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 谢九 2009年的就业压力扑面而来。 截至11月底，在我国10个劳务大省中，已经有500万农民工提前返乡，到2009年春节，这一数字还会迅速扩大。当城市无法再为农民工们提供足够的工作机会，他们中的很多人就将不得不留在农村。大学生们也将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2009年的高校毕业生将达到史无前例的610万人，以目前的就业形势看，预计将有200万人左右找不到工作，这个数字是2003年的高校毕业生总和。而其他一些城市白领们，则有可能面临裁员的威胁…… 中国经济的每一次剧烈动荡，都会带来劳动力的重新流动，而每一次劳动力流动和资本的重新组合，又会成为中国经济新一轮成长的动力。站在这个立场，2009年的就业压力，就将成为中国劳动力市场重新涌动的第三次浪潮，这次浪潮涌向的主题词，将是“服务业”。 改革开放之初，大量农村劳动力涌向乡镇企业，乡镇企业在接纳数以亿计的劳动力的同时，也成为中国经济当时最富活力的象征。这是中国劳动力自由涌动的第一次浪潮。10年前，国企改制和亚洲金融危机冲击的双重影响，导致国企职工大量下岗，成为当时最严重的社会难题，但是民营经济的蓬勃发展最终消化了大量失业人员，与此同时，民营企业也在这10年成长为中国经济的重要力量。这是中国劳动力涌动的第二次浪潮。而这一次，从2007年开始的企业发展升级与 2008年接踵而至的全球金融危机蔓延，使劳动力市场再次面临重新洗牌。数千万寻找岗位的劳动力何去何从？服务业将成为最大的就业蓄水池，我们由此将 2009年看做“服务经济元年”。
对于中国经济而言，服务业的崛起将是对旧有经济模式一次新的重组。在改革开放30年获取巨大成就之后，2009年将是中国经济一个新的开端。 从加工制造业转向服务业为重心，是一道重要台阶。改革开放30年至今，我国目前第三产业的比重仅为30%多，不仅低于发达国家60%～70%的水平，也低于发展中国家45%的平均水平。过去30年，我们以“中国加工制造”参与国际分工，解决了原始积累，摘掉了全民贫困的帽子，初步建立了庞大的消费体系。但因为偏重以投资拉动经济，以投资而拉动劳动力需求，客观上形成了“重制造业、轻服务业”的格局。投资拉动使得产业重合多，彼此竞争激烈，产业竞争的结果，吸纳就业的能力不升反降。从1980年至1990年，我国的GDP保持9.5%的增长，就业弹性为0.453，1991年至2000年，我国 GDP保持10%的增长，就业弹性下降至0.11，而从2001年至今，就业弹性更是下降到不足0.1。 如将这30年看作改革开放第一阶段，我国产业结构形成的巨大问题，不仅是知识产权不足导致创新型产业不足，而且还在于跨国资本与政府主导的投资较多集中于大生产制造项目，越来越多生产线的引进，基础设施的投入，构成了一条条经济大动脉，可这些大动脉上尚缺少丰富的静脉与毛细血管，难以保证经济大动脉长久蓬勃的涌动能力。我刊曾对长春汽车城做过调查，我们在那里已经积累了一流的生产设备，积累了一流的生产效率，但我们缺少精细的配件服务。我刊也曾对全国各地的高速公路网线做过调查，各地的高等级高速公路也已经四通八达，将最偏僻的地区都联系在一起，但这些公路的大部分却并非车水马龙。我们感叹那样一个文明古国，那样丰富的自然与文化历史旅游资源储存，但旅游所带来的收益，总远不如人意。这一切，原因都在我们第三产业的单调与落后，而第三产业的单调落后，还在于我们的经济环境严重的落后。 我们已经有了足够多的大企业，也有了足够多的小企业，但一方面是缺少创新型面向未来的大企业，另一方面是缺少由无数充满活力的小企业所构成的大企业。这些年，加工制造业伴生服务业，人民解决温饱后因文化娱乐、保健旅游的需求促发服务业，服务业其实已如雨后春笋，遍地开花。最具活力如餐饮、健身与美容美发、各色各样的娱乐场所。但与加工制造业比，它们往往是小民营经济体的组合，分散在各角落，投资与生产规模小而落后，难以连锁为先进生产力与先进经济关系。 因为加工制造业太多依赖海外市场，目前在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下，传统产业萎缩，亟待产业升级已不可避免。而低端制造业的衰退，更多劳动力与资金流向服务业一定成为趋势。更多人脱离制造业后，将重新认识服务业，而国家对银行适应相关投资政策的改革，对服务业、文化产业投资优惠政策的出台，实际已经给服务业的流向建立了通途。服务经济实际也是制造业升级、创新型产业生长的土壤，我们意识到，这个改革开放新一年的起步，将开始服务经济的全面意识更新，由此 2009年将在这种新的开端中充满新的希望。 回顾中国经济改革开放30年取得的无数成就，最大奥秘就在于释放出民众最大的积极性。这些民众追求更富裕、追求更好生活的原始动力，总需要政府拆除影响其发展的樊篱，刻意扶持。改革开放之初，乡镇企业的蓬勃发展就是民间“谁先富起来”积极性的涌动，它们在政府扶植下，从农村起端，不仅成为中国农民的第二大历史性创举，而且带动了城里的先进知识分子、先进技术下海下乡，结果是，乡镇企业成为最活跃的改革开放经济体，引发了对内对外的投资拉动。10年前，我们的国企改制所遇到亚洲金融危机，与今天的产业升级所遇到世界金融危机，震荡效果相似，但正是国企改制与亚洲金融危机的双重影响，使有见识的国内外商人们看到了其中机会，而国家的“国退民进”又给他们营建了极肥沃的发展土壤。这使得本来弱小的民营经济体迅速壮大，一批大体量民营企业开始脱颖而出，下岗危机于是消失于无形，民营经济由此在规模和效益上都超过了国有经济，中国经济换取了新一轮的繁荣。 由此我们可以从这30年历史上看到，最困难的时候总是新的机会的开始。与前两次浪潮不同的是，这个新开始将更依赖经济或者说制度环境的改善——一个处处樊篱的经济体不会诞生生气勃勃、富有竞争力的服务业。某种意义上，这是对政府服务意识的一种新的考验，一个更开放、务实、更锐意进取的政府是服务经济健康发展最重要的保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