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文/苗炜 在塞日·甘斯布逝世16年后，他在巴黎的房子仍然保持着当年的模样。还有酒精和烟的味道。有一尊无头的裸体雕塑，有无数收藏品——玩具猴子、警察徽章，有凌乱的照片，有一张比真人还大的碧姬·芭铎的海报。16年来，这个房间一直在封闭状态，只有女管家和偶尔前来的家族成员才允许进入。房子主人是夏洛特·甘斯布，在一位建筑师的帮助下，这套寓所将被改造成博物馆，夏洛特想向世人展现这位歌手的私人世界。 现在的许多巴黎人还记得这位歌手，简·伯金和碧姬·芭铎的情人。夏洛特·甘斯布说，在巴黎每次乘坐出租汽车，都能听到司机讲述一个他父亲的故事。许多人还记得他去世那天的场景，1992年3月2日。但还有谁能讲述1968年的故事吗？那一年，甘斯布离开了碧姬·芭铎，和简·伯金在一起。那一年，他的歌曲《我爱你我不爱你》大出风头。人们可以从老唱片店和网络上找到这首歌，但很难凭借一首歌、一篇回忆文章甚至是一本传记就拼贴出1968年的场景。 人们很容易保持对十几年前往事的记忆，但也会无奈地看到，某个特殊的纪念日会变得越来越遥远，似乎将要沉入历史的深处。再没有亲历者能重新讲述，再没有口口相传的民间叙述，它们变成某种模糊而脆弱的集体记忆，只有那些整数年份才提供回想的正当性。“二战”胜利已经过去60多年了，1957已经过去50年了，1968已经过去40年了。可以肯定的是，我们亲历的80年代，也会有过去40年，过去50年的时候。 但是，没有哪一年能像1968年那样，叛逆精神激荡整个世界。各处的年轻人都要造反，各种社团层出不穷。这些运动既不是规划好的，也没有组织。这些运动反对权威，没有领导者，或者领导者否认自己是领导者。美国联邦法院在1969年控告阿比·霍夫曼等8位社会活动家共同谋划芝加哥的骚乱，霍夫曼说，我们连吃一顿午饭都无法达成一致意见。阿比·霍夫曼当年筹备的“青年国际党”早就风消云散，Yipie也成为一个陌生的名词，人们用“反叛”这个字眼来谈论60年代，革命则越来越罕见。后一个词则经常唤起正义和崇高的联想，人们避免使用这个词语，是这个世界越来越缺乏崇高。而使用“反叛”这个词则容易许多，它不那么负责任，既表达了你对现实的不满，也透露了你毫无建设性的无奈。 那时候的年轻人反对消费主义，喜欢左派思想，简·伯金和甘斯布在南斯拉夫拍摄了一部电影之后，买了一辆劳斯莱斯，“我们用共产主义的钱买了一辆车”。如今，以伯金命名的爱马仕包却随处可见。那时候的年轻人喜欢摇滚乐，喜欢美国电影，想去除文化上那个贵族统治的烙印。如今，我们却在漫天的娱乐中麻醉，丧失记忆。“二战”后长大的一代人，和他们的前辈很不一样，1968年，他们忽然发现他们所干的事情都有相同的诉求。是电视网让法国学生看到在墨西哥发生的一切（麦克卢汉在60年代提出“地球村”这个概念），如今，世界以互联网联系在一起，但所有年轻人的冲动都消弭于其中。
1968年以一种非常规范的日子开始，那年的元旦是星期一，教皇宣布这一天是和平日，越南的南北方之间停火24小时，但其实这一天双方的军事对抗并没有停止。《纽约时报》说，越南的农历新年，将会有另一个和平日。 78岁的法国总统戴高乐在这年新年之夜发表电视讲话，祝贺1968新年来临，他在第二个7年任期的第三年，“所有的信号表明，我们将为国际争端的解决提供更有效的办法”。他说，法国将给越南和中东带来和平，“越南战争是一个大国企图消灭一个小国”。事实上，法国人在“二战”之后曾在越南作战，也曾在阿尔及利亚作战，1962年进入和平时期，到1967年这5年间，法国人的工资收入在接连上涨，小汽车和电视机的销量不断上升，进入大学的人数也在持续增加。 “在其他国家被混乱所惊的时候，我们将继续做秩序的典范。在这个世界里，我们没有敌人。”戴高乐在当年的电视讲话中这样说。《巴黎竞赛画报》问蓬皮杜总理，对戴高乐将军拿诺贝尔和平奖有何预期。总理回答说，你觉得和平奖对戴高乐将军真有那么大的意味吗？将军只考虑历史，没有任何评价能引导历史的裁决。 这一年元旦，巴黎市在法国文化部长的号召下进行了一场大扫除，凯旋门等标志性建筑都焕然一新，高压水枪用来清洗巴黎圣母院700年来的灰尘，报纸上讨论这样搞卫生会不会破坏文物。《巴黎竞赛画报》提醒读者关注这个世界，美国将有一场选举大战，苏联的社会主义卫星国里正萌动自由的星火。 在纽约，鲍勃·迪伦在新年第一周发布了他的一张新专辑，此前他因摩托车事故沉寂了一年半的时间。这一年开始的时候，已经有5万台电脑在美国运行，其中1.5万台是刚刚过去的1967年运行起来的。50年代有人预言，6台电脑就能满足美国的计算需求。到1968年底，世界上第一个鼠标诞生于加州斯坦福大学，它的木制外壳虽然粗糙，但它使计算机的操作更加简便。不过那一年开始时，美国许多城市都笼罩在恐惧的气氛中，对于许多城市的警察局来说，装备了机关枪的警车，大量的灭火器和催泪瓦斯才是更重要的。在过去几年的城市骚乱中，发生了多起死亡事件，黑人斗争似乎不再是非暴力的。 自1959年古巴革命胜利之后，每年元旦，哈瓦那都会举行盛大的游行。1968年的游行活动被卡斯特罗进行了修改，为保护城市街道，他决定取消展示苏联坦克的环节，元旦游行的主题是纪念3个月前被杀害的切·格瓦拉。从1967年开始，《革命中的革命》一书在西方广泛传播，大学生开始把切当成偶像。1968年1月，众多西方学者参加在古巴召开的世界文化代表大会，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会后发表文章说，古巴自由、繁荣的文化活动，社会、教育方面的成就，以及让人喜爱的反物质主义的完美境界，不能不吸引着知识分子。萨特也极力赞扬:“古巴必须赢得胜利，不然我们就将失去一切，甚至希望。”那一年最先失去希望的恰恰是古巴的摊贩和私营酒吧，卡斯特罗揪出来一个反党集团，开始消除私营企业。 1968年慢慢开始了，人们将记住更多的场景——大门乐队的莫里斯在演出中露出生殖器，谩骂警察。以赛亚·伯林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学生抗议活动中，一边拿出手绢抵挡警察的催泪瓦斯，一边茫然地要和非理性论争。这些戏剧性的场面只能强化1968年的混乱，却无助于整理那个年代的文化遗产，我们将讲述人的故事，讲述他们的1968，总有些东西经过跌宕的岁月沉淀下来，像冰块般寒冷，触摸上去，又像火一样灼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