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无论政府在多大规模上采取赤字财政政策，如果中国家庭的消费需求继续疲软，任何启动内需的政策最终都将会收效甚微。
撰稿·韦森
宏观经济势必放缓 2008年的中国经济，可谓是白云苍狗、风云变幻、跌宕起伏。上半年，基于对通胀率可能继续攀高的宏观经济形势判断，决策层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一再收紧。在国际上，受美国次贷危机危机以来全球金融风暴一波又一波的冲击，美国、欧盟、日本等发达国家以及一些新兴市场经济国家接踵步入经济衰退。这些国家的经济衰退，这又反过来对目前已经具有很高外贸依存度的中国出口不断产生一些负面影响。在此情况下，中国的企业税负却不断加重。对面临人民币升值、货币政策从紧，资金链短缺和劳动成本增加的中国企业来说，税负的不断加重，无疑更是雪上加霜。在此情况下，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一批民营企业关停和倒闭，就不奇怪了。 2008年下半年以来，中国的外贸出口逐月下滑，一批中小以及规模以上民营企业停产倒闭，自然会进一步对企业家的经营信心产生负面影响。2008年三季度，各行业企业家信心指数全线回落。企业家信心指数迅速下跌，意味着企业投资动力减弱。另一方面，2008年以来，中国股市一路下跌，居民手中金融财富的大幅缩水，这自然会通过财富效应影响到中国家庭的消费需求，并直接对购置房地产和汽车等耐用消费品的欲望产生直接的负面影响。在此情况下，我国的消费者信心指数也一路下滑，居民家庭消费更加动力不足。 国内家庭消费需求持续下滑，企业家信心指数下挫，加上上半年政府1.19万亿以上的财政盈余——这实际上意味着中国政府投资和政府购买方面的紧缩，在这种宏观环境和走势中，内需持续下滑，就成了一个自然结果。加上外贸出口自下半年以来得持续下滑，中国宏观经济增速放缓，势在必然。 赤字政策无法真正撬动内需 中国有一个十分显见的事实：经过十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在中国经济体内部出现了自1998年以来前所未有的大规模的生产能力过剩。在过去内需疲软的情况下，这一大规模生产能力过剩为多年来持续和强劲的外贸出口增长所缓解了。然而，在当前全世界经济放缓尤其是美国、欧盟和日本等发达国家陷入经济衰退的国际环境中，中国制造业的大范围、大规模的生产能力过剩问题就极其明显地凸现出来。出口外贸下滑，中国制造业大规模的生产能力过剩向外的“泄洪口”逐渐收窄，未来的中国经济增速能否保持一个相对高的增速，而不致急速下滑，关键就在于在于如何“向内”来启动内需，来“消化”这巨大的生产能力过剩了。 国内需求由三个要素构成，要启动内需，亦需要从三个方面分别有所动作：第一是政府财政购买和政府投资，第二是企业投资；第三是家庭消费。这三个方面，显然都与政府的积极财政政策和宽松货币政策密不可分。 中央政府决策层推出高达4万亿的刺激经济的计划，各级地方政府又在加码配套加入这刺激各地经济增长的宏大计划。由此来看，在拉动内需方面政府购买和政府投资的动力似乎不缺乏。然而，问题是：数以万亿计的投资有多少能付诸实施？如果绝大部分投入基本建设，又能拉动内需多少？在目前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和经济增长的贡献因素中，政府这样巨大的投资和政府消费，又会挤出多少民间投资和居民消费？这巨额的政府刺激经济的投资计划，又有多少来自政府的财政预算？如果这样来问问题，我们就会发现，在2009年以及今后的数年中，政府投资方面所能真正启动内需的，实际上只是在于各级政府能有多少预算赤字。如果数额可观，无疑会在短期内对内需产生切实的推动和影响。 但要拉动内需，单靠政府购买和政府公共投资增加这一个刺激经济增长的因素“唱独角戏”显然不够，还必须大幅度地启动民间投资。要做到这一点，关键还是在于提高民营部门尤其是关系到经济增长的房地产行业的企业家的信心。在目前国内宏观经济增速持续下滑和国际出口需求持续减弱的情况下，很多中国企业——尤其是许多民营中小企业——资金链短缺，经营困难。在此情况下，要提高企业家的信心指数，政府目前最适宜的政策选项，恐怕莫过于降低经营税、企业所得税以及其他各种税负了。只有企业税负真正减轻了，它们才会重新焕发活力，企业家的信心指数才会提升，企业才会扩大投资和改进技术，从而引致的国内总需求的增加。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无论政府在多大规模上采取赤字财政政策，也不管民间能否启动新一轮企业投资和扩张，但从长期来说，如果中国家庭的消费需求继续疲软，任何启动内需的政策最终都将会收效甚微。
“还利于民”才能突破瓶颈 要启动中国家庭的消费，必须根本扭转劳动者收入在国民经济份额持续下降的趋势，采取实实在在的“富民”政策。对此，中国政府有三个合宜的政策选项。 第一，提高个税起征点、降低劳动收入的税率以及增加工资等多项政策，较快地提高劳动者的收入，尤其是低收入阶层的可支配收入，从而尽快扭转劳动收入占GDP份额下降的趋势。 第二，有意识地降低政府财政收入的增速和份额，并通过推出一些政治体制和财税体制改革的措施，提高政府财政收支的透明度，加大人大代表对各级政府财政收支的监督，实行依法行政和阳光财政，从而尽可能地减少政府官员权力寻租的渠道和可能。这将是改进中国社会财富占有和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根本之策。 第三，加快推出能使全社会绝大多数民众能得到真正实惠的医改方案，并加强社保体制的建设和改革。在目前政府财政收支状况还相对比较宽余的情况下，与其花巨额资金来扶持生产能力已经大幅度过剩的钢铁、汽车、造船、石化、轻工、纺织、有色金属、装备制造和电子信息等9大产业，与其把巨额资金投向高速铁路、高速公路、机场、码头等已经相对宽余的大型工程和设施的建设，不如把大量资金直接投于医保、社保、教育以及科学、文化等公共服务部门，从而提高医疗、社保、教育等公共服务投资占国民收入的比例。反过来说，只有医保、社保搞好了，只有当普通家庭的子女的教育投资花费相对减少了，人们才会对未来有确定的预期，才敢花钱，才敢消费。也只有这样，居民家庭消费和国内需求才会被真正撬动，中国的经济增长才会是可持续的，才会走向一个财富增加拉动消费、消费增长拉动投资、企业投资扩张推动整个经济增长这样一个良性循环的轨道。相反，如果把这4万亿乃至18万亿诸如此类的刺激经济增长巨额资金仍然全都投在什么9大产业和大型工程项目上，结果将会是内需依然拉动不起来，却加剧中国制造业的生产能力过剩。这样做下去，即使在短期中保住了经济增长的速率，却把更多的经济与社会问题推向未来，使我国经济在未来陷入更加严重的危机和更长久的问题。 世界经济趋颓，要真正启动内需，确保中国宏观经济健康、稳定、可持续的增长，在目前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的同时，必须改变目前我国的国民收入分配以及再分配不断向政府倾斜、财富越来越向国家转移和集中的趋势。只有真正实现“让利于民”和“藏富于民”了，才能预期在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国家逐步富裕的同时，要让全体国民享受到经济增长所带来的好处，这样才能够彻底消除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目前所面临的内需不足的瓶颈问题。（作者为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