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国企为什么光芒四射？简而言之，这些国企正好赶上了一个通货膨胀型繁荣期。在过去几年，资产和能源价格上涨，而大量国企恰恰集中于这些领域，因而利润大增。
作者:王安／文
世界500强中国居26席，只有联想一家民企入围 还记得沈阳防爆器厂吗？据说这是改革开放后第一个破产的国有企业，那是1985年。 俱往矣。踏着前行者的尸体，如今国企们日益光芒四射了。 放眼看去，中国社会许多方面都出现类似“政府控股”的状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越来越接近“政府垄断+局部竞争”的格局，土地、银行、石油、电力、电信、航空、铁路甚至钢铁、汽车等莫不如此。 对于这种局面，国资委很是自豪：3年前，国有资产每年利润平均增加1500亿元，2006年一下子达到6000亿元，2007年将接近1万亿元—这说明了什么？无论什么样的所有制，只要遵循企业发展规律，就可以办得很好，大大赚钱。
2008年7月，美国《财富》杂志发布新的世界500强榜单，中国企业居26席，中石油更以4240亿美元的价值，超越百年老店美国通用电气，荣登榜眼宝座。 然而，与世界500强绝大多数属于民企这个状况截然相反，中国上榜企业莫不属于国企或国家控股企业，大部分更属于垄断国企，竟只有联想一家民企入围。 对于国有企业的效率和创造利润的能力，经济学早有定论：国有企业不可能有效率，不可能具备内在的利润创造能力。为什么？中外经济学家已经提出过诸多理论，比如激励约束理论，预算软约束理论。 但是，我们的国企为什么光芒四射？简单而言，这些国企正好赶上了一个通货膨胀型繁荣期。在过去几年，资产价格上涨，投资旺盛，就是典型的通货膨胀所促成的繁荣。在这一繁荣周期中，能源、投资品等的价格最早开始上涨，上涨时间最长，上涨幅度也最大。而大量国企恰恰集中于这些领域，因而它们的利润出现了大幅度增加。 举例来说，在这一轮能源价格上涨周期中，任何人，只要能够数得清钱，随便开一家石油公司，都可以挣得盆满钵满。但是，不是谁都能开办石油公司，政府的法律和政策维护着几家国有石油公司的垄断地位。尽管钱挣得不少，但是，严肃的经济学家不会相信，这是严格意义上的利润。 这些人工合成的国企体质如何？一位经济学者指出，市值超过加拿大皇家银行和德意志银行的招商银行，2006年净利润却仅相当于德意志银行净利润的12%，相当于加拿大皇家银行净利润的22%。 不仅在实体经济上国企光芒四射，看看股市吧。有评论说：回顾中国资本市场走过的路，我们看到一个令人不安的现状，即新股发行市场正逐渐发展成由央企及一些地方大型国企一统天下，民营企业及其他类型企业上市基本被排除在外。这种格局如果长期存在，央企与其他企业不可能在市场上展开有效竞争，央企就不能感受到上市公司应该受到的压力，所谓公司治理的建立就容易走过场。 评论说，话语权过度集中于体量庞大的央企，容易造成市场结构失衡，造成二级市场大起大落，央企能够集中各种社会资源为己所用，将发行价定得过高，给市场造成错觉，严重损害了市场交易的公正公平，对中小散户造成很大伤害。 政府控制的资源越多，个人的生活空间就会越小 中国的税负水平一直说不清。 政府工作报告中的说法是，2007年财政收入是5.13万亿元。 不过，中央党校教授周天勇给出了一些较为吓人的数据：2007年政府税收是4.8万亿元，另有1.2万亿元的卖地收入，1.6万亿元的收费罚款，加上彩票收入、社保基金和烟草税等，总数大约是9万亿元。也就是说，2007年有3.9万亿元财政收入没有报告全国人大，甚至财政部也不见得清楚这笔账。 美国《福布斯》杂志曾公布了2007全球税负痛苦指数，中国排在法国和比利时之后，列世界第三。财政部副部长王军辩解说，中国宏观税负并不高，只占GDP的18%，比发达国家低12个百分点。这怎么可能？算上预算外的3.9万亿元了吗？看看2008年11月重庆出租车司机罢运事件吧。在出租车行业的食物链中，重庆在出租车公司与出租司机之间，比其他地方还多出一层二级承包人。有测算：一辆出租车在一个月运营中共产生利益9346.33元，其中地方政府收下2807.33元，出租车公司拿走3812元，二级承包人扣下1450元，剩下的1376元是出租车司机的。出租车司机的税负如何？ 并且，在致富路上，民众跑不过政府。耶鲁大学教授陈志武的数据证明：自1995年到2007年的12年间，GDP年均增长10.2%，政府财政税收年均增长16%(扣除通胀率)，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8%，农民纯收入年均增长6.2%。12年间，政府收入增加5.7倍，城镇居民增加1.6倍，农民增加1.2倍。只有国家的财政税收超过GDP的增长速度，而城镇居民，特别是农民，这两个群体的增长速度要慢很多。 2008年8月14日，财政部发布了一份对上半年税收增长的结构分析，认为税收继续快速增长并不是国家从制度上加重税负的结果。上半年全国税收总收入完成31425.75亿元，同比增长33.5%，增收7890.94亿元，同期GDP按照可比价格增长10.4%。 陈志武认为，财政收入大幅度超收，这是一个很糟糕的局面。政府控制的资源越多、越有钱，政府从经济增长中得到的好处就会越多，让民间分享的就会越少，最终在经济上会表现为产业结构更为重工业化，第三产业发展不足，而个人的生活空间也会越来越小。最好的做法是给各行业的企业都减税，给老百姓家庭减轻压力，应该减税、退税。 次贷危机对中国影响日深，减税呼声渐趋强烈 应该说，目前学界就提高个税起征点已基本没有分歧，争议的只是个税起征点的提高幅度和政策效果。经济学家茅于轼主张提高至8000元，此前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魏杰教授认为应该提高至5000元。 “个税起征点提高到8000元？还不如干脆取消征收个人所得税。”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副所长刘尚希明确反对大幅提高个税起征点。他指出，月收入2000元以下的低收入群体本来就不必缴纳个税，他们享受不到进一步提高个税起征点的任何好处。相反，低收入群体可能还会因为政府收入减少、开支能力相应减少而利益受损。 2009年1月1日将全面实施增值税转型改革，减税额度将超过1200亿元，成为历史上单项税制改革中减税力度最大的一次。三项减免税费政策合计近1600亿元，再加上内外资所得税合一、暂停征收利息税、降低印花税并改为单边征收、房地产税费减免、增加出口退税、减少出口关税等，减税总额约在3000亿元以上。 财政部公布的“2007年全国财政总收入决算表”显示，当年全国财政总收入为51321.78亿元，占GDP总量的20.8%。其中，税收收入占财政总收入的比重为88.9%。在各项税收中，占比5%左右及以上的有6类，由高到低分别是：国内增值税(占33.9%)、企业所得税(占19.2%)、营业税(占14.4%)、个人所得税(占7%)、印花税(占5%)、国内消费税(占4.8%)。 减税还有多大空间？截至2008年10月，中国财政收入同比增幅已经连续5个月下滑。财政部11月13日发布的最新财政收支情况显示，2008年10月，全国财政收入5328.95亿元，比去年同月下降0.3%。这是近年来首次出现月度财政收入同比负增长。其中，中央财政收入同比下降8.4%。 尽管多方测算显示，2008年财政超收无悬念，但在财政收入增速下降趋势已然形成，以减税和增加支出为特征的积极财政政策势必压力陡增。 学习港澳好榜样，广东要给百姓发红包 广东东莞市委书记刘志庚也想给百姓发红包。 话说东莞乃富庶之地，有户籍人口170万人，但常住人口却有800万人，多是外地打工者。2008年4月30日，刘书记在“新产业新东莞”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会上表示，最近中国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向居民派送红利的做法触动了他，“我看到这个消息后，初步有个念头，在我们财政可以负担的情况下，也向市民发点钱，以抵消CPI高速增长的影响。”刘书记还表示，发的这些钱可以叫做“临时生活补贴”。 刘书记想要学习的好榜样是中国的香港和澳门，是东莞的邻居。 同东莞一样，香港也遭遇了物价上涨之苦。2008年1月16日，香港立法会议员提交应付通胀议案，要求政府让利。很快香港政府财政司便回应：调低个人所得税额，对房屋业主免去两个季度的部分税项，给低收入阶层提供幼儿园学券等。据说，这些退税款项达到700亿港元。 澳门政府是另一种做法，决定拿出超过20亿元的财政盈余给居民派发红利，永久居民可得5000澳元，非永久居民3000澳元。 刘书记没有提到美国，美国也在退税。2008年1月24日，布什总统与国会领导人就一项家庭税收减免和商业刺激计划达成一致，这是共和党的布什政府与民主党领导的国会的罕见合作，退税总额近1100亿美元。4月25日，布什政府突然宣布提前发放这笔退税款项。一般而言，个人最多可获600美元退税。 想法是好的，但钱从哪里来？钱如何分下去？ 香港和澳门的钱，据说是因为没留神政府收多了，要返还给社会，而中国内地却没有这种说法。比如2007年全国财政收入超过预算至少7000亿元，这些钱应该返还社会吗？返还多少？因没有先例，刘书记也只能笼统地说“财政可以负担的情况下”。 因此，刘书记的做法是个人行为，并没有形成制度。如果换了书记，这事就可能后无来者了。 要将刘书记的念头落到实处，接下来就是如何分配。比照澳门，有户籍的就是永久居民？没有户籍的就是非永久居民？有户籍的东莞人可能跑到洛杉矶买房长住了，而没有户籍的外地民工却可能决心在东莞安家了—这如何甄别？至于依香港、美国榜样退税，那将更为繁杂，牵扯更多方面的利益。 “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又被提起，几经试探无果 国民如何才能享受经济发展的成果？在全国全力保增长热潮中，这是一个越来越难以回避的问题。 一方面是各级政府部门不断推出堪称跃进的庞大刺激方案，但另一方面，每当事关国民实际收益的政策调整，无论社保差额的补足，个税起征点的提高，却总是困难重重，不好推动。30年来，国民为中国经济增长付出了不小代价，许多下岗工人、失地农民、待业学生，因为分配不合理而沦为中低收入的人群，他们应该在沉默中自我承担代价？ 解决就业，需要政府大型项目建设投资，更需要社会自发创业与市场机会扩充。如果不能大幅放宽行业进入限制，不鼓励更多有实力、有愿望的人投资创业，猛增的失业人口将形成对经济增长的抵触和财富分化的仇视。执政思路的转变，政府权力的约束，体制机制的突围，收入分配的优化，这不只是政府是否与民争利的事，而是关系中国改革发展的根本目的，关系国家强盛和国民富裕的合理逻辑。 日本的例子每每被提起。 1960年代的日本，同样是经济高速增长二三十年后，进入一个产业瓶颈阶段；同样面临产能过剩、内需不足、失业压力增大的困境；同样面临着国际资源价格暴涨和本币升值压力；同样是人均GDP达到了2000美元，向消费型社会转型的关键时刻，但日本做出了与今日中国不同的路径选择—出台了“国民收入倍增计划”。 日本政府明确承诺，政府公共开支每年增加25%，每年在个人收入调节税和企业税上共减税1000亿日元。这项政策开创了日本的黄金十年，引发了日本国内的一场消费革命。到1967年，日本国民生产总值提前翻一番，国民收入增加了一倍，中国则相反。中国在经历了近30年经济高速发展后，经济总量排行全球第四，但中国劳动力的成本仍然只有发达国家的2%至3%。据中国社会科学院2007年发布的数据，1990年至2005年，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例从53.4%降至41.4%，下降了12%，比1978年下降了21.9个百分点。 此前，广东省试图模仿日本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提出了“工资收入倍增”计划，但受到极大争议，现在正面临失败的可能。中央政府也早在三四年前就提出了调节收入分配、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制定最低工资标准，出台新劳动法等措施，但由于政出多门，没有统一规划和具体目标，收效甚微。 今天，为什么中国经济连续二三十年增长10%以上，但中国没有能够启动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为什么贫富差距问题严重？为什么老百姓仍然高储蓄低消费，让政府替自己花钱？ 【争论·最大的风险是体制复归】 前一刻，日照钢铁的掌门人杜双华列为首富榜次席；后一刻，这家民营钢铁巨头却面临被山东钢铁集团吞并的可能。这是“国进民退”的新例。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2008年最大的风险之一就是体制复归风险。在1997年之前，政府主导下的东亚经济取得了高速发展，“四小龙”成为很多人心目中经济腾飞的样板。但政府对经济的过度干预，也会产生深远的负面影响，在GDP增长迅速、经济状况较好时，这些弊端往往被隐藏起来，而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把这些矛盾暴露了出来。自1979年以来，中国体制转轨先是中央“放权让利”，再是多种经济成分迅速发展，到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的10年里，中央和地方政府的经济干预程度不断强化，这客观上使得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领域受限。体制复归呈现两个方面，一是财政收支规模的扩张逐渐加快，产生“国富民穷”之感；二是政府的经济管理力度加大，货币政策和产业政策的行政性都有所增强，发改委及其职能空前强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