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三农问题”始终是现代化进程中必须解决的带有根本意义的战略问题。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十七大报告》中指出：“农业基础薄弱、农村发展滞后的局面尚未改变，缩小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任务艰巨。”时逢“十七大”盛会召开，海外媒体和研究机构也对中国农村问题发文探讨，不仅称赞中国政府在农村和农业问题上取得的成就，也对中国农村经济和社会的艰难状况进行了描述，并从体制深度讨论了解决办法，本刊摘选了一些供读者思考。尽管其中的一些观点和立场值得商榷和注意，但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欢迎读者朋友读完这一组文章后反馈意见。
中国农村困局 从平均水平来看，中国农民确实富裕不少，但城乡收入差距还在继续扩大。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农村还有大量需要解决的问题。中共已经开始注意到农村存在的深层次危机，这些危机不仅涉及到农村医疗，教育也不容忽视。与臃肿的官僚机构相比，财政状况恶化的地方政府已经在这些方面欠下了大量债务。胡锦涛主席和温家宝总理对农村的前景做了描绘，在他们的领导下，中共已经将发展目标由单纯追求经济增长，转变为同时要注重社会公平——特别针对的是大量处于最贫困状态的农村。他们强调，必须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洛川位于中国西北陕西省的黄土高原，一直都是中国最穷的县份之一。现在，这个县看上去相对富裕起来了。县里的主要街道建起了很多酒店和宾馆，苹果正在成熟，映红了这片土地。洛川农村居民收入现在已经达到全国平均水平，去年，该县农村人均收入平均增长了9%。根据洛川官方记载，毛泽东展开整肃行动的20世纪60年代，是一个“人人自危”的时代。现在，“文革”的记忆正在消退，农民不再需要种植毛泽东时代指定的谷物，可以选择自己想种的农产品了。洛川的农民还是多少有一些怀旧心理，他们希望拥有一套运转正常的公共医疗卫生系统。上世纪70年代，洛川也和其他地方一样，建起了毛泽东时代的赤脚医生体系，尽管这个办法没有解决根本问题，但它起码是免费的，受到农民的认可和欢迎。现在，洛川的公共医疗卫生系统也和中国其他地区一样，正变得破碎不堪。当西方新闻记者被允许进入这样的地区之后，中国农村的不满情绪才为外界知晓。“台风中的巨轮”近年来，中共已经开始注意到农村存在的深层次危机，这些危机不仅涉及到农村医疗，教育也不容忽视。与臃肿的官僚机构相比，财政状况恶化的地方政府已经在这些方面欠下了大量债务。农村居民的健康水平与城市居民相比，差距越来越大。在农村，贪婪的地方政府为增加收入，将农民的土地卖给开发商，由此导致的暴力现象也越来越普遍。从表面上看，农民的收入是增加了，但不公平正在蔓延。在中国的一些地方，60%的贫困现象是由于昂贵的医疗费用所引发。同时，教育费用也让农民难以承担。胡锦涛主席和温家宝总理对农村的前景做了描绘，他们希望国藉此增加声望。在他们的领导下，中共已经将发展目标由单纯追求经济增长，转变为同时要注重社会公平——特别针对的是大量处于最贫困状态的农村。他们强调，必须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该思想强调要重视贫困和环境问题）。
10月15日，五年一届的中共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中共把胡锦涛的“科学发展观”写入党章，与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江泽民的“三个代表”思想并列。温家宝今年年初说：“如果农民状况好了，农村也就放心了。”从平均水平来看，中国农民确实比以前富裕了不少，在过去的三年里，收入增长年均超过6%。今年上半年，在快速上涨的食品价格推动下，农村收入增长水平达到13%。据中国官方媒体报道，这是自1995年以来的最高纪录。但城乡收入差距继续扩大。与沿海发达地区相比，像陕西这样的地区进步就比较慢。中国农村人口占13亿总人口的60%，但农业对GDP的贡献已经由上世纪90年代的25%降到现在的12%。中央政府对农业和农村的支出水平，也由上世纪90年代的8%-11%降低到最近十年来的7%-8%。
在胡、温领导下，中央政府预算比例正在扩大，很多事业的费用支出水平也在提高，但医疗和教育费用占总支出水平依然比十年前低。“十七大”的召开，将两千多名党代表召集到北京，他们一定会对胡锦涛的成就大加称颂。不久前，农民在历史上首次被免除了农业税（烟农除外）。其实，在温家宝政府开始运转前，农业税的减免就已经在酝酿结束。2003年，一项新的医疗保险体系得到中央财政支持，至少在全国80%的农村地区建立起来，取代了过去的赤脚医生式的农村医疗卫生系统。现在，仍有一些农村儿童需要自己购买教科书，但很多农村地区还是实现了免费9年义务教育。2004年以来，政府为使种粮户丰收和粮价上涨的情况下收入增加，还向农民提供直接补贴。今年，补贴增长了63%，达到427亿元人民币。粮食产量连续三年增产，达到1985年以来的最好水平。尽管高补贴下的粮食价格提高了很多，但在很大程度上被飙升的能源、化肥和其他原材料价格所抵消。变化不过是暂时的。就拿医疗保险来说，最大的受益者还是有钱人。对贫困农民来说，他们可能宁愿病死在家里，也不愿冒着全家陷入深度贫困的风险将病人送到医院。此外，新措施对近年来转移到城市的农村人口来说，并没有多少好处。这部分人口估计有1.5亿，他们既不能得到土地收益，也不能享受到城市出生人口所享有的补贴。
2004年，世界卫生组织发布了一篇报告，将这一阶段中国为适应人口快速转移所建立的医疗系统，描述为“行驶在台风中的新型巨轮”。医疗之痒旧县是洛川的16个乡镇之一，那里的医院坐落在灰色的毛泽东时代的建筑中（这些建筑修建在黄土地上，很多已经随着黄土的塌陷变得歪斜不堪），外观却是最豪华的。该医院最近才建成，花了450万元人民币，大厅里，刚买的医疗设备封闭在箱子里，还没有拆封。根据医院的宣传，这个镇的14000名居民都能在未来三年里享受到“新型合作医疗”带来的好处。“新型合作医疗”看上去似乎不错。每年只要缴纳15元的保险费，村民就能享受到大部分医疗费用报销的好处。2004年以前，农民没有任何医疗保险，现在，合作医疗已经开始推行。对年均收入只有3371元的农民来说，15元只相当于2天的收入。与全国其他地方一样，“新型合作医疗”计划也开始在洛川的农村推行，据当地官方透露，该县农民参与比例已经超过80%。但当地退休的卫生干部说，农民的参与行为并非像官员说的那样是自愿的。
杨秀梅（音）躺在一张狭窄的病床上，44岁的她被腹部巨痛的病魔缠绕着。据她说，在她那个村子，官员告诉农民，不论是否愿意，保险费用都要出，否则就从农业补贴中扣除。医院看到杨秀梅没有参加合作医疗，她的医疗费用便马上增加。假如她参加了合作医疗，结果又如何呢？按照洛川人均收入水平计算，如果她花了100元医疗费，那么报销费用就相当于她11天的收入，在杨秀梅要求返回这60%的医疗费用之后，她还能享受到几百元的小病报销。对旧县医院这样的小医院来说，仅有三个主治医生，只能完成最简单的手术和最基本的治疗。更麻烦的是，这个镇距离洛川县城还有20公里。由于经费压力，医院不得不提高了费用。在县政府支持下，旧县镇医院的经费仅能覆盖85%的公职人员。相对来看，这样的情况已经算是不错的了。经费缺口只能靠收取医疗费弥补。尽管政府对药费进行了限制，但医生可以开出其他药品和治疗方案绕开这些规定，比如X射线。如果这种现状不能改变，贫困的农民就无法从新型医保制度中享受到好处。
世界卫生组织的驻华代表贝汉卫(HenkBekedam)博士说，穷人甚至无法交清首笔治疗费用，尽管这些费用中的大部分可能以后还会返还给患者。中国社科院的研究人员试图在旧县镇建立一个类似的医疗保险系统。计划鼓励农民每年花10元钱就能接受免费诊疗，药品价格也比医院销售的便宜25%。开始的时候，研究人员将计划交给医院的工作人员来管理，但事实证明，医生对开廉价药没有兴趣，他们更偏爱高价药。后来，愤怒的农民将计划搅得一团糟，研究者们不得不让医生退出，并关闭了设在镇上的5家诊所（研究者在该镇建了6家试验诊所）。现在，仅存的诊所只有一名医生、一名药剂师和一名护士，农民参与率由40%降到12%。一些曾经对项目有帮助的捐助者最近也避之不及。对研究人员来说，县政府和镇政府的主要目标是确保旧县镇医院有足够收入，要想实现自己的预算安排很不容易，这种情况在农业税被取消后更为突出。当一直延续在中国封建史的农业税被取消后，官方媒体为此大声欢呼。农村地区通常因为非农产业比例太少，即便能从中央政府拿到部分补偿，他们也很难避免预算压力。
教育之痛距离洛川不远的延安，是首先响应温家宝取消农业税承诺的地方。据地方媒体报道，由于有地方油气公司的收入支持，延安率先废除了农业税，该措施使农民人均收入净增200元。但洛川县和镇政府的努力，仅仅能满足公职人员的要求，承诺的补贴只能抵消2002年农业税征收水平下农民收入损失部分。温家宝的农村免费义务教育方面，收入损失也和其他超额财政负担相一致。洛川的政府预算中，教育支出水平比去年增加了20.8%，而这个数字在去年和前年分别只有6.9%和5.6%。在中央、省和地级政府支持下，经费确实有所增加，但数量还远远不够。延安不得不以十分艰难的方式去实现承诺。它不仅免除了上学费用（根据中央政府的要求），还为所有学校向每个学生免费发放课本提供补贴。在洛川，必须从政府预算资金的10%为这部分增加的费用埋单。2005年，洛川的一所小学为满足免费教育计划投入了大量资金。学校为每个寄宿生每学期提供10元补助。去年，一项特殊的政策在洛川实施，地方为修建教师宿舍投入了2400万元，目的是改善居住在塌陷建筑中的困难教职工的居住条件。高飞龙（音）校长表示，现在学校的退学率已经降到了零。上世纪90年代，沉重的费用曾导致一些学生选择退学。深圳大学组织的一项调查发现，洛川82%的农民对教育费用改革措施十分欢迎，不过调查也显示，农民对教学质量和教学设置的满意程度不高。对地方政府来说，教育费用支出已经占去了预算的四分之一（其中很大部分用于改善教师工资），要解决这些问题还需要投入更多的资金。2003年以来，为减少教育支出，洛川将320所义务教育学校进行缩并，学校数量减少了一半，但同时导致700名教师下岗，学生负担并没有因此降低。在这所学校，一半寄宿生生活在局促狭窄的宿舍里。现在，洛川确实没有辍学生了，然而，对于贫困生来说，要想继续深造的话，他们还是必须承受高额的教育费用。如果洛川对臃肿的行政机构进行精简，地方财政或许能改善许多，这项工作现在已经在试点中了。洛川县对镇政府预算实施统一管理，将一些不必要的政府部门的职能进行剥离。为使农村地区直接获得资金补助，省级政府现在甚至绕开了地方和县政府。为提高经费支出的监督力度，始于上世纪90年代的农村民主，现在已经对党的政治控制构成了挑战。
矛盾中前行一些中国学者建议，涉及基本医疗和教育的支出应该由高级别政府负担，同时，地级和镇级行政建制应该取消。但目前看来，失业和农村人口不稳定，将使中央政府难以承受巨额的支出。现在，还很少有人关心近几年到城市谋职的数百万农民的需求。甚至一些在城市里生活了数年的农民，其身份仍被定为农民，享受不到城市居民应有的福利。对于工作在北京的洛川居民来说，到了退休年龄后，如果他们要想享受返还式医疗服务，那就必须回到县里。在城市，只有几百万农民工享受到雇主为其提供的医疗保险。由于一些农民工属非正式雇佣，与雇主没有签署劳动协议，这部分人的福利就更成问题。这些问题都需要引起中国管理者的高度重视。中国官方表示，到2020年，居住在城市和城镇中的人口将达到总人口的60%。这意味着还有2亿人将从农村转移到城市。另外一些数据更让人感到吃惊。有数据表明，城市基本设施正将农民工排除在外，恶劣的工作和生活环境现在已经由城市向农村转移。不远的将来，中国的农村问题将发生变化，由现在的农村问题转变为城市问题。中国和它的城市都需要花费很大的精力，才能消化和解决这些问题。
来源：英国《经济学人》2007年10月11日 翻译：杨政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