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快乐 1968, 新年快乐



 文/苗炜

  在塞日·甘斯布逝世16年后,他在巴黎的房子仍然保持着当年的模样。还有酒精和烟的味道。有一尊无头的裸体雕塑,有无数收藏品——玩具猴子、警察徽章,有凌乱的照片,有一张比真人还大的碧姬·芭铎的海报。16年来,这个房间一直在封闭状态,只有女管家和偶尔前来的家族成员才允许进入。房子主人是夏洛特·甘斯布,在一位建筑师的帮助下,这套寓所将被改造成博物馆,夏洛特想向世人展现这位歌手的私人世界。

  现在的许多巴黎人还记得这位歌手,简·伯金和碧姬·芭铎的情人。夏洛特·甘斯布说,在巴黎每次乘坐出租汽车,都能听到司机讲述一个他父亲的故事。许多人还记得他去世那天的场景,1992年3月2日。但还有谁能讲述1968年的故事吗?那一年,甘斯布离开了碧姬·芭铎,和简·伯金在一起。那一年,他的歌曲《我爱你我不爱你》大出风头。人们可以从老唱片店和网络上找到这首歌,但很难凭借一首歌、一篇回忆文章甚至是一本传记就拼贴出1968年的场景。

  人们很容易保持对十几年前往事的记忆,但也会无奈地看到,某个特殊的纪念日会变得越来越遥远,似乎将要沉入历史的深处。再没有亲历者能重新讲述,再没有口口相传的民间叙述,它们变成某种模糊而脆弱的集体记忆,只有那些整数年份才提供回想的正当性。“二战”胜利已经过去60多年了,1957已经过去50年了,1968已经过去40年了。可以肯定的是,我们亲历的80年代,也会有过去40年,过去50年的时候。

  但是,没有哪一年能像1968年那样,叛逆精神激荡整个世界。各处的年轻人都要造反,各种社团层出不穷。这些运动既不是规划好的,也没有组织。这些运动反对权威,没有领导者,或者领导者否认自己是领导者。美国联邦法院在1969年控告阿比·霍夫曼等8位社会活动家共同谋划芝加哥的骚乱,霍夫曼说,我们连吃一顿午饭都无法达成一致意见。阿比·霍夫曼当年筹备的“青年国际党”早就风消云散,Yipie也成为一个陌生的名词,人们用“反叛”这个字眼来谈论60年代,革命则越来越罕见。后一个词则经常唤起正义和崇高的联想,人们避免使用这个词语,是这个世界越来越缺乏崇高。而使用“反叛”这个词则容易许多,它不那么负责任,既表达了你对现实的不满,也透露了你毫无建设性的无奈。

  那时候的年轻人反对消费主义,喜欢左派思想,简·伯金和甘斯布在南斯拉夫拍摄了一部电影之后,买了一辆劳斯莱斯,“我们用共产主义的钱买了一辆车”。如今,以伯金命名的爱马仕包却随处可见。那时候的年轻人喜欢摇滚乐,喜欢美国电影,想去除文化上那个贵族统治的烙印。如今,我们却在漫天的娱乐中麻醉,丧失记忆。“二战”后长大的一代人,和他们的前辈很不一样,1968年,他们忽然发现他们所干的事情都有相同的诉求。是电视网让法国学生看到在墨西哥发生的一切(麦克卢汉在60年代提出“地球村”这个概念),如今,世界以互联网联系在一起,但所有年轻人的冲动都消弭于其中。

 新年快乐 1968, 新年快乐
  1968年以一种非常规范的日子开始,那年的元旦是星期一,教皇宣布这一天是和平日,越南的南北方之间停火24小时,但其实这一天双方的军事对抗并没有停止。《纽约时报》说,越南的农历新年,将会有另一个和平日。

  78岁的法国总统戴高乐在这年新年之夜发表电视讲话,祝贺1968新年来临,他在第二个7年任期的第三年,“所有的信号表明,我们将为国际争端的解决提供更有效的办法”。他说,法国将给越南和中东带来和平,“越南战争是一个大国企图消灭一个小国”。事实上,法国人在“二战”之后曾在越南作战,也曾在阿尔及利亚作战,1962年进入和平时期,到1967年这5年间,法国人的工资收入在接连上涨,小汽车和电视机的销量不断上升,进入大学的人数也在持续增加。

  “在其他国家被混乱所惊的时候,我们将继续做秩序的典范。在这个世界里,我们没有敌人。”戴高乐在当年的电视讲话中这样说。《巴黎竞赛画报》问蓬皮杜总理,对戴高乐将军拿诺贝尔和平奖有何预期。总理回答说,你觉得和平奖对戴高乐将军真有那么大的意味吗?将军只考虑历史,没有任何评价能引导历史的裁决。

  这一年元旦,巴黎市在法国文化部长的号召下进行了一场大扫除,凯旋门等标志性建筑都焕然一新,高压水枪用来清洗巴黎圣母院700年来的灰尘,报纸上讨论这样搞卫生会不会破坏文物。《巴黎竞赛画报》提醒读者关注这个世界,美国将有一场选举大战,苏联的社会主义卫星国里正萌动自由的星火。

  在纽约,鲍勃·迪伦在新年第一周发布了他的一张新专辑,此前他因摩托车事故沉寂了一年半的时间。这一年开始的时候,已经有5万台电脑在美国运行,其中1.5万台是刚刚过去的1967年运行起来的。50年代有人预言,6台电脑就能满足美国的计算需求。到1968年底,世界上第一个鼠标诞生于加州斯坦福大学,它的木制外壳虽然粗糙,但它使计算机的操作更加简便。不过那一年开始时,美国许多城市都笼罩在恐惧的气氛中,对于许多城市的警察局来说,装备了机关枪的警车,大量的灭火器和催泪瓦斯才是更重要的。在过去几年的城市骚乱中,发生了多起死亡事件,黑人斗争似乎不再是非暴力的。

  自1959年古巴革命胜利之后,每年元旦,哈瓦那都会举行盛大的游行。1968年的游行活动被卡斯特罗进行了修改,为保护城市街道,他决定取消展示苏联坦克的环节,元旦游行的主题是纪念3个月前被杀害的切·格瓦拉。从1967年开始,《革命中的革命》一书在西方广泛传播,大学生开始把切当成偶像。1968年1月,众多西方学者参加在古巴召开的世界文化代表大会,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会后发表文章说,古巴自由、繁荣的文化活动,社会、教育方面的成就,以及让人喜爱的反物质主义的完美境界,不能不吸引着知识分子。萨特也极力赞扬:“古巴必须赢得胜利,不然我们就将失去一切,甚至希望。”那一年最先失去希望的恰恰是古巴的摊贩和私营酒吧,卡斯特罗揪出来一个反党集团,开始消除私营企业。

  1968年慢慢开始了,人们将记住更多的场景——大门乐队的莫里斯在演出中露出生殖器,谩骂警察。以赛亚·伯林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学生抗议活动中,一边拿出手绢抵挡警察的催泪瓦斯,一边茫然地要和非理性论争。这些戏剧性的场面只能强化1968年的混乱,却无助于整理那个年代的文化遗产,我们将讲述人的故事,讲述他们的1968,总有些东西经过跌宕的岁月沉淀下来,像冰块般寒冷,触摸上去,又像火一样灼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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