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艺术家在体制性制约下又当何为？
撰稿／刘洪波《长江日报》评论员，杂文家
秀才与刽子手，可以视为专制秩序的两个底层面相。秀才代表着专制秩序的文化劝喻，刽子手代表着专制秩序的惩罚暴力。秩序的最高意旨，通过秀才与刽子手落实。因此，秀才与刽子手可以算是基层统治者。 秀才与刽子手，也可视为依附于专制秩序的两种生活。在这意义上，如果划分阶级成分的话，秀才与刽子手可以算是“人民”，而不是“敌人”。传统戏剧中有很多秀才，基本特征是贫寒。传统戏剧中基本没有刽子手，但多狱卒，基本特征是好小利但不无同情心。
１２月中旬在武汉热演的黑色喜剧《秀才与刽子手》，把历史大变局中秀才与刽子手的生活转折搬上舞台。晚清社会遭逢几千年未有之变局，科举与剐刑的废止使得秀才与刽子手同时处于世界崩塌的境地，一个“秀才当不成秀才，刽子手当不成刽子手”的时代来到了。 废科举兴学校和废除剐刑是时代的进步，对于专制政权来说却是“万不得已”的无奈，因为这意味着对“政权基础”的抛弃和背叛，也意味着政权文化权力和惩罚权力的某种丧失。对于具体的人，例如秀才徐圣喻和刽子手马快刀，科举和剐刑的废止，不仅使他们的全手绝活变得毫无价值，建立在个人经历上的人生意义被否定，而且使生活陷入飘泊动荡之中。 本来，秀才的最高理想是状元或者翰林，穷秀才的骄傲，来自于“圣贤门生”的定位，也来自于当状元这种发展的可能性。而刽子手是个不会有良好社会评价的职业，一个刽子手的最好前景，不过是把杀人活计做得更好，杀出美感来的刽子手仍然是刽子手。而现在，秀才与刽子手同时失去了存在依据，前景一片苍茫。剐人的技术活将要被切萝卜式砍头替代，而马快刀是一个剐刑高手，一个“杀人美学”的实践者，他不能容忍自己去做这种毫无技术含量的活路。科举被学校取代，徐秀才全部的尊严与骄傲瞬间倒塌，他的生存甚至都成了问题。 马快刀迅速地完成了刽子手到卖肉匠的转变。既然不再有科举，徐秀才自然也无法“穷且益坚”，他必须把酸气去掉，努力活着，现在他成了马快刀的学徒。而最后，马快刀学会了读书识字，徐秀才成了新的卖肉神手，大家都是自食其力、能文能武的公民。 《秀才与刽子手》在观赏性上可说做到了充足程度。秀才与刽子手，两种身份的反差很利于喜剧性发挥，加上着意表现的笑场情节，流行风格的音乐歌舞，人偶合演的戏剧效果，都足够让观众保持兴致，且足以争取到更多观剧人群。 马快刀的出现是一个重大收获。这是一个新的戏剧形象，这个人物将杀人职业做到美学境界，在生活中定义好人坏人的标准不是道德化的，而是“刽子手化”或者说“解剖化”的，但他也不是“杀人狂”，而只是职业刽子手。 徐秀才这个人物，作品未能赋予新的理解。从剧场效果看，这个人物的成立，仅仅依靠着观众对“穷秀才”的同情，这种同情也几乎没有超出传统戏剧的水平。这也许部分地可以归结于传统认知模式对观众的影响过于巨大，但作品未能在帮助观众克服这种认知模式上作出太多努力至少是一种疏忽。 艺术家可以不关心观众怎样接受一部作品，也可能认为观众接受作品的方式应交给观众，但艺术家不能不关心怎样塑造一个新的人物，徐秀才不同于其他秀才的特性在哪里？在剧中，徐秀才被塑造成了“应试教育受害者”，只知读书，视应考为最大乐趣。这虽有一定“现实意义”，但严重影响了人物开掘的深度。废止科举可以说是一个“使我孔子痛哭于九原”的变局，晚清政权即便放弃其文化权力和教化基础而不得不如此，可谓万般无奈。徐秀才的复杂性在于，他既是必须被放弃的传统的一部分，又是因传统颠覆而处于个人价值被否定的个人，他既是专制秩序的末端执行者和受益人，又是一个没能够转向新学新知的旧学殉葬者。时代大势、个人遭际、人生意义、生存压力、转型痛苦、价值冲突，集于徐秀才一身，岂只是“值得同情”而已。把这个人物的成立，建立在观众对“秀才落魄”的同情之上，弱化了戏剧可能达到的高度，使得它仅仅是一部喜剧，甚至只是一部笑剧。 中国话剧的天花板是什么？你可以说艺术家的局限是某种体制性因素的产物，但艺术家在体制性制约下又当何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