让利和发展林业产业，加上林改拉动木材价格上涨和林地林木升值，农民来自林业的收入大幅度增加。林改前，江西省武宁县林农卖一方木材，要交木竹农业特产税32元，向乡村交管理费和提留25元，交育林基金115元，交各种规费12元。林农比喻说，他们砍下一根竹子，才得到一双筷子。林改中，江西省实行“两取消、两调整、一规范”的减轻税费政策，自2004年以来，累计为农民让利33.4亿元。 林改后，浙江省白沙村人告别了“砍木材、烧木炭、卖柴火”的“三木经”，而把竹笋、茶叶、山核桃这些以往不起眼的山货变成了村里的“摇钱树”。如今，全村人均收入的五成来自特色林产品。白沙村人在“经营山货”的同时也在“经营景观”，依托风景区，村里经济实惠的“农家乐”如雨后春笋般应运而生，生态旅游正成为白沙村的又一个“聚宝盆”，目前村民人均收入的45%来自旅游业。 辽宁作为我国北方重点集体林区，把引导农民发展后续产业作为林改的一篇大文章，积极培育和发展林业产业，为农民“*山吃山，*山致富”打下坚实基础。分林到户后，林农把林子当成摇钱树，林地当作聚宝盆，积极发展林下产业，在山林中拓展致富空间，挖掘发展潜力。林农高兴地说，“看好自己的山，种好自己的田，发家致富在眼前”。2006年到2007年，宽甸满族自治县四平村栽植冠下红松300亩，发展林下参600亩，细辛300亩，建山核桃园830亩，利用枝桠梢头发展食用菌40万袋。2006年农民人均来自林业的收入比上年增加475元。 山定权、树定根、人定心。集体林权制度改革——这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改革正在使祖国大地发生着喜人的变化——青山更绿了，农民更有盼头了、生活更好了，社会更和谐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