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文|马宁
当代中国经济学家中，我一直对吴敬琏先生心存敬意。个中缘由，一方面是吴先生是顾准学术体系的卓越继承者，一方面是他在当代中国持续发出了众多极有建设性的声音。有时候我甚至觉得吴敬琏先生的经济学体系宛如一首教育诗，他一个人做着开启民智，也开启官智的工作，如同当年奥地利学派创始人门格尔教育那个时代的德国人一样。 提到门格尔，我忽然想起那个与他展开长期辩论的德国历史学派当家人施莫勒。在门格尔初步提出自由市场经济原理的时候，施莫勒拿起国家重商主义的方法，强力呼吁建设一种伟大的“国家能力”。此情此景，与今天的中国经济学界或多或少有一些类似之处。 我的一个不太恰当的联想，是我忽然发现经济学家胡鞍钢和他的学术同仁王绍光有点施莫勒的影子。现在，我的手上就有一本胡鞍钢的书，《中国政治经济史论：1749--1976》，封面是天安门城楼，豪迈的场面，宏大的标题，他显然试图总结历史，可是我看到胡鞍钢却想将纷繁的历史整合在一种醒目的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体系中。而国务院认可的“长江讲座教授” 王绍光所著《安邦之道：国家转型的目标与途径》，则是用了煌煌巨著来演绎政府之力。王绍光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概念，即国家能力（state capacity）。他把国家能力定义为“国家将自身意志(preference)转化为现实”的能力。其公式定义为：国家能力是国家实际实现的干预程度与国家希望达到的干预范围之比。王绍光把国家能力分为四种能力：一是汲取财政能力，二是宏观经济调控能力，三是合法化能力，四是国家的社会控制能力。 这样的阐释与我们天天在报纸、电视里接受到的熏陶太一致了，我猜测高层肯定喜欢这样基于国家建设的学术体系，即“大国崛起”。如果没有记错的话，王绍光应该是1977年中国高考制度恢复之后第一届北京大学毕业生，与新任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克强是同窗学友。日后，李在政界稳扎稳打，王绍光则成为耶鲁大学的博士和教授。据胡鞍钢介绍，王绍光和胡鞍钢对中国问题的认识和观点十分接近，二人于1993年5月下旬完成了《加强中央政府在市场经济转型中的主导作用——关于中国国家能力的研究报告》。撰写该报告的主要目的，一是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提出国家能力的概念和内容，集中研究国家能力与后发国家经济发展的关系、国家能力与社会主义国家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关系，并分析影响国家能力特别是国家汲取财政能力的各类因素。二是促进决策者早下决心，从“放权让利”的改革走向“制度创新”的改革，重构现代国家制度，建立现代市场经济制度，使中国长治久安。我们看到，1993年11月，中国决策者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制度构想，并不断演进，可能相关构想中就有胡鞍钢和王绍光的学术贡献在里面。 胡鞍钢为王的著作写了一个长长的序言。高调称赞王绍光的学术研究是一个很好的范例。“从研究路径上来看，他是问题导向的；从研究方法上来看，他是实用主义的；从研究问题上来看，他是在研究关于国计民生的重大课题。”胡鞍钢认为王有扎实的西方理论背景，但没有囿于西方理论的条条框框；植根于深刻的中国现实问题，但没有困惑于中国现实的错综复杂。因此，作为中国研究学者，不应该简单地实行“拿来主义”，拿着西方的理论标尺来量中国的现实身材，而应当大力推崇“实践主义”，用中国的事实来讨论中国的问题，并创新中国的理论，展现出中国学者的“中国研究”。胡鞍钢还批评了许多人把王绍光称为“新左派”的现象，认为这有些牵强附会，胡称王为“实事求是派”。王所讨论的理论不是十分抽象的不着边际的理论，而是紧密联系中国实践的理论；他不迷信所谓“理论教条”，不是“言必称希腊”，而是针对中国的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包括理论分析，也包括实证分析，因而他所提出的见解就具有解释力，也具有预测力。 我个人对胡鞍钢和王绍光的著作有兴趣，是因为我在17大的报告里，似乎读到了他们的影子。比如牢固坚守的主流意识形态、不断强调的国家发展能力、中国特色、民族意志等等。这种高拔的宏大叙事让很多人热血沸腾，可以与伟大的奥地利学派一直坚持的个人价值自愿选择和自由市场经济制度大异其趣。 我花了如此多的笔墨来叙述胡鞍钢和王绍光，目的是想在一个比较的角度更加认识到吴敬琏先生的价值。人们记得吴先生关于政府和市场关系问题的阐述。究竟是小政府、大市场，还是大政府、小市场，先生显然倾向于前者，而胡鞍钢和王绍光眼下的情势，似乎更倾向于建立一个全能的政府。 可是，问题在于吴敬琏先生较早提出的权贵资本主义问题并没有因为国家能力的提升而有所减弱，相反，设租和寻租活动，贪污腐败、贫富差别扩大和社会失范等社会病害问题愈演愈烈。吴先生为此推出了《呼唤法治的市场经济》，痛陈权贵资本主义的危险，并呼吁朝野上下共同努力，切实推进改革，建立公正法治的市场经济制度。 更多的人可能会被胡鞍钢和王绍光呼唤的“国家能力”所俘获，在传统的国家主义教育背景下，人们非常容易认同这样的宏大叙事。事实上，国家能力的指向，与形成国家能力的方法有直接关系。我最近细读《哈耶克评传》，作者布鲁斯.考德威尔花了整整第一卷的分量，来考证奥地利学派和德国历史主义学派的论战，其中就提到俾斯麦时代的德国能力，当时流行一种宫廷理财学，与今天的胡鞍钢、王绍光有一些类似。现在看来，正是卑斯麦时代的国家能力对自由经济的抵制，导致了后来的德国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始作俑者。 奥地利学派，尤其是哈耶克的思考，就是从这里出发的。 我是如此地不喜欢“宫廷理财学”，所以更愿意沿着吴敬琏先生的思路往前走。中国经济最近30年的发展，究竟是国家能力提高所致，还是国家释放了一部分权力，导致民众终于有了经营市场的能力，再反过来推动了国家能力的提高？国家能力是市场发展的结果吗？国家能力是市场发展的原因吗？ 多年来，吴先生就是在中国市场经济体系里从事着重要的纯粹教育性工作，他既开民智，也开官智。吴老引用哈佛大学和布达佩斯高等研究院的经济学家科尔奈（Janos Kornai）的理论框架，指出“如果对科尔奈的区分标准稍作变通，从着重非国有企业成长，还是着重国有企业改造来分析问题，这一理论框架完全可以用来分析中国改革战略演变。例如，80年代初期的农村承包制催生了几千万个农民的家庭农场，把中国农民天生的企业家精神解放出来；随之而来像雨后春笋般的乡镇企业和私有企业开拓了市场，培育出大批企业家，产生了对于建立有序市场的强烈要求，从而支持国有企业改革走向深入。” 吴敬琏先生的经济学体系事实上引出了我们对一些重要的价值范式的思索，这在改革开放的路途上，是一些不可以绕开的课题。比如对全球化的认识，基于公平和正义的贫困问题，以及国家能力和个人价值自由选择、市场经济自由演进等等。我们的意思是说，如果没有吴老宏观性的思索，这些与市场经济相关联的价值范式就不会进入我们的生活。 好像又扯到贫穷问题了，美国经济学教授杰弗里·萨克斯《贫穷的终结：我们时代的经济可能》就是这方面的扛鼎之作。这位被纽约时报列为“世界上最重要的经济学家”，是著名的“休克疗法”之父，因此他可能不是中国官方欢迎的学者。 萨克斯教授直接参与了联合国千年计划等重大社会改革项目，对世界贫困问题有深切的了解，指出结束贫困的关键在于让穷人走上发展的阶梯，贫穷并非与生俱来，私人市场力量与公共政策的相互补充，加上更为和谐的全球治理体系，人类才会有能力消灭极端贫困，将技术进步所带来的经济繁荣惠及地球上的每一个人。 看到这样的表述，我真是心有戚戚。忽然觉得与阅读胡鞍钢、王绍光有一种别样的对比之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